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14]
卡图卢斯和西塞罗
在共和国时期，罗马文化史在发展至公元前1世纪时达到顶峰。即便在共和体制于内战中崩塌之际，也有一批天才作家将拉丁文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抒情诗人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前54）将精妙的希腊典故融入日常拉丁语的表述中，其孕育出的力量放在任何时代都不逊色。卡图卢斯善于通过借鉴亚历山大精致的希腊化诗歌和莱斯博斯岛的女诗人萨福的作品进行创作。他可以用最露骨的词汇描述性欲，但他对爱情心理状态的洞察是极为深刻的，源于痛苦的感受。这里全文摘引一部由他所创作的最短，同时也是最引人入胜的诗歌欣赏一下：
我既恨，又爱。你或问我缘何如此，
我不知道—但我有感于此，我备受折磨。
（诗篇85）
卡图卢斯的痛苦和灵感主要来自一个被他称为“雷斯比娅”的女人。这是一个从萨福的诗歌中虚构而来的人物，但其真实形象可能是昆图斯·梅特卢斯·凯尔勒的妻子克洛狄亚·梅特里。克洛狄亚因西塞罗的一篇充满咒骂的演说词而知名。除了其他令人生疑的行为外，她被控告下药谋害亲夫，以及同弟弟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此人乃西塞罗的仇敌）通奸。对卡图卢斯来说，“雷斯比娅”这个形象象征着堕落、爱和痛。卡图卢斯嫉妒她的一只宠物麻雀，并为其死亡而哀悼（诗篇2—3），数着她多如沙粒或星辰的吻以满足他的欲望（诗篇7）。但最终他谴责了她的背叛（“和你那三百个情人在一起吧，立即向他们敞开双腿”：诗篇11），并祈求自己获得解脱：
现在我不再期冀她以爱回报，
也并不指望其拾起贞操：
我只望自己一切安好，抛却这愚蠢的病痛
哦！神啊！还愿于我吧，以回报我的虔诚。
（诗篇76）
卡图卢斯诗歌的主题直击人类境况的核心，因此富有吸引力。其作品只是捎带提及共和国最后岁月的动乱，照亮了被政治叙事所掩盖的生动的罗马社会。引领我们了解这一世界的另一位重要向导，则远比卡图卢斯对政治感兴趣得多。然而其卷帙浩繁的作品对复原鲜活的罗马社会甚至具有更高的价值，他就是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在古罗马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没有一个罗马人能像西塞罗一样让我们如此熟知其生平和性格。与此同时，西塞罗留下了关于罗马共和国最后阶段那仅有的、最具价值的史料。他还是这段岁月里发生的一系列跌宕起伏的大事件中，站在政治舞台最前沿的亲历者。总而言之，和包括庞培·马格努斯或尤利乌斯·凯撒在内的所有同代人相比，西塞罗在更大程度上通过他的著作像凡人一样走近我们。他性格上有缺点，也会反复无常，但同时又富有理想主义、极具原则，并且时而非常勇敢。他最终在捍卫即将失败的罗马共和国的努力中献出了生命。
西塞罗（拉丁文原意为“鹰嘴豆”）出生于盖乌斯·马略的家乡，即坐落于罗马城西南方的城镇阿尔皮努姆。像马略一样，西塞罗也是一名“新人”。但不同于马略，同时有别于绝大多数罗马“新人”，西塞罗从未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引领西塞罗走向卓越的是他作为演说家而拥有的天赋。在当代大众传媒兴起之前，公共演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而西塞罗则是罗马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演说家。在去世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力度十足的演说，以至于使当时作为罗马第二大演说家的尤利乌斯·凯撒大受震撼，握在手里的纸卷落在了地上。西塞罗发表的演说词共有50余篇保留下来，让我们可以一睹其才华，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一瞥晦涩深奥的罗马共和国法律、社会和政治的宝贵机会。
在公元前70年，西塞罗通过对盖乌斯·维雷斯的控诉而一举进入罗马政坛。维雷斯是个贪腐的元老衔总督，任职于西西里期间，他利用公职掠夺行省财富。维雷斯的团队由昆图斯·霍腾西乌斯·霍塔卢斯担纲首席辩护人，后者是当时罗马首屈一指的法庭演说家。但西塞罗的开场演说及呈堂的大量证据极其犀利，让霍腾西乌斯毫无还手之力。最终维雷斯只得自愿流放。
通过维雷斯审判，西塞罗第一次申明了他所高举的、贯穿其仕途的政治宣言。从本质上说，西塞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信任元老院的集体领导以及共和国的传统架构。然而，西塞罗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传统共和体制十分钦佩，以至于忽视了其内部的缺陷。维雷斯的滥权反映出在政府挣扎着应对统治地中海的需求时，腐败却在罗马精英中滋生。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成书于公元前51年）一书中描述了他对罗马持有的美好想象。这部仅有残篇保留下来的论著是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写成的。元老院统治具有明晰的道德权威，指引着安静、被动的人民前进，同时疏导着个体化贵族的野心。西塞罗天真地认为这样一种体制可以保障和平。同时，他也未就公元前2世纪的社会经济弊病和城市暴民，以及像马略和苏拉这样的军阀持有私家军队等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他笔下的国家只存在于理想而非现实之中。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西塞罗只是一个哲学空想家而忽视他的存在。西塞罗是希腊哲学思想拉丁化的领军人物。就像普劳图斯和卡图卢斯在各自领域中所做的一样，西塞罗借希腊之体，服务于罗马之用。尤其是和柏拉图相比，西塞罗在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上花费了多得多的功夫。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西塞罗将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视作全然不分的一个整体。他认为政治衰落是道德衰退的一个必然结果。反过来，政治改革必然会呼唤道德方面的改革。因此，西塞罗为一个人如何立足于乱世提供了切实的建议。《论职责》（On Duties，公元前41—前43）是西塞罗在其生命最后阶段所创作的几部作品之一。在这部论著中，西塞罗求助于罗马历史上的德行来为时下的行为提供正确的指导。他认为人之至善是服务于国家，而为国家服务的最好体现就是反抗暴君。这部书写于凯撒被刺杀后不久，西塞罗始终认为，杀掉那些试图僭取独裁权力的人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无可诟病的。应该看到，在西塞罗的这种执着背后，存在着一股非常真实的当代力量。
西塞罗的演说词和论著透露了他对共和国的看法以及对合乎理想的罗马德行生活的一种信念。但这些作品无法让我们了解西塞罗其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阅读西塞罗给后世留下的最为丰富的宝藏—他的信札。超过800余封信函留存于世，贯穿其至少25年的人生岁月。许多信是西塞罗写给他那位知己兼最亲密的朋友，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意为“雅典人”，以此命名是因为他深爱着雅典且长期客居于此）的。在西塞罗死后，正是在阿提库斯的协助下，西塞罗的书信才得以出版，尽管阿提库斯首先把自己的回信从中删去。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看到西塞罗对时事的回应，包括他和庞培及凯撒之间那摇摆不定的关系，以及他对于凯撒独裁官的终结及凯撒之死表现出的残酷的欢乐（“若收到你的邀请，在3月15日去赶赴那最华丽的宴会，我会是多么高兴啊”）。这些内容似未受益于后见之明或后期编辑。
在信中，这位演说家和哲学家的弱点被暴露无遗。他软弱、优柔寡断、爱慕虚荣、记仇，还常常在评判自身和他人上犯错误。但同时，他又很聪明、富有同情心、理想化，有时也颇有英雄气概。他试图按照理想化的方式去生活，尽管他也时常清楚自己无法做到。最终，他为捍卫这些理想献出了生命。西塞罗是在凯撒被刺后的1年零6个月，在由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和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亚努斯（即未来皇帝奥古斯都）领衔的后三巨头下令后，被杀身亡的。但也正是奥古斯都给了西塞罗一个合乎其身的墓志铭。在见到自己的孙子正在阅读西塞罗的一部作品时，奥古斯都把这本书拿起来看了看，然后还回去，说：“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我的孩子，这是一名博学之士，一个爱国之人。”
砖与大理石
穿越到和我们之间相隔2000余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普劳图斯、卡图卢斯和西塞罗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罗马世界的最佳窗口。像艺术和建筑这类物质文化资料碎片化现象严重，很难向专家以外的大众进行解释。但这是罗马文化成就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它对我们理解罗马社会的男男女女日常生活的外界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资料在时空隧道中遗失了，或隐藏在罗马帝国时代所修建的纪念物之下。但罗马共和国遗留下来的许多作品既实用又美观。就像罗马文化所展示的每一个面向一样，罗马共和国的艺术和建筑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影响，同时又保持了独特的罗马风格。
很少有来自罗马早期社会的物质遗迹能够保留至今。卡匹托尔母狼铜像（图1）可能出自一名伊特鲁里亚工匠之手，尽管母狼身下的婴孩是在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时期（1471—1484）加上去的，但可以看出伊特鲁里亚对罗马的物质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房屋和神庙的设计风格也是建立在伊特鲁里亚模板基础上的。另外，伊特鲁里亚人同样以取材于当地陶瓦烧制的装饰性陶瓶、塑像和石棺而知名（意大利早期还未发现可资利用的大理石矿）。伊特鲁里亚人又进一步从希腊人那里汲取灵感。希腊文化对罗马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文学上，同样在艺术领域也并不少见。利用这些外来影响来满足罗马人不断变化的需求，这在共和国时代催生出一些极为精美的艺术作品。
罗马人自己将其在建筑领域取得的成就看成是对古代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贡献是高度功能性的。希腊人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西奥斯颇为感怀地写道，罗马最为壮观的三项建筑成就是“引水渠、铺砌平整的大道以及下水道”。这些建筑并非罗马原创，却是罗马人将原来的设计和效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存的建筑元素被用在一些新的维度上面，特别是凯旋门和拱顶。罗马人还大量使用混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