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3]
如前面所述，1918年罗素在狱中着手撰写两本哲学书。然而他重返哲学的时间却更早一些，因为在1918年头几个月他就以“逻辑原子主义的哲学”为题目做了一系列讲演，很快便在一个名叫《一元论者》的杂志上连载发表。罗素为人一向极其宽宏大度，说他的思想来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后者战前在剑桥有很短一段时间作过他的学生。实际上罗素讲演中的大部分思想显然都是在遇到维特根斯坦很久以前就有的；但是两人在战前曾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些思想，这一点可以从维特根斯坦在前线奥地利军队中服役时写成的《逻辑哲学论》中看出来。这时罗素接到在意大利战俘营中消磨时光的维特根斯坦寄来的一封信，谈到《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人那里获释之后，便设法出版此书，但未能成功；于是罗素伸出援助之手，同意写一篇引言说服一家出版商接受出版。尽管罗素还有好几次对维特根斯坦提供关键性帮助（特别是十年以后为他在三一学院安排研究工作），两人还是由于气质上和哲学上的深刻不同而分道扬镳。
罗素又一次陷入了热恋之中，这次是爱上了一位年轻的格顿学院的毕业生，名叫多拉·布莱克。1920年他们各自单独访问了苏联，回来时多拉对苏联表现出热情而罗素则充满敌意。他写了一本责骂布尔什维克的书，为此他还和多拉争吵过。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1921年一起去中国，罗素受到邀请到北京作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
同许多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的人一样，罗素也爱上了这个国家。同这许多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也喜欢把中国人本身浪漫化。他称赞他们的幽默感、洞察力、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以及对文化和学问非常文雅的喜爱。但是不知为何他看不到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多数人过着多么艰苦的生活，也看不到古代传统多么严重地压垮和阻碍了中国。他在中国期间，许多人问他中国人应该怎样生活、应该怎样思考和中国怎样才能摆脱贫困和封建式的分崩离析，对此他并不愿让自己作为一个可以提出忠告的人。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同时也在中国访问，他对这类问题就毫不犹豫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他的名声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比罗素大得多。圣贤的传统在中国是很深厚的；因此罗素失去了一个在中国多做贡献的机会。他写了一本书，讲出他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看法，但是该书后来才在遥远的英国出版，不能代替他的客人们希望听到的圣言。他反而给他们讲授了数理逻辑。
图6 多拉·布莱克（1894—1986），格顿学院的一名年轻毕业生，1916年与罗素相识。两人坠入爱河，不过多拉直到1921年9月才接受罗素的求婚。两人生有两个孩子，即约翰·罗素和凯瑟琳·罗素
罗素在北京的逗留快要结束时，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几乎丧了命。由于某些日本新闻记者过于积极，竟然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所以罗素得以读到他自己的讣告，包括一行登在教会刊物上打趣的话，让他特别开心：“可以谅解传教士们听到伯特兰·罗素先生的死讯，叹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
艾丽丝终于同意离婚，所以罗素和多拉于1921年9月返回英国后便结了婚，此后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约翰·康拉德就降生了。两年以后又有了一个女儿凯特。罗素在1922年和1923年两次作为切尔西工党候选人竞选议会议员，但是没有成功。家庭的责任有压力；他需要去谋生计，所以放弃了从事议会政治的想法，专心致力于写作和讲演。最有收益的巡回讲演是在美国，在1920年代他去了四次。他出版的通俗著作有《相对论入门》《原子入门》《我的信仰》《论教育》《怀疑论集》《婚姻与道德》和《幸福之路》。其中有些书经济收益丰厚，有些书则招来非议，原因是表达了对性道德的自由观点。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哲学；他那本在狱中开始写的《心的分析》于1921年问世；1925年他受邀在剑桥主持塔纳讲座，这些讲演以《物的分析》为书名于1927年出版。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哲学大纲》的导论性质的教科书。
孩子们的到来满足了罗素一个长久的心愿。孩子们给了罗素一个“新的感情中心”，在1920年代剩下的岁月里这个中心吸引住了他作父亲的兴趣。他在康沃尔买了一所住宅，让全家去那里消夏；在约翰和凯特到了上学年龄时，他和多拉便决定创立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们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受教育。他们租用了罗素兄长位于英国南部丘陵草原上的乡间住宅，开办了一所学校，收进二十个年龄大体相同的孩子。宅院很大，周围有两百英亩原始森林，长着繁茂高大的山毛榉和紫杉，有多种包括鹿在内的野生动物来回跑动。从住宅向外远眺，景色很美。
尽管有这种理想和田园诗般的风景，这一实验最后还是失败了。学校经费从来不能自给；罗素写通俗书和报章文字以及他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去做巡回讲演（他不喜欢海上旅行）主要也是为了资助学校的经费。多拉也去美国做了一次巡回讲演，但是她主要负责管理学校。教师人员是一个困难问题；罗素和多拉从来没有见到一贯实行他们的原则的教师，这些原则包括有纪律的自由：尽管有相反的说法，罗素的学校并没有让孩子们任意胡闹而搞得乱糟糟。他后来写道：“让孩子们不受管束就是建立恐怖统治，就是让弱者在强者面前怕得发抖，显得非常可怜。一所学校就像整个世界：只有靠管理才能防止残忍的暴力。”
另一个困难是学校吸引了很高比例的问题儿童，他们的父母原想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但是最后却不得不去试一下实验学校。罗素夫妇因为需要钱而接收了这些孩子，后来却发现他们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很多困难。
可是最坏的情况还是给罗素的孩子们带来的影响。其他学生认为他们受到过分的优待，因为管理学校的是他们的父母；但是罗素和多拉为了做到公平，力图同对待别的孩子一样来对待他们，结果是约翰和凯特实际上得不到父母的照顾，因而受了罪。用罗素自己的话说，早期的家庭幸福“因此给毁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尴尬和困恼”（《自传》，第390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人们普遍希望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世界。举例来说，奥匈帝国的解体使奥地利受到致命的打击，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教学，希望重新改造人类。其中就有卡尔·波普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罗素也间接属于这个运动。但是，教学的实际情况和人的本性的难以管教不久便让他们感到希望落空，终于放弃。
1931年罗素的兄长弗朗克突然死去，由罗素继承伯爵爵位。随之他也继承了兄长的债务，还有义务付给兄长的三个前妻中第二位每年400英镑的抚养费。他对伯爵爵位抱有一点嘲笑的态度，但他并不反对通过各种方式使之派上用场，特别是用它可以理所当然地参加官方的论坛，在那里他发表反传统的独立见解本会产生极大的效果。然而他还是不常出席上议院的集会，保留着对英国阶级制度应有的一种蔑视。
大约就在这时，罗素的婚姻经受着来自办学的压力和夫妻双方都有的私通行为的严重考验。罗素并不反对多拉的私通行为，但是他不愿养育由此生下的孩子。多拉由于与一个美国情人相恋而怀了孕，生下的孩子最初登记为罗素的子女；后来，他在德布雷特氏贵族年鉴上看到孩子的名字列为罗素的后代，便起诉要求除名。由此看来，罗素还保留有一些看重家系的冲动。
离开学校并与多拉分手之后，加上从兄长那里继承下来的债务，罗素仍然必须靠他的一支笔谋生。他给美国赫斯特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这项报酬丰厚的合作到1930年代初期便告结束，所以罗素不得不集中精力写书。1932年他发表了《科学观》，1934年又发表了他的最佳著作之一，一部题名为《自由与组织：1814—1914》的政治史。1935年发表了《闲暇颂》，1936年又发表了《怎样获得和平？》。在《怎样获得和平？》中，他重申他有保留的和平主义并重提他赞成世界政府的主张。但是到这本书面世的时候，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和平主义做进一步的限制，特别是面对他所看到的（正如前两三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纳粹主义这样一种“十足令人震惊”的威胁的时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经决定必须毫不含糊地抵抗希特勒。
1937年罗素发表了《安伯利文献》，这是长达三卷的关于他父母生平的记录。他觉得这部著作“让人感到平静”，因为他钦佩并且深深同意他父母的激进观点，还对他们那个（在罗素看来）更有希望、更为宽阔的世界感到留恋，他们就曾在那个世界里为实现自己的观点而奋斗过。罗素在写这本书和《自由与组织》时，得到一位年轻女子的帮助。此人名叫帕特里夏（一般称呼她“彼得”）·斯彭斯，从前曾在他的学校教过课。彼得先是他的情人，后来在1936年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1937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取名康拉德。他们搬到一所离牛津不远的住宅；罗素去牛津讲课并与一些年轻哲学家进行讨论，其中就有A.J.艾耶尔。1938年他出版了《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他在牛津授课的讲稿成了他的下一部哲学著作，即1940年出版的《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最初定的书名是“语言与事实”）。
1938年罗素同彼得和康拉德去美国，应聘担任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他虽然同那里的优秀学生和同事们（其中有鲁道夫·卡尔纳普）进行过令人兴奋的谈话，但他却与哲学系系主任合不来。他不喜欢芝加哥，说那是“一个天气很坏、令人讨厌的城市”。到了这年年底，罗素一家去了加利福尼亚，那里的气候总的说来要舒适宜人得多。罗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授课。1939年夏天约翰和凯特也来加州度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无法返回英国，罗素就将他们安置在加州大学。
尽管这里有很好的阳光，他在加州大学还是不如在芝加哥大学愉快，因为教师和学生才智平庸，大学校长更让罗素感到特别讨厌。一年以后，他接受了去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的聘请。但就在他就职之前，人们以反宗教和不道德为理由掀起了一场针对罗素的恶意诽谤。发起人是一位主教派的主教，受到天主教徒的热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