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马共和国 [11]
即便到此时，在东方，罗马依然缺乏吞并土地或建立行省的欲望。罗马真正想要的是确保自身权力重获认可。在马其顿灭亡后，这一意愿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500名埃托利亚统治精英被斩首，还有1000名亚该亚人作为人质被送往意大利，其中就包括未来的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在当年皮洛士统治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境遇更加悲惨，有15万名民众被俘为奴。同时，帕加马和罗德岛的势力也遭到削弱。但最能够体现罗马霸权的生动例子却涉及一个具体的人物。当罗马将注意力移到他处时，叙利亚的安条克四世趁机入侵了托勒密埃及。在亚历山大附近，他受到了由盖乌斯·波皮利乌斯·拉埃纳斯率领的一个罗马使团的传唤。当安条克接到罗马元老院要求撤军的命令时，这位国王提出需要时间和他的顾问进行商讨决定。拉埃纳斯“用手里握着的权杖在地上绕国王画了一个圈，并说道：‘在你走出此圈之前，告诉我你的决定，以便呈报元老院’”（李维原话）。安条克只能向罗马的意旨屈服。
到公元前167年，已经没有一个希腊国家可以对罗马的权力提出质疑或挑战。作为人质，波利比阿在罗马完成了《通史》一书，并督促他的希腊同胞服从罗马权威以避免遭受“那些曾经反抗罗马的人面临的命运”。这个严酷的评价太准确了。在相对和平地过了二十多年后，公元前149年，在一个名叫安德里斯库斯的王位觊觎者的领导下，马其顿共和国爆发了起义。叛乱遭到镇压，马其顿最终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不久之后，亚该亚联盟和斯巴达发生冲突，罗马人认为是时候了。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迦太基被摧毁的同一年，在罗马将领卢修斯·穆米乌斯的命令下，科林斯城被夷为平地。三个多世纪后，到访的希腊游客帕萨尼亚斯追忆了科林斯的灭亡：
起初，尽管城门已开，穆米乌斯对是否入城仍举棋不定。他怀疑城墙内设有伏兵。但在战后第三天，他开始对科林斯发起猛攻，并放火屠城。在城内发现的大部分人都死于罗马人剑下，但妇女和儿童被穆米乌斯变卖为奴。所有早先已被释放的奴隶，及那些和亚该亚人并肩战斗且未倒在战场上的人也都被出售。那些最珍贵的祭品及艺术品都被穆米乌斯运走。
图6 胜利者赫拉克勒斯神庙，牲畜广场（罗马），由卢修斯·穆米乌斯所奉献修建
此事成了50年前，在科林斯城授予希腊人“自由”的一个恰当的象征性终结。希腊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叙利亚和埃及则在名义上保持了独立。但现在，罗马共和国获得了古代希腊城邦和亚历山大大帝遗产的统治权。数十年的冲突所引发的愤怒和误解依然暗流涌动，而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未彻底消除。从长远来看，双方文化所获得的益处要远超其付出的代价。罗马的统治最终为东地中海带来了和平、稳定和富庶。在数百年后，讲希腊语的拜占庭帝国自豪地宣称他们是罗马的继承人。而对希腊人而言，尽管并不总是出于自愿，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和艺术输入罗马，为罗马人的生活带来了品位和全新的动力。借用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一句名言来说，就是“被俘的希腊俘获了她那野蛮的征服者”。
第六章 帝国的代价
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城的毁灭再次印证了罗马共和国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再无敌人能对元老院的权威和罗马军团的军事实力形成威胁。然而，仅过了一个世纪后没多久，罗马共和国就垮台了。共和国依赖的政治和社会平衡机制在混乱和内战中分崩离析。终极大权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转移到皇帝一人之手。
从真正意义上说，罗马共和国是自身成功的一个牺牲品。共和政制不断进化，是为了满足一个小型意大利城邦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共和政制是一项卓越的成就。它稳定而不失灵活，并能在集体和个人统治之间保持谨慎的平衡。但这个制度却从未为管理一个帝国做好准备。对外扩张给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和元老精英阶层的集体权威带来源源不断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样让罗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堪重负。早期的罗马人生活在一个小型农耕世界中，而由农民兵组成的军队只在战争季出征作战。在深度和广度上贯穿整个地中海的军事冲突以及和迦太基之间的漫长战争，让传统的罗马军队备受折磨。军事胜利带来的大量财富和奴隶迫使罗马农业经济发生转型。正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上压力造成的所有影响向罗马和意大利袭来，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共和国的灭亡中达到高潮。
危机的种子
第二次布匿战争及罗马势力扩张到希腊东方世界使罗马元老阶层中出现了新一代人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史无前例的政治生涯使元老之间地位平等这一极其重要的共和精神受到了挑战。一个手握权力又享受民众爱戴的罗马贵族和元老院的集体意志相背离，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西庇阿绝非孤例。罗马精英的竞争思维必然促使其他贵族寻求获得和西庇阿一样的地位或意欲将其超越。弗拉米尼努斯击败马其顿的腓力时，其年龄同西庇阿战胜汉尼拔时同样年轻。在“希腊自由”宣言之后，弗拉米尼努斯的凯旋式几乎同样磅礴壮观。另一方面，西庇阿通过帮助其弟战胜叙利亚的安条克又再次彰显了自己的威望。这种为追求财富和荣耀而不断升级的竞争在整个精英阶层中蔓延开来。公元前188年，一个名叫格涅乌斯·曼利乌斯·乌尔索的不起眼的贵族，借罗马和安条克发动战争之机，从叙利亚进入与其接壤的加拉提亚地区，无端发动了一场掠夺式袭击。乌尔索的行动此前并未得到元老院同意，却被授予了返回罗马举行凯旋式的殊荣。在后来的罗马对外关系中，此类自私行为频繁发生，这让控制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变得更加困难，尤其是当后者远离罗马城、身在其他地方的时候。
公元前2世纪早期，元老院的集体权威依然可以牵制贵族个人的行动。即便是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当他被勒令提供对安条克发动战争的财政记录时，也不得不选择离开罗马，自我放逐，尽管他抗议说“对罗马人民来说，聆听任何人对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的控诉都是不合适的。能够战胜后者，那是因为原告拥有言论的力量”（李维语）。为了努力避免将来再次出现以西庇阿和弗拉米尼努斯的政治生涯为效仿对象的贵族，罗马在公元前180年出台了《任职年限法》（Lex Villia Annalis）。该法案规范了“荣誉阶梯”官制体系中的传统结构，为不同官职设置了法定任职年龄。在约公元前151年，又制定的一个后续法令规定所有人只能有一次担任执政官的机会。然而，因为贵族竞争太过激烈，以至于法律无法对其形成有效的控制。具备较强能力的个人不断涌现，对元老院的统治形成威胁。这是以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中非法当选执政官为开端的。
罗马权力的扩张及财富的大量增加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元老阶层。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社会内部，“骑士”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了。最初，正如其名所示，“骑士”是被罗马军队征召，作为骑兵服役的较为富裕的公民。在共和国早期，这个集团也包括那些元老家族出身的人，因此，元老和骑士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财富涌入罗马城，这造就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其成员拥有大量财富，但缺乏古老贵族家庭的地位。最终，公元前129年，法律将元老从“骑士阶层”（ordo equester）中正式分离出来。骑士并非元老院一员，除非他们当选政府高级官员而进入元老阶层。骑士阶层的人大多从事工商业。按照传统，理论上元老被禁止涉足这两类领域，当然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建筑行业和行省征税也是骑士大显身手的地方。大型商贸城市迦太基和科林斯被摧毁进一步提升了骑士的影响力，在共和国晚期，他们在罗马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对罗马和意大利地区更广大的人群而言，扩张造成的经济影响甚至更加深远。和所有其他古代社会一样，罗马的贫富差距同样悬殊，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带来的巨额财富只会扩大这一鸿沟。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大部分战利品流入贵族的腰包。穷人则只能承受苦果，因为通货膨胀抬高了物价，而奴隶市场使劳动力的获取比以前变得容易很多。一个罗马农民每年只能靠240塞斯特尔斯维持生计。骑士阶层中的一员拥有的资产估值高达40万塞斯特尔斯。传统上，一名元老的最低财产标准需要达到100万塞斯特尔斯。这类数字听上去似乎比军阀崛起的故事要枯燥，但相比之下，对外扩张的经济影响给罗马的团结和稳定带来的威胁却绝不可小觑。
在一个将农业作为财富的主要基石的世界里，富人将他们新获取的资源投入到地产中。奴隶则在宽广的田地里劳作。同时，他们还要种植葡萄和橄榄以加工成葡萄酒和橄榄油等商品。仅公元前167年，从伊庇鲁斯得到的奴隶数量就高达15万人。因奴隶数量众多造成的奴隶起义成为罗马的一个严重威胁，公元前1世纪早期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伴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贵族地产和奴隶劳动力的数量攀升为罗马和意大利的小农阶层带来压力，而后者是组成罗马军队的支柱。失去土地的人开始流向城市和首都罗马，在那里他们的数量日渐膨胀，成为不安定的城市暴民。同时，那些失去土地者也无法达到入伍所必需的财产标准，因而无法在军中服役。
有限的证据让我们很难对公元前2世纪罗马所面临的社会危机的程度做出精确评判。当然，并非所有的罗马小农都消失了。当罗马真正需要大规模征兵的时候，譬如公元前146年，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兵源的确成了一个难题。西班牙旷日持久的战争极其不受欢迎。在公元前151和前137年，由于在军队征兵上的反对意见，执政官甚至被平民保民官投入了监狱。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同盟者也怏怏不乐。他们向罗马输出的人力资源和忠诚度是后者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们要在万里之遥的地方经年累月地作战，尽管可以分得部分战利品，但在政治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崭露头角的骑士阶层同样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动荡不安的城市暴民也趁此机会表达不满。所有以上紧张的局势，只需星星之火就能将其点燃。而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当选平民保民官引燃了这个导火索。
格拉古兄弟
提比略·格拉古（出生于约公元前163年）来自罗马最高贵的家族，与其重名的父亲曾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