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18]
（《自传》，第430页）
他觉得被这样的人打败这个念头是“不可忍受的，最后才有意识地、明确地决定我必须支持为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需要做的事情，不管取得胜利可能有多么困难，其后果又是多么痛苦”（出处同上）。
太平洋战争由于对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而取得令人惊骇的结局，这立即让罗素注意到必须对某种全新的事物加以考虑。1945年11月他在上院的讲演中给贵族议员们发出了警告。最初他想到美国应该利用原子武器的优势迫使俄国不发展这种武器。这曾被人解释为罗素要求美国应该对俄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原子弹攻击；但实际上他并未走到这一地步。他看到美国有机会凭借其军事优势来建立世界政府，便力促它这样去做。尽管他认为美国有许多缺点，他还是喜欢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趋势而不是苏联的暴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罗素甚至还加深了他对苏联的敌视（1920年代初期对苏联的访问就使他相当反感）。十五年后他开始用同样激烈的言辞来谴责美国人，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越南战争的憎恶程度。然而这种态度的改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及其在海外由好斗的麦卡锡主义分子推行的反共外交政策逐渐使他认为美国人对和平的威胁比苏联更大。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加强了他的这种看法。从此以后他坚决反对美国。
在原子武器问题上促使罗素改变态度的首先是苏联在1949年获得了原子弹，然后是1954年英国在比基尼岛进行了核试验。对于后一件事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圣诞节广播演讲，题为《人类的危险》，警告英国和全世界，提醒每个人注意现在面临的可怕危险。这篇演讲是个转折点；此后才真正开始了反对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运动。给他的信件像潮水一般涌来。他利用这次广播的势头，组织了一次由知名科学家签名的国际性请愿书。他从未停止英国应该废除其核武器的要求，他争辩说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给其他国家在道义上带个好头。
195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恶化和他个人的努力遭受到挫折，他对于应该怎样对付世界目前面临的危险在看法上有了改变，他写文章，发表广播演讲；除了请愿，他还组织过一次让“铁幕”两边的科学家坐在一起的讨论会；他参与建立核裁军运动的努力并担任第一任主席。由于这些和平的和认真说理的手段在政府的顽固态度面前屡次碰壁，他变得更加绝望了。他辞去了核裁军运动中的职位，参加了激烈得多的一百人委员会，后者开始了一场非暴力反抗运动。这场运动使他再次身陷囹圄，与他第一次入狱时间相隔42年。在这里没有什么谈论理论的余地，因为罗素感到没有时间去谈理论；需要做的是行动。
到了晚年，罗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越南战争上。现在他周围的人以他的名义发表一些出版物和新闻稿件（从语法和口气上看，不像出自他本人之手），他攻击美国，特别是其军事联合企业和中央情报局，指控它们侵略越南，犯下战争罪行，他同让—保罗·萨特和其他人一起倡议组成国际战争罪行法庭，旨在让美国为其在越南的行为受到审判。当时人们认为法庭对美国的指控纯属歇斯底里的叫喊。随着后来美国政府档案的公布，许多指控现在已经证明属实。
罗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反对越南战争，其中至少有一个方面很明显是前后一贯的。这就是他认为两者都不存在真正的善受到危害的问题，两者都是受人类最卑劣的本能——残暴、愚蠢、侵略的本能所驱使，这些本能一旦失去控制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轰炸妇女和儿童，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用宣传和谎言蒙骗本国人民。罗素在他度过漫长的一生到临终一定会发现这一事实的可怕，即从1914到1970年之间军事武器的毁灭力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人类却丝毫也没有改变。
第五章 罗素的影响
如果你想看清罗素的重大贡献，那就要观察一下，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起在英语世界中发展的主流哲学。另外还要看一看逻辑和数理哲学的发展、20世纪西方世界中道德风气的改变，以及为了防止核武器扩散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全面讲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要提到罗素。
在上面说的某些方面他只是众多角色中的一个；比如说促成本世纪的道德革命就绝非他一人之力。他在核裁军运动中站在更靠近中心的位置，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和平运动中的地位一样。
但是在哲学领域，正如第一章所说，他的地位却重要到无所不在的程度。他的哲学继承者是按照他的风格进行哲学工作的，所讨论的是由他认定或由他赋予当代说法的问题，使用的是由他发展起来的工具和技术，他们大体上也都认同他所抱有的目标和假定。正是由于这种影响无所不在，20世纪比他年轻几代的哲学家中许多人几乎意识不到这一切都是由他开创的，这就足以衡量他的影响的深远程度了。
儒勒·威勒曼说，当代哲学是从罗素《数学的原理》一书开始的。著名美国哲学家奎因在引用这句话时换了个比喻：在他看来这部著作是“20世纪哲学的胚胎”（W.V.奎因，《为纪念文集所写的评论》，载皮尔斯，《伯特兰·罗素》，第5页）。奎因本人就是读了罗素才被吸引到哲学上来的。他年轻时在逻辑、科学、哲学各方面最初所受的教育就是靠读罗素的书得到的；同许多人一样，他感受到这些书的“吸引力”，先是投入逻辑和数理哲学的研究，后来又钻研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奎因写道：“罗素在逻辑上的真正科学精神在他关于自然知识的认识论上得到了反映。这种反映在1914年出版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书中尤为明显。这本书使我们当中一些人很受鼓舞，卡纳普无疑是其中之一，使我们充满了建立现象论的新希望。”（同上书，第2—3页）奎因把该书同罗素关于逻辑原子主义的讲演以及《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一起当作富有开创性的著作：“它们对于本世纪的西方科学哲学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出处同上）而罗素的逻辑对于他的哲学也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罗素的名字同数理逻辑是分不开的，对此他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摹状语[10]理论和类型论。
罗素首创了类型论，目的在于克服正当他努力把数学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时所发现的一些悖论。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做出努力时，他全面考察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一个后来在集合论中占了上风的设想，以致不无讽刺意味地取代了罗素最后构想的那个方案，这就是恩斯特·策梅罗所发展的理论。然而罗素的类型论在哲学上却发挥了重大影响。这个理论的主导思想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曾被逻辑实证主义者采纳，用来攻击形而上学；吉尔伯特·赖尔曾用这个理论的不同说法来消除“范畴错误”，这种错误具体表现为某人认为牛津大学是一个存在于其所有学院和机构之外的实体。按照奎因的看法，类型论还对胡塞尔产生过影响，此外类型论连同罗素的逻辑的其他方面也影响了伟大的波兰逻辑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列斯涅夫斯基和卡济米尔兹·艾杜凯维奇（皮尔斯，《罗素》，第4页）。
此外还必须提到摹状语理论的重要性。奎因说：
罗素关于摹状语的逻辑理论在哲学上很重要，这既是由于它直接影响到涉及意义与指称的哲学问题，也是由于它具有作为典型哲学分析的示范作用。罗素的逻辑类型论在有关本体范畴的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及超出哲学外围的结构语言学等方面都同时促成了新的转向。威勒曼认为他的逻辑工作开创了当代哲学，难道这还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吗？
（皮尔斯，《罗素》，第4—5页）
罗素逝世后，吉尔伯特·赖尔对亚里士多德学会宣读了一篇悼词。该学会是英国主要的哲学俱乐部，罗素从1896年起就经常去那里宣读论文。赖尔在这篇悼词中讲明他认为在哪些方面罗素给20世纪哲学划出了全部轨道（《罗素：1872—1970》，后收进罗伯茨编《罗素纪念文集》）。一个方面是“罗素给哲学思想方法带来了新的哲学工作风格，我认为这实际上是靠他独自完成的”（同上书，第16页）。这就是使用困难的实例来检验哲学论点，是一种旨在仔细考查哲学主张和哲学概念的概念性实验。例如，在《以类型论为基础的数理逻辑》这篇论文中，罗素列举了七种需要由一个有效力的理论来解决的矛盾，并把能够处理所有这些矛盾作为检验他的类型论是否可以成立的标准。这种技术现在已经成为哲学方法中习以为常的东西。设计“思想实验”就是用来检验一种观点的有效性。例如在伦理学中把一个原则应用到许多各自不同的越来越困难的个例上，看其能否适用；或者例如在法庭上或形而上学上关于人的身份概念的重要讨论中，人们设计出想象的“存在测验”来确定人在经过这些测验之后是否还是“同一个人”。
但是在赖尔看来，更为重要的是罗素把形式逻辑这一学科引进哲学中来的方式。“接受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一些训练相当快地被认为是未来哲学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这要归功于罗素，并在较低程度上归功于弗雷格和怀特海。”（同上书，第19页）赖尔的职位使他对此深有了解；在保证牛津大学课程表的变化上，他是起过作用的。而接受逻辑训练的理由就在于逻辑引进严格性并且可以给人带来那种体现为罗素关于摹状语和类型论的洞见。同奎因一样，赖尔认为这些理论在具体说明怎样可以区分意义与无意义上特别重要，因而照他看来它们分别影响了早期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
威勒曼把罗素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即赋予数学以逻辑基础称为分析哲学的熔炉。这无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罗素在这里通过最初阶段的和有时还是不完整的形式初步指明了分析哲学的主要方法和问题。但是奎因的话也是对的，他说罗素自1903年到大约1930年整个这段时期的著作（包括书和论文）是分析哲学的基础。然而其中某些篇章却更直接显示出后来哲学发展的萌芽。例如《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第二章，该章标题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一章从两个方面讲都是一篇示范性文献。首先，它最清楚地讲明罗素分析风格的目标、动力和方法。其次，它包含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采用的哲学规划的蓝图，显示出这些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图12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罗素战前在剑桥大学的学生
罗素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第二章的开头就说：哲学问题，“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全都可以还原为逻辑问题”（《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