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17]
罗素说，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不同仍然只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真正的权力。这就使罗素对于受到高度赞扬的英国议会模式也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因为一般议会议员实际上只不过是他（或她）的政党手中的投票工具。但是民主政治的前景还不是漆黑一团，因为虽然民主政治不能保证有好的政府，却可以防止某些邪恶，主要是靠其确保不让坏的政府永远掌权（《权力》，第286页）。
在罗素看来，民主政治最大的优点是它与受到他高度评价的“个人自由学说”紧密相关。这个学说由两方面组成。第一个方面是个人自由受到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保护，使人免受任意逮捕和惩罚。第二个方面是个人有不受当权者控制的行动范围，包括言论与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例如在战时为了国家安全，也许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罗素认识到在整个社会利益与希望得到最大自由的个人利益之间的确可能有很多对立。他说：“一个政府在它能够信赖人们行动上的忠诚时，给予他们思想自由并不困难；但是当它不能得到人们行动上的忠诚时，事情就会比较困难。”（《权力》，第155页）
对于罗素来说，政治组织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经济组织的问题。罗素早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他还一直是个自由企业的支持者，其有力理由便是他反对让经济力量过分集中在任何一个集团手中，不管是资本家还是政府。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认为人不该富有，只要钱是自己挣来的，但却反对继承财富的思想。尽管他成年时期绝大部分都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但这却是某种经过特别修正的社会主义。他说，政府控制经济事务是为了防止经济上的不公正。但是正如从苏联进行的共产主义实验所看到的，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控制权都收归政府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罗素还是喜欢那种在法国叫作工联主义而在英国则叫作行会社会主义的学说；这种学说主张工厂应由本厂工人管理，而企业也应组成行会。这些行会将向国家交税，以换取原料，此外则有权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出售产品。各行会还可以自己选出代表大会，而产品的消费者则选出议会，两者结合起来便可以构成国家政权，决定税收并作为国家最高法院裁决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自由之路》，第91—92页）。为了确保行会的存在不危及自由，特别是发表意见的自由，罗素建议每个人不管是否工作都应得到一份微薄的最低薪金，这样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想得到超过这份最低薪金的人就要去工作，工作越多就越富有。对此，明显的反对意见是：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人们选择不去工作，那么就会出现没有税收同时却要得到最低薪金的局面。罗素对这种反对意见表示不屑一顾，他说大多数人都愿意为了过富裕的生活而去工作；不管怎样，行会社会主义下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舒适，所以人们不会反对工作（《自由之路》，第119—120页）。
行会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是权力（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商品）的下放。照罗素的观点看，权力的集中，特别是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因此把权力分散到许多集团或个人手中是非常值得向往的事情。“除了维护秩序以外，实现国家的积极目的不是靠国家本身，而是应该尽可能靠各个独立的组织。这些组织应该得到完全的自由，只要它们满足国家的要求即提供的钱不少于必需的最低薪金。”（《社会改造原理》，第75页）罗素在其较早时期的政治思想中就表现出这种观点，此后一直坚信不疑。他在《权力》一书中争辩说，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防范官方的暴政、宣传和警察，就后者而言他首次提议事实上应该对监管者进行监管：一支警察力量应完成通常为了逮捕嫌疑罪犯而搜集必要的证据并提出指控，而另一支警察力量则应搜集证据来证明这些人无辜。
罗素在政治上反对权力集中的倾向与他对国家主义所抱的敌视态度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指责国家主义是一种“愚蠢的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恶行”，它预示着欧洲的毁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看到国家主义在苏联和美国重新抬头，只是这次由于两国都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危险得多。他争辩说，制止国家主义及其威胁的办法就是建立世界政府。
从表面上看，这种信念与罗素反对权力集中的信念似乎不大一致，他也承认把军事力量交给一个唯一的世界权力机构的危险。但是他认为这比再发生世界大战要好得无法估量，在这种战争中会使用具有更大毁灭力的武器，从而可能消灭地球上的生命。在罗素看来，这是罪大恶极，所以不管什么事情都胜过它。但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并不一定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要对世界政府保持某种程度的控制，一个办法也许是除了军事力量之外，把权力尽量下放给最小的实际运作的地方单位。然而罗素最后还是说：
一个世界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尽可能在由战争来决定的意义上，而不是靠海牙国际法庭所会采用的法律准则来决定问题。权威的功用应是使诉诸武力成为不必要，而不应做出与通过武力所达到的目标截然相反的决定。
（《社会改造原理》，第66页）
怎样才可以产生一个世界政府？各国政府不大可能愿意放弃其主权来支持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照罗素的看法，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是一个强国或强国集团最终将控制世界，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世界政府。按照冷战的说法，北约与华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各自主要国家）可以看作是在为了取得这一结果而相互竞争。罗素认为这类似中古时期正常运作的政府的发展：国王取得权力，然后通过一种演变过程，主权越来越受到民主的控制。他认为这样一种过程也许可以发生在世界政府身上。“国际关系中由秩序来取代无政府状态，如果得以实现，那将是通过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超级力量来完成的。只有在建立这样一个唯一的政府之后，走向民主形式的国际政府的演变才有可能开始。”他认为这也许要用一百年，在此期间大概已经开始赢得“某种程度的尊重，从而有可能把权力建立在法律和意见而不是武力基础之上”（《对改变中的世界的新希望》，第77—78页）。
罗素关于政治和政府的全部思想中有一个主题，这就是让个人自由与国际和平取得平衡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最后还会分出胜负。如果人类被战争消灭，那么不仅没有这样的自由，而且连这样的自由的可能性也没有了。因此罗素为了拯救人类而愿意牺牲或者推迟获得自由。自然他希望能够同时拥有和平与自由；但是根据他从人类身上得到的经验，他却无法否认人类的贪婪、残暴和非理性以及其他共有的特点使得这种希望难以实现。他写道，这种想法使他常常陷入绝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看到多少万人被迫在欧洲的土地上进行毫无意义的相互残杀，他已经感到绝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核武器的可能受害者不再仅仅是军队，甚至也不再仅仅是各国人民，而是（最坏的一种可能）世界上的全体居民。这该使罗素感受到多么大的绝望。从一种观点看，只有极少数人具有看清这一事实的眼光，也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感受到其恐怖可怕的想象力。罗素特别值得称道之处正在于他兼备了这两种优点。
战争与和平
罗素反对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战争努力，并曾有力地奔走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立即爆发，还强烈抨击过越南战争的现实。他终生致力于向战争宣战，直到以九十七岁高龄去世为止。他早年和晚年的反战活动都招来敌视并使他被关进监牢。然而现在谁也不能说他站错了立场；而当极端爱国狂热和沙文主义表现冷却下来，人们比较清醒地权衡付出这笔巨额经费的理由时，他们才在事过之后开始像罗素当时以天才的眼光所观察到的那样来看待战争。
“不说是吧！最后问一次：谁是幕后主使？”
图11 这幅漫画出自《标准晚报》，表现的是罗素于1961年9月被判入狱一周的情形，原因是他被认定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悼念广岛的大型和平集会后扰乱公共秩序
罗素从未改变过他认为没有必要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德英两国在1914年除了国家荣誉和某些有关帝国利益问题可以解决的摩擦之外，并不存在真正的争执。他认为本来可以通过谈判避免敌对行为，谈判本来会缓解德国情理之中的不满，感到它在殖民地竞争中未能顺利取得本来也许可以取得的成功。然而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里的职位却被一些贵族所占据，决定他们行为动机的是骄傲自大而不是基于常识的考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罗素的人争辩说，德国的罪行是侵略和扩张主义，并谋取在欧洲的霸权；这威胁到英国的自由，因为一旦德国战胜，一切事物都会打上专制和官僚制度的烙印。所以英国有足够的理由来打仗。罗素既不承认这种嫁祸于人的理由，也不相信英国如果不打仗便会招来那种可能有的后果；他认为这会很像重演一遍1871年普法之间那次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冲突。但是即使德皇获得胜利——这是件坏事，但也比不上大战本身那样邪恶——罗素的主要论点仍然是：人们总得有压倒性的正当理由才能去打仗，而这在1914年是不存在的。
1939年的情况却非常不同，在1930年代，罗素实际上是个绥靖主义者，正如我们可以从1936年出版的《怎样获得和平？》这本书所看到的那样。然而他并没有让该书重印，因为当他写完时他已经感到这并不是诚实的态度，1930年代的形势与1914年太不相同了：
我能以不心甘情愿的态度来看待德皇统治下的德国有可能取得凌驾他国的地位。我认为这虽然是件坏事，却比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小。但是希特勒的德国却是另一回事。我觉得纳粹党人令人十分反感——残暴、顽固、愚蠢。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