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20]
由此可见，《数学原理》的构想以及罗素为了克服实现这种构想的技术困难而做的尝试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在于它在哲学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弗雷格的著作也是这样，只不过他在逻辑的某些形式上的技术性创新对其后来的发展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弗雷格是20世纪初另外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被人誉为分析哲学的奠基人。迈克尔·达麦特是把弗雷格置于本世纪哲学舞台中心的一位学者，他争论说分析哲学的本质就是这种主张，即认为要理解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必须考察语言，因为语言乃是通向思想的唯一渠道。这就使得语言哲学占据了中心地位，取代了至少自笛卡尔以来就占有这一地位的认识论。据达麦特讲，这种由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的变化本身要归功于弗雷格。弗雷格早于罗素二十年就开始进行同样的计划，即把数学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他发现他当时拥有的逻辑工具没有希望完成这项工作。所以他才着手创造新的工具，并取得成功。他的创新既简化了逻辑，又大大扩展了逻辑的能力。但是他也看到，要实现他的计划，就必须考察指称、真理、意义这些概念；而据达麦特说，这正是转向语言哲学的开始。
毫无疑问，弗雷格的工作在哲学上极为重要。弗雷格曾对罗素产生过影响，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尽管照上面几段所述，这种影响并不那么明确。但是达麦特主张把历史的优先地位给予弗雷格，这一点却令人难以同意——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达麦特的分析哲学观因为不现实而带有局限性。事实上弗雷格的著作在他生前（他死于1925年）很少为世人所知，而罗素则几乎是唯一使之广为人知的人。即使如此，直到1950年代（实际上是直到1960年代达麦特第一部关于弗雷格的重要研究发表之后）弗雷格的著作的重要性才充分被人认识。就这个纯属历史的问题来讲，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弗雷格思想的突出价值在于其理论上的而不是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就罗素的大部分著作，如他的关于知觉和知识的理论、他的关于精神和科学的哲学来说，比较公平的说法却正好相反：其重要性是历史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但是罗素的某些著作，上面已经讲过，兼有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罗素著作对分析哲学起到开创作用的原因。
有时人们也曾提出G.E.摩尔对分析哲学起着奠基作用的主张，这并非没有道理。罗素为人慷慨大度，把自己从观念论解放出来归功于受到摩尔的影响，而摩尔的哲学气质和方法也无疑对他产生过影响。摩尔说大多数哲学家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进行哲学思考，而他自己从事哲学工作的理由却是由于发现其他哲学家所说的话令人惊讶。他的方法是：找出某些哲学研究领域中正在讨论的关键性名词或概念的定义。他对定义的要求是：定义的说法与被定义的名词或概念应该是同义的，但却不包含与之相同的名词。这里的困难在于即使这类定义是可能的（其可能性确实令人产生疑问，即使在字典中常见的字词定义也是如此），它们也仅仅构成一种定义，而其他种类的定义，比如说分析性定义（通过描述某种事物的结构或功能来下定义）和使用性定义（让某种事物显示其作用来说明其自身）不仅更为实用，而且具有更大的显示性，因而在哲学上也就更有价值。摩尔当然承认其他种类的定义的存在及其实用价值，但却认为他所喜欢的那一种是合乎理想的定义；他还认为某些具有根本性质的哲学概念，比如说伦理学中的“善”，是不可能下定义的：这类概念是不可界定的最基本的东西，理论必须从它们开始而不是去说明它们。
摩尔的风格和人格在分析哲学的早期岁月中无疑起过重要的作用。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书序言中说，分析在哲学中引进了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进的东西：“用逐步取得的、详尽的、可以证实的结果取代未经检验但却迎合想象的广泛的大原则。”这种说法同样可以很好地刻画出摩尔耐心细致的哲学风格。摩尔的哲学风格表现为先提出一种主张或想法，然后锲而不舍地对之做无休止的分析，直到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清晰地展现出来为止。这种风格显示不出大的气魄，但在一定限度内却卓有成效。摩尔得到不少人的仿效，然而他的目标和方法主要却是批判性的；他并没有做出任何哲学上的发现。他的主要遗产在于他传播了伦理学中“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用某种比如说快乐的自然性质来界定善这一道德性质。一位哲学家影响的大小可以从人们应用他所引进的方法和思想看出来，照这个尺度来衡量，摩尔在20世纪初的地位无法与罗素相比。然而他却帮助树立了分析精神，他那有名的习惯（见到他认为奇怪的哲学说法就会由于吃惊而深吸一口气）使得几代学生和同事在说话和写文章之前更加认真思考。
从上面讨论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出这个推论，即分析哲学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现象。许多当代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和技术都来自新逻辑的基本原理，就这种意义来讲，上述说法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种同样重要的意义来讲，分析哲学却代表了休谟、贝克莱、洛克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直接发展。这些思想家中最前面两位（特别是第二位）与莱布尼茨一起构成了罗素的大部分哲学见解的基础。罗素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相似是不难看出的，因为后者同罗素一样，也把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建立在逻辑上面，并且为此目的来发展他的逻辑。
对于哲学家罗素的任何评价都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即他的著作远远未能达到倘若遵循自己的方法论建议本该取得的那种严格性和认真程度。在他的著作中确实有一些众所周知的粗心和肤浅之处。在哲学界有一件事经常引起人们的惊讶，这就是他那部最成功和拥有广大读者的《西方哲学史》（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大多数人的哲学知识来源）在哲学讨论上有若干极不确切的地方，尽管该书有许多其他优点。对于他的某些错误现在的学生在最初写论文时都会注意避免；例如“使用–谈到”的区别，这标明实际使用与谈到一个表达式的重大区别。在上面句子中我使用了“表达式”一词；而我现在则是谈到该词，通过加引号来标明这件事实。这种区别在哲学争论的许多场合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看清“Cicero有六封信”与“‘Cicero’有六个字母”表示很不相同的意思就可以揭示区别的所在。
罗素有时表现出的对力求精细的必要性（这是从事哲学工作不可回避的责任，如果人们想做到精确、清晰和严格的话；哲学也需要想象和创造，然而除非与精确相结合，否则想象就不会给人带来多大成果）的忽视使一些人感到不满。诺尔曼·马尔科姆在评论《人类的知识》时把这本书说成是“一个魔术师喋喋不休的废话”。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是，罗素在哲学辩论上提出的标准很高，而照这些已经达到的高标准来衡量的话，他本人有时却没有做到。
然而这些缺点并不严重。罗素有时凭借他那无与伦比的散文，让我们完全为其文章中的机智所折服，行文流畅却不顾条件的限制和细节；在大多数这类情况下，只要读者多加小心，他所造成的问题并不算大。无论如何，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有时行文过快。他对那种喜欢大量脚注的学究作风很不耐烦。他急于得出实用的结论，找到一种为科学提供最好的经验基础的有效而稳定的观点。特别是在他的一些后期著作中，他的态度是：如果已经勾画出一种理论的大纲，其中细节的充实可留待以后完成。即使这时他的思想仍令人兴奋，有时还很新颖。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上面这些话只适用于罗素在匆忙中工作的情况，可以说他画的是木炭画而不是油画。在最佳工作状态下，他的哲学著作内容丰富，讲述细致、独具慧眼、思想深刻。这句话特别适用于他在1900到1914年这段时期所写的著作。《逻辑与知识》中收集的文章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L.古德斯坦在讲到《数学原理》做出的某些贡献时说：“在某些方面，《数学原理》代表了理智成就的一个高峰；特别是附有可还原性公理的分支类型论，是逻辑和数学全部文献中最精细和最富创造性的概念之一；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罗素某些比较重要的哲学著作。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
人的声誉有着一条几乎不变的曲线。生前不断上升，尽管晚年有所下降，可是到了出讣告和举行悼念仪式的时候，却又突然猛升上去。然后再跌落下来，经过整整一代的时间不受重视。但是这种声誉最终还会恢复并得到后人的公允评价。罗素死于1970年；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他的名字（正如上面所讲，不是他的真正影响）只有在讨论那些深受他的著作影响的题目时才会被人提到。其中主要是：关于指称和摹状语的讨论、存在的分析，以及知觉理论的最新发展历史。造成这种退居脚注地位的一个原因是有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种与罗素的分析风格十分不同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声誉升降却与上述曲线走势不同；在他刚刚死后有三十年一直受到热心门徒的崇拜，但是尽管他的哲学天赋很高，近来也得到了比较冷静的评价）。事实上大多数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仍然继续采用罗素的分析风格，但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名气和他的门徒的充沛活力却使人得出几乎相反的印象。赖尔有一段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罗素并不想建立一个由其门徒组成的学派。他说：“罗素教导我们不要思考他的思想，而要去想怎样发展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我们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再成为罗素的信徒；另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多少又都是罗素的信徒。”
一般来说，思想家通过对哲学的重大问题（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生活的重大问题）提出有吸引力的答案而招来信徒。罗素对于答案则抱着怀疑的态度，尽管他也在全力去寻找。他在《哲学问题》的结论部分谈到哲学的价值时写道：
研究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哲学问题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一般来说人们无法知道确定的答案就是真理，而是为了这些问题本身；因为这些问题扩大我们关于可能的事物的想法，丰富我们理智上的想象，减少那种封闭理智不去思辨的独断自满；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通过哲学静观看到宇宙的宏大，心灵也变得开阔起来，从而能够达到那种同宇宙合一的至善境界。
不管人们选用什么尺度，罗素（他通过静观看到许多宇宙）都算是一个有着伟大才智的人。他改变了哲学的进程并赋予它一种新的性质。就人们自身的活动范围来讲，历史上很少有人可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即使这样，一些人也是靠偶然机会或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