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4]
这场诉讼不仅煽动起整个纽约市和纽约州，而且促使全国都反对罗素。他被迫失去了在纽约的工作，起初也不能在别的地方找到教学职位，没有报刊请他写专栏文章。在战时状态下他不可能从英国得到财源。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漂泊海外、失去生计的人，还有一家人要他养活。
罗素首先由于1940年哈佛大学慷慨邀请他去讲学，随后又得到费城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的聘请而得以摆脱困境。巴恩斯博士是一位热情的艺术收藏家，建立了一个主要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基金会。他与罗素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给基金会讲课的合同。罗素在一间挂满法国裸体画的屋子里讲课；这使他觉得很有趣，尽管与学院派哲学有些不协调。巴恩斯性格有些古怪，传闻常和工作人员吵架；罗素的工作期限还不到一半，他就突然发出解雇通知，理由是他认为罗素讲课准备得不好。后来这些讲稿以《西方哲学史》这一书名出版，从广为流传和金钱收入来看，这是罗素最成功的一部著作。罗素为对方毁约而提出控告，把讲稿交给法官审阅，官司打赢了。必须承认这部名著有些部分写得相当肤浅，让人与那位费城百万富翁产生同感。但在其他方面这部书却写得极其引人入胜，是纵论西方思想的一个宏伟概观，而富有启发性地将西方思想纳入历史背景之中也是其一大特色。罗素写这部书感到很愉快，这种乐趣也在行文上表现出来。他后来讲到该书时所说的话同样表明他知道其中的缺点。
罗素与巴恩斯关系破裂之后，《哲学史》的写作继续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图书馆中进行。将罗素请到该校是由于保罗·魏斯教授的善意帮助，当时他正等待英国驻华盛顿使馆批准他返回英国。三一学院已经给了罗素一个研究员的职位，加上《哲学史》颇为丰厚的预支稿酬，这就让罗素解脱了困难。在罗素冒着大西洋上德国潜艇攻击的危险乘船回国之前，他曾在普林斯顿做了短暂逗留，同爱因斯坦、库尔特·哥德尔和沃尔夫冈·泡利进行过一些讨论。
以后几年他在剑桥大学授课，1945年出版《哲学史》，1948年出版《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这是罗素最后一部哲学巨著，由于未受到哲学界的重视而使他感到失望。他认为一个原因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在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相当流行。1949年是他称为登上“荣誉顶峰”的一年：他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职位改为无须授课的终身研究员；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做第一次雷斯系列讲演；国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功绩勋章；下一年他又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消息传来时正值他又一次访美途中。
罗素对被授予功绩勋章还是很高兴的，他去白金汉宫接受了勋章。国王乔治对于要温和有礼地给一个曾判过刑的反传统的通奸者授勋这件事感到有些为难。此外这个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长相很奇特”，所以他说：“你以前的某些行为，如果推而广之，是不恰当的。”罗素一下子涌到嘴边却又没说出来的回答是：“正像你的兄长”，指的是退位的爱德华八世；他换了个回答：“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怎样全看他的职业而定。比如说邮差应该敲打街上每个有来信的家门，但是如果另外有人敲打所有的家门，他就会被人当作公害。”于是国王匆忙改变了话题（《自传》，第516—517页）。
罗素新获得的荣誉地位，特别是他长期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立场，使他在寒气逼人的冷战中成了对英国政府有用的人。他以这种资格去德国和瑞典做讲演。在后一场合遇上水上飞机在特隆海姆港坠毁，迫使他游过冰冷的海水才脱险。而在前一场合则使他暂时当上英国武装部队的一员，这让他很开心。
罗素在1950年代去了很多地方（去过澳大利亚、印度，重访美国，还去了欧洲大陆和斯堪的纳维亚），一路上发表演讲并受到名人身份的招待。在跟彼得·斯彭斯分手三年以后，他同伊迪丝·芬奇这个长期的美国朋友结婚，到巴黎去度蜜月；即使在观赏这个城市风光的短途浏览中（两人都未曾以观光者的眼光来浏览过巴黎，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居住过），人们还是认出了罗素，许多人都拥到他周围。
罗素的旅行与讲演总是会收集成书的。他主持的雷斯系列讲演后来以《权威与个人》为书名出版。1954年他发表了《从伦理与政治看人类社会》，其中收进他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由于他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文学奖（授奖词提到《婚姻与道德》），这就激发了他写小说的兴趣。1912年他写过一部小说，但并未打算发表；现在他写了《郊区的恶魔》和《名人的噩梦》这两部短篇小说集——说得更确切些是寓言故事，都有哲学或论战的含意。1956年他发表了《记忆中的肖像》，这是一组描述他所认识的名人的特写；1959年又发表了一部思想自传即《我的哲学发展》，总结他自童年起经历过的思想进展。
但是，任何人如果认为罗素已经进入官方权力体制之内并且愿意退下来去过备受尊敬的、清静的晚年生活，都是错误的；因为罗素看出世界正被一种令人恐怖而且迅速增长的危险所困扰，所以感到迫切需要抵御这种危险。这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从1950年代中期到他1970年2月去世，他一直以年轻人的热情参加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运动，甚至还受到又一次入狱的判决，鉴于他年事已高（当时他已90多岁），减刑为在监狱医院监禁一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又遭到人们的厌恶和敌视，特别是因为他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做出了似乎过分激烈、判断有欠审慎，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抨击。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对美国战争罪行的控告都是根据大体正确的资料。罗素在做出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担任过核裁军运动的首任主席，出版了两本书（《常识与核战争》和《人类有前途吗？》），推动召开了帕格沃什会议，后来为了反对越南战争还同让–保罗·萨特一起组成国际战争罪犯法庭。
罗素最后十五年中的政治斗争将在下面第四章中详加讨论。在罗素生命结束之前，尽管年老体衰而且患病（但他直到最后都保持着活力而且思维敏捷，活到98岁高龄），他似乎随着时间又活得年轻起来；他的祖母给世界送来的是个老成持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他却变成了一个永远年轻的游侠骑士：诚实、不屈不挠、具有令人生畏的智力和伟大的写作才能。他利用自己的天赋（其中主要是他那锐利无比的推理能力和机智）同凶暴的人进行斗争。
那些受到公众注意的人在时间的远景中不是被放大便是被缩小了，大多数人缩小成山脚小丘（也就是成了脚注），而少数人则上升到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之巅。罗素便是一个高高站立在顶峰上的人。
第二章 逻辑与哲学
引言
照罗素自己的说法，他研究哲学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找出确实可靠的知识，这一与笛卡尔相同的雄心壮志来自他早年两次思想上的危机：他失去了宗教信仰，而且对于必须以未证明的公理作为几何学的基础感到失望。他最早真正有独创性的哲学努力就是要证明数学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这一努力如果成功本会给数学知识提供确实性的基础。这个计划失败了，然而由此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进展。随后罗素转到一般哲学问题上来，在这里就更难找到确实性。尽管确实性难以捕捉，他还是努力构建一些理论，希望它们会提供满意的解决。他一再重新研究这些问题，发展并且改变自己的观点，但对于使用来自他的逻辑工作的分析技术却一直抱有信心。他觉得最终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尽管他知道在哲学同行中很少有人会同意他的看法。
当人们考察罗素的哲学工作时，如果暂不去看这是很长时间内演变的结果，经常并且长期由于其他活动而中断这一事实的话，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其演变的连续性和逻辑性有多强。用罗素本人对自己哲学发展所说的话来讲，他的哲学生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早期与观念论的短暂调情，第二部分则是受到他所发现的新的逻辑技术的启发，从此一直支配着他的哲学观：
我的哲学工作有一个重大分界；在1899到1900年我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哲学和皮亚诺的数理逻辑的技术。这是一次很大的革命，使得我以前的工作，除了纯数学方面之外，同我以后做的每一件事完全无关。这些年发生的变化是一次革命；以后的变化就是演变性质的了。
（《我的哲学发展》，第11页）
革命以后的演变是重大的，但是每走一步都受到必须解决前面阶段留下的问题的推动，或者如果问题太大，就另外寻找前进的途径。查尔斯·布劳德说“伯特兰·罗素先生每过一年左右便会搞出一套新的哲学体系，而G.E.摩尔则一个也搞不出来”。在罗素所关注的问题上所显示的辩证连续性表明这句俏皮话对于摩尔来讲也许是对的，但却不能用在罗素身上，特别是它暗示罗素在其哲学历程中所走的步伐有着某种反复无常的东西。
在取得学位与发现皮亚诺之间的年月——大体说是1890年代——罗素接受了他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所喜欢的德国观念论。他的研究员论文的出版文本是从康德观点做出的关于几何学的阐述，但是他主要还是皈依黑格尔。他写过一篇黑格尔观点的数论，还计划写出一套完整的关于各门科学的观念论辩证法，目的是以黑格尔的方式证明一切实在都是精神性质的。
罗素后来抛弃了这项工作，并以他特有的直率贬之为“地地道道的废话”（《我的哲学发展》，第32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哲学方法的革命产生于他同摩尔一起对观念论的反叛和他发现了皮亚诺的逻辑著作。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唤起了罗素要从逻辑导出数学的雄心壮志并为此提供了手段。1900到1910年之间的岁月主要就用在这项工作上，大量有价值的哲学成果都产生在这个过程之中。这一计划是在《数学的原理》（1903）中提出的，而完成细节的努力就促成了《数学原理》（1910—1913）的问世。在罗素同时写出的经典性哲学论文当中就有《论指示》（1905），其中有些思想在以后的哲学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数学原理》的出版结束了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