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12]
图7 科尔涅利娅和格拉古兄弟（1861）
他亲眼见到乡村遭到同胞遗弃是何等之严重，以及在田间耕作的人群是何等野蛮的奴隶。
提比略的解决之道虽然简单却具有启发性。在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时，他提议将土地分配给那些失业的小农，从而一举舒缓社会矛盾、减少城市暴民并改善兵员危机。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希望重新分配公有土地，即早期征服意大利时获得的土地，由国家租给贵族耕种。法律上说，一名罗马人拥有的公有土地面积不得超过500尤格（约合312.5英亩），但是这一限制长期以来被人忽视。提比略准备将所有超出定额的公有土地充公，并将这些新获得的土地以30尤格（20英亩）为一个单元分给失业的小农。并且，新分配的土地不得转让，富人因而无法将它们再次收购。
在一个保守的农业社会里，任何试图更换土地所有权的提案都会引起强烈的恐慌情绪。大量公有土地世代被某些家族持有，并允许被继承、出售，甚至用作家族墓地。总之，提比略遭到了来自元老贵族集团的反对，因为他们是改革中损失最惨重的那批人。由于无法说服元老院支持自己的提案，提比略决定行使保民官立法权，转向作为公民大会之一的平民议事会寻求支持。这一行为并未违反法律，但传统上来说，法律提案首先需要得到元老院的认可。此外，提比略的保民官同僚也是贵族出身。在平民议事会上，提比略再次遭到了阻碍。比如其中一个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就行使了否决权。提比略回应说，作为保民官，其天职就是服务于人民：“如果宣布人民的权力无效，那么他就不应该再是一名保民官了。”屋大维遭到免职，并被从平民议事会会场强行拖走。在由先例组成的体制中，这种做法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提比略的法律提案，《森普罗尼亚耕地法》（Lex Semperonia agraria）成为法律。
但新法却无法得到推行。土地标记模糊不清，相关记录也很贫乏，提比略发现自己无时不在阻力之下。无奈之中，他转向了一个谁都没料到的目标寻求援助。公元前133年夏，帕加马国王阿塔卢斯三世去世。因其未留继承人，他把自己的王国赠送给罗马。提比略把阿塔卢斯的遗产夺过来充当土地分配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他还立法称罗马人民将在亚细亚建立一个新行省。提比略通过以上行为挑战了罗马的统治秩序，因为财政和外交事务一直以来都是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的。提比略渴望攫取个人权力，甚至意欲成为众矢之的的罗马国王的流言开始四处传播。此后，他试图通过再次当选保民官来为正在实施中的改革提供保障。这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因为此举挑战了罗马年度更换官员的原则。他再次提名参加保民官竞选的做法引发了骚乱，300余人在暴动中惨遭杀害。提比略被一个元老身份的暴徒袭击而亡，他的尸体被扔进了台伯河里。
提比略的死亡也让他的耕地改革计划中道崩塌。直到公元前123年，也就是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生于公元前154年）紧随其兄的脚步成功当选保民官的那一年，法案再次得以恢复。没有人质疑盖乌斯的勇气，因其兄长所遭遇的命运摆在面前，他却依然选择踏上改革的征途。像提比略一样，他试图通过重新分配土地为小农提供帮助，但盖乌斯的提案覆盖范围更广，影响到了罗马社会的各个层面。为了帮助人口日益增加的罗马城市贫民，他为国售粮食限定了价格。古罗马几乎不存在任何组织化的福利和慈善制度。因此，通过提供食物和娱乐以保障人民幸福的重要性，被生活于稍晚时期的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喻为“面包和竞技”。盖乌斯同样对新崛起的骑士阶层施以援手。他在罗马行省建立了包税制。这一制度规定骑士群体向国家缴纳既定数额的税款，并负责监督税收，保障获取一定的利润。与此同时，他允许来自骑士阶层的人主持刑事法庭，其控制权原来掌握在元老衔的陪审团成员手中。这防止了元老对法庭的滥用，但同时也将行省大门向骑士敞开，后者可以起诉那些调查其剥削行为的正派的元老衔总督。
覆盖面极广的改革计划为盖乌斯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不同于提比略，他在争取公元前122年连任保民官的选举中获得了成功。同时，这激发了来自元老院更甚于提比略的仇恨。盖乌斯向城市平民和骑士阶层发出的呼吁威胁到了元老院的权威，他的个人地位和声望又使其陷入控诉其个人野心膨胀的声浪中。这样，元老院的操作使盖乌斯的支持度一点点遭到削弱。其他贵族保民官也被拉拢过来，要么反对盖乌斯的政策，要么制定更加诱人的政策与其竞争。这迫使盖乌斯不得不寻求新的支持者。因此，他推出一项授予意大利同盟者全部罗马公民权的法律提案。该法律可以减轻意大利日益激化的矛盾，然而却遭到来自贵族和罗马平民的双双反对，后者担心这会给他们的食物和工作带来竞争。盖乌斯在这项政策上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地位。他在公元前121年的竞选中以全副武装现身，激发了另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元老院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元老院最终决议”（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其给予执政官采取任何必要之行动捍卫共和国的权力。3000名盖乌斯的追随者被害，盖乌斯本人自杀身亡。官方悬赏凡获得盖乌斯头颅的人，将获得和该头颅同等重量的黄金。第一个拿到盖乌斯脑袋的人在前往领取奖品前，先将大脑除去，再向颅内灌入熔化了的铅液。
后人将格拉古兄弟视作罗马人民的佼佼者，而他们的塑像也如神庙中的诸神一样得到崇拜。但提比略和盖乌斯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他们颇具争议的政治生涯也逐渐动摇着元老院统治的稳定。因此，格拉古兄弟时代标志着罗马混乱一百年的开端，并最终将共和国引向灭亡。随着土地控制、军队征兵和同盟者权利等方面的矛盾持续酝酿、升级，一系列军事危机最终为下一世纪军阀的崛起打开了大门，进一步对元老院的集体权力构成挑战。
军阀崛起
这一阶段爆发的第一场危机是朱古达战争（公元前112—前105）。朱古达是努米底亚人的国王，其王国和罗马阿非利加行省接壤。公元前112年，朱古达下令屠杀在这一地区生活的罗马和意大利商人，颜面受损的罗马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在军事上，朱古达几乎无法对罗马造成任何威胁，但他在利用罗马人腐败方面的手腕是一流的，这充分体现在他那句著名评语上，即罗马“是个待售的城市，一旦有了买家，它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被派去和朱古达作战的元老衔将领的无能和贪婪让这场战争变得旷日持久，直到公元前107年，盖乌斯·马略当选执政官，成为军队统帅。马略是一名“新人”，也就是本家族中首个获得执政官职位的人。他之所以能成功当选，在于其作为一名从军经验丰富的士兵获得的声望。同时，他娶了尤利娅为妻，此人是尤利乌斯·凯撒的姑妈。虽然尤利乌斯家族在政治上地位并不突出，却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马略接任后，朱古达的军队迅速败北，尽管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05年。这一年，朱古达被马略的部将兼竞争对手卢修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俘获，标志着战争的结束。
图8 刻画朱古达被俘的第纳里银币（铸于公元前56年）。正面：戴安娜女神头像；反面：苏拉坐在一把升高的椅子上，其前方，努米底亚的国王波库斯单膝跪地，献上橄榄枝，朱古达则跪在苏拉座椅后方，双手被绑在身后
当阿非利加战事逐渐走向尾声之际，一场来自北方的严重得多的威胁正向罗马逼近。公元前2世纪末，数量庞大的日耳曼部落进入高卢和意大利北部地区。他们并不是以抢劫为生的士兵，而是规模完整的迁徙部落，据说人数达30万余众。这是迫于遥远东部地区的压力而进入罗马领土的众多日耳曼迁徙浪潮中的第一波。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让罗马军队遭遇了一连串的失利，并在公元前105年的奥朗治战役中达到顶峰。此役让罗马8万将士命丧沙场，损失之惨重尤甚于一个世纪前的坎尼会战。在这紧急关头，马略从阿非利加返回罗马，举行了战胜朱古达的凯旋式。在民众的呼声下，马略被视为罗马的救星，从公元前104年到前100年连续当选执政官。马略连续五年担任执政官是对共和国年度换届的职官传统的一种嘲讽，但他通过击败日耳曼的两次战斗（公元前102年普罗旺斯—艾克斯战役和次年的韦尔切利战役）回报了罗马人民给予的信任。军事胜利带来的荣耀和对执政官的垄断使马略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并再次为罗马贵族间的竞争抬高了赌注。
马略是统治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几大军阀中的头一人。然而，若从长远来看，比其本人政治生涯更重要的是马略对罗马军队做出的调整。在远征阿非利加及对抗日耳曼人期间，马略将所有自愿参军的人都征召入伍，这些人中不仅包括那些传统上达到财产资格的小额土地持有者，还包括了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结果，罗马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一支规整的职业军队。因为马略的士兵不需要耕种土地，所以需服从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在军队中服役更长的时间。又由于士兵多出身贫苦，其军事装备也皆由国家供给。这些士兵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马略的驴子”。因为他们在行军途中，身穿沉重的步兵甲胄，背负25公斤重的旅包，以及两杆长枪和一支西班牙短剑。两杆枪中的一杆配有一个由钉子稍微加固而成的金属尖头。这是马略本人发明的，目的是为了使掷出的标枪枪头发生弯曲，这样就不会再被人反扔回来。马略还调整了罗马军团的阵型。在扎马战役中，经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改革后的120人军团分队完胜了迦太基战象和僵化的马其顿步兵方阵。但现在，较小规模的分队被600人建制的中队所取代，成为罗马军团的基本单元。这样，更密集的士兵战斗团体可以更好地抵抗大规模日耳曼武装力量的冲击。通过以上改革，闻名四方的罗马帝国军团最终出现了。
马略改革锻造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职业化步兵军队。这也标志着罗马公民兵的旧观念遭到抛弃。为了征募士兵，马略许诺无地的志愿兵在退役时都会获得一份土地。履行这份承诺是将领的责任，而新招募的士兵则需要发誓保持忠诚。因此，军队就变成个人的私有之物，向将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