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19]
那些阅读了关于罗马城是如何建立的，由哪些人建立的，以及罗马城邦的法令和法律都有哪些的读者，将不会对以下这类事实感到吃惊：在经历过诸多世代以后，罗马依然能维持其众多卓越之处，或者她能够在日后成长为一个如此伟大的帝国。
尽管取了这么一个标题，但马基雅维里的这部著作涵盖了整个罗马共和国时期，而不仅仅只是涉及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前几卷。通过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事例，它为国家和政治家应如何行动提供了实践性纲领。这些例子涵盖了从“阶层斗争”及贵族和平民政府之冲突，到从汉尼拔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政治生涯汲取的军事建议等等。透过马基雅维里实用性的眼光而非奥古斯丁的宗教视角，作为获取灵感之源，罗马共和国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新的重视。
当然，马基雅维里充分意识到了将古罗马标榜为共和国理想模型的缺陷。罗马的成功为自身带来了毁灭，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无法应付帝国的扩张。对马基雅维里而言，原因非常明确：
如果我们对罗马历史之进程详加审视，则能发现有两点原因导致了罗马共和国之瓦解：第一，和土地法有关的分歧之出现；第二，军事指挥之延长。
因为这两点，罗马共和国面临着同人民的矛盾，并逐渐失去了对贵族及其军队的控制。马基雅维里为罗马随着皇帝的出现失去自由而感到痛心，但他也没有找到医治的良药，因为这就是罗马为其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一个共和国必须在两条道路上做出抉择：是像罗马一样意在扩张，还是像古代斯巴达或今天的威尼斯一样更倾向于保全自身。马基雅维里的选择非常明了。那些拒绝扩张的国家或许能稍长时间地维持统治，同时避开困扰罗马共和国的一些冲突，但这么一来也就远离了荣耀之路。所有国家要么兴盛，要么灭亡，最好是接受不和以及野心带来的挑战，“将其视作无法避免的灾祸，我们才能实现古罗马般的伟大”。
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剧院和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政治委员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但对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来说，罗马共和国对他的吸引力并不小。在生动呈现古罗马上，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力不逊于任何现代媒体。莎士比亚对罗马人的兴趣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潮流（已知最早的古罗马历史戏剧是其对手克里斯托弗·马洛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启迪而写的《迦太基女王狄多》）。但正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最佳地保留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看待罗马史的视角。有三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基于罗马历史事件创作的，分别是：《尤利乌斯·凯撒》（1599）、《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1606）以及《科利奥兰纳斯》（1608）。这三部作品均大量参考了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其由托马斯·诺斯爵士于1579年翻译成英文，尽管普鲁塔克并非莎士比亚创作的唯一来源。《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1592）和《辛白林》（1610）的剧情同样以古罗马为背景，但被设置在共和国衰亡之后。《错误的喜剧》（1594）中的故事发生在希腊亚细亚，但它以普劳图斯的罗马喜剧为原型。除戏剧作品外，莎士比亚还在他的一部叙事诗中描绘了引向罗马共和国诞生的事件，即《卢克丽丝受辱记》（1593—1594）。
不像马基雅维里，莎士比亚对于被视作理想国家的罗马共和国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当时的英格兰是个君主制国家，英国国王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最优秀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但是，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矛盾在当时同人民代表、贵族特权及独裁权力相关的辩论中引发了强烈共鸣。莎士比亚为与罗马共和国相关的戏剧所选择的主题反映了当时的辩论及诗人在选角和戏剧潜力方面的敏锐眼光。罗马对外扩张及政治上相对稳定的那几个世纪被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莎士比亚将其笔墨放在了共和国的诞生和衰亡这两个端点上。
在《卢克丽丝受辱记》（“卢克丽丝”即卢克雷提娅）中，莎士比亚首先以诗歌的形式探究了罗马共和国的起源，并以布鲁图斯誓言复仇以及反抗塔克文·苏佩布结尾。差不多20年后，通过对或许只是传说人物的盖乌斯·马尔奇乌斯·科利奥兰纳斯的发掘，莎士比亚又回到罗马共和国这一题材。被对手流放出罗马城的科利奥兰纳斯和罗马的敌人结盟，决意报仇。他对罗马的进攻最终因母亲和妻子的苦苦请求而放弃。此后，他因背叛众人而被新盟友杀害。莎士比亚将他的《科利奥兰纳斯》放在“阶层斗争”的开始阶段，而骄横的贵族和民众反复无常的拥护之间的对比在观众中间激起了明显的反响。和历史上的债务奴隶制无关，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穷人因贵族囤积粮食而被激怒。在《科利奥兰纳斯》剧本创作前夕，这种不满激发了血腥的骚乱，被称作“米德兰暴动”。悲剧英雄身陷不同党派和他自己的骄傲营造的困境中，其行为暴露的紧张局势最终由于他的死亡而未能得到解决。
对当代观众来说，《科利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部知名度较小的作品。但《尤利乌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就不一样了。总的来看，这两部戏剧讲述了从凯撒担任独裁官到屋大维（未来的奥古斯都）取得胜利之间的历史。莎士比亚再次对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内在原因缺乏持久兴趣。但凯撒被杀引发的政治继承和弑君的正当性这两个相伴而生的问题，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备受争议。对莎士比亚来说，这些问题和他剧中的角色体现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剧中人物的复杂动机既不是罗马式的，也不是伊丽莎白式的，而具有普世性。莎士比亚的成就在安东尼于凯撒葬礼上的那篇著名演说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各位朋友，各位罗马人，各位同胞，请你们听我说；
我是来埋葬凯撒，不是来赞美他。
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
可是他们所做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入土；
让凯撒也这样吧。尊贵的勃鲁托斯
已经对你们说过，凯撒是有野心的；
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那诚然是一个重大的过失，
凯撒也为了他付出惨痛的代价了。
现在我得到勃鲁托斯和他的同志们的允许—
因为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
他们也都是正人君子—
图12 在根据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剧本改编的电影（1953）中，马龙·白兰度所扮演的马可·安东尼
到这儿来在凯撒的葬礼中说几句话。
他是我的朋友，他对我是那么忠诚公正；
然而勃鲁托斯却说他是有野心的，
而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
（《尤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3]
在《尤利乌斯·凯撒》中，更受人喜爱的角色到底是凯撒还是勃鲁托斯（即历史上的马尔库斯·布鲁图斯），观众对这一问题从未达成一致，而这正是莎士比亚的天才之处。凯撒所具有的野心是非常典型的罗马人品质，而痴迷于勃鲁托斯身上体现出的荣誉感或尊威同样如此。但这些都是普世性价值观，它们并不和安东尼对朋友的忠诚以及随后众人看到残缺不全的凯撒尸体而产生的恐慌有什么差别。勃鲁托斯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因其死亡而被赞颂为“最高贵的罗马人”。但荣誉感驱使他去刺杀待他如亲子的那个人。莎士比亚剧中的勃鲁托斯要比普鲁塔克笔下的同一人物更具野心，也更具人性。同样的分析可以用在《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剧中的主人公上，尽管无论是这对骄奢淫逸的夫妇还是精于算计的屋大维都没有勃鲁托斯那样充满吸引力或具有悲剧性。不管缺乏浪漫主义的纯化论者对莎士比亚剧中的历史精确性问题提出什么样的批判，莎士比亚仍将古代罗马人生动地刻画了出来，其采用的手法鲜有他人能够匹敌，而正是在这种手法中蕴含着他的罗马戏剧之所以拥有持久吸引力的奥秘。
共和国与革命
文艺复兴对于罗马共和国记忆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这种影响没有比在18和19世纪大革命时代的激荡岁月里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罗马古老知识的复兴为席卷欧洲和新大陆日益高涨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又添了一把火。罗马共和国为去君主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理想范本。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在至高无上的人民以及由人民选举的官员管理下，自由通过法制得到保障。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1651）一书中已将英格兰内战与西塞罗的影响，以及“被教导仇视君主制的罗马人的观念”联系起来。在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以罗马为模板，共和派的观点不断积攒力量，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
一名21世纪的旅行者在华盛顿特区或许依然能够察觉到罗马共和国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们产生的影响。当新的联邦政府在1791年成立时，城市的那些地标被重新命名以向罗马表达敬意。古斯克里克（Goose Creek[4]）更名为台伯克里克（Tiber Creek），詹金斯山（Jenkins Hill）变成了卡匹托尔山（Capitol Hill[5]）。美国议会的召集地就叫卡匹托尔，这让人想起罗马的至尊至大朱庇特神庙。对于所有参与到为合众国宪法制定而辩论的那些人来说，这些关联十分熟悉。许多人借用罗马共和国的名字，如布鲁图斯、加图和辛辛那图斯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的作者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两位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就用过普布利乌斯这一笔名。这让人想起了在罗马共和国和布鲁图斯并肩作战的那位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普布利考拉。
这些影射并非只是为了华丽的修辞。对于形塑美国的先驱者来说，罗马共和国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模板，借此他们可以获得指引。约翰·亚当斯就是这批人中的一员。他在1787年发表了那篇杰出的论文—《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宪法辩护》。作为继乔治·华盛顿后的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笃信历史上以罗马为原型的均衡政体。他最为青睐的政治家是西塞罗，后者对共和国政府的设想被亚当斯放在了序言部分以示敬意：
古往今来，世间尚未诞生一位身兼政治家、哲学家，比西塞罗更为伟大之人。其应掌握重大之权力。其对政府三分之笃信建立在不可变更之理由上。法律，于任何时代及任何形式之政府，乃唯一规章、度量及司法之保障，定能得到保护。共和国之名，意为人民财产应在立法机关内得到代表，并决定司法之规章。
在西塞罗的理想共和国中，政府的三个分支分别是官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而根据亚当斯的宪法，这三个分支变成了总统（掌握执政官的裁决权）、参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