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16]
但是罗素的攻击火力主要是对准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现象的基督教。他痛恨迷信（“罗马天主教会说神父能通过对一块面包讲拉丁文就将它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液”）及其完全不合逻辑的性质（“我们被教导说星期六不要去工作，而新教徒则把它理解为星期日不要玩耍”）。按照罗素的观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就在于它喜好迫害。基督徒们折磨并杀害异教徒、犹太人、自由思想家，还互相残杀；他们淹死、烧死并用其他方法谋害成千上万的无辜妇女，说她们行使巫术；基督教还用其关于罪和性的荒谬教义来摧残亿万人的生命。
罗素在反对宗教的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嘲笑和鄙视。他比他的对手们更熟悉《圣经》，能摘引适当的句子搞得他们不知所措，例如他在讨论宗教与科学的相对优点时说：“《圣经》告诉我们野兔反刍”，这就让原教旨主义者在面对动物学时感到不好办。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不同确实是再明显不过了。宗教讲的是绝对的和无可争论的永恒真理；科学则比较小心谨慎并带有尝试性。宗教给思想加上限制，禁止进行与教会信条相冲突的探讨；科学则抱着虚心的态度（《宗教与科学》，第14—16页）。这些都是生动有力的对比。在科学理性面前，宗教最好不再顽固坚持原教旨主义的立场，而要用寓言的方式解释经文，并把宗教真理高于人类理解的主张隐藏不用。
但是尽管罗素对宗教抱有敌意，他本人倒是个有着宗教般虔诚态度的人。这是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一个人可能以宗教态度对待生活而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物和现象。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欣赏艺术、爱情和知识的态度，它给人类的精神提供营养，并且使人在世界和他所爱的人面前有一种敬畏之感，同时还感受到有一个包括自身在内的无限广阔的天地。罗素在《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这篇文体过分华丽的有名文章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心灵境界（这篇文章是在他第一次婚姻失败和随之而来的人生观改变的影响之下写成的）。然而文章还是带有悲观的保留态度：
当事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开始充分显露出来之后，为了维护自由，看来就必须有一种激烈反抗和强烈憎恨神祇的精神。用普罗米修斯那样的刚毅不屈来面对一个怀有敌意的宇宙，永远注视并永远自发地憎恨其中的邪恶，承受由权力的恶意所制造出来的一切痛苦，看来是所有不肯在命运面前弯腰的人的责任。但是愤怒仍然是一种枷锁，因为它强迫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一个邪恶的世界上；而在强烈激起反叛的愿望中有一种智者必须克服的蛮横专断。愤怒使我们放弃思想而不是欲望；斯多葛派所说的体现智慧的自由是放弃我们的欲望而不是思想。放弃欲望让我们与世无争；思想自由创造出整个艺术和哲学的世界，创造出美的境界，凭此我们终于重新征服了半个不服从我们意志的世界。
（《一个自由人的崇拜》，1903年，后收进《神秘主义与逻辑》）
正如这段文字所表明的，罗素对于超然境界（即斯宾诺莎所追求的使人获得自由的梦想：对万物有一种完全透彻、冷静和全面的理解）的渴望总是忘不了世上有人遭受苦难的严酷事实。他在其《自传》的前言中写道：“爱和知识，只要可能存在，便是通向天国的途径。但是怜悯总会把我带回到现世上来。”因此可以说，罗素以存疑的态度渴望天国，并努力找寻使人类到达天国的途径。
教育
罗素希望，在这些途径中主要是依靠教育；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人们应该怎样准备去生活的问题。他并未特别关注设立学校和大学以及师资训练的行政细节，像韦布夫妇[8]也许可以做到的那样，而是谈论教育要达到的可以称之为精神上的（仍是就其世俗意义而言）目标。他写道：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品格，而最好的品格是具有“最大限度的”活力、勇气、机敏和明智。这就是他在1926年出版的《论教育》一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一年以后他就和多拉创办了毕肯希尔学校。这本书主要讲童年早期教育，罗素在自传中承认“他的心理学过分乐观”，他所建议的方法在某些方面也“过分严厉”。比如说他从蒙特索里[9]教育原则搬来的那种看法，即认为如果一个孩子的行为不好，就应该把他隔离开，直到学好为止。罗素后来认识到这是一种残酷的纪律处分。
然而《论教育》还是包含了一些正确的建议。罗素争辩说，从最小年龄开始，婴儿就应过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并且要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但是父母应该掩盖自己的焦虑，以免“通过感染而传给孩子”。这个主张反映出罗素的一种信念，即认为由于在其他高级哺乳动物中焦虑并不属于本能，所以儿童出现焦虑必然是从成年人那里学来的。同时罗素还告诉读者不要为了尽父母的责任而牺牲自己，而是要在他们自己的兴趣与孩子的兴趣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罗素相信知识本身既使人思想自由又保证人不受恐惧的危害。对于外界事物的浓厚兴趣（这也是他的《幸福之路》一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对于过一种有勇气的快乐生活的强有力帮助。罗素也告诉人怎样提倡诚实与大度：不是依靠惩罚说谎与不宽容（因为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说谎的行为实际上也许是出自我们的想象），而是依靠鼓励诚实与大度实际体现的积极品质。他后来承认，正是在这一方面，也许他对幼童心理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他当小学教师的经验很快就让他知道，儿童们有做坏事的能力，而如果做坏事不受到惩罚，那就会发展到可怕的地步，正如《蝇王》里讲的那样。
但是即使就这些早期观点而论，罗素也未曾主张放任原则，特别是关于学习。他相信培养自我约束和集中注意力的习惯从长期来看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尽管他争辩说应该靠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而不是靠强迫他们去完成作业，他并不反对必要时还得让他们刻苦学习。他说，儿童到五岁就应该学会读，并应及早开始学习两种语言。学生需要而且应该得到数学基本知识的训练。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就能够欣赏诗歌与戏剧，但是真正鉴赏文学则是以后的事。学习经典作品、历史和科学要更靠后一些；到了这个阶段，学生在学过这些科目之后，应该自己选择最感兴趣的学科继续钻研下去（《论教育》，第18—162页）。
这些有关课程的看法还是相当符合传统习惯的。不符合传统看法并因而在当时招来诽谤的是罗素关于性教育的说法。许多关于毕肯希尔学校的流言一下子传播开来；据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讲，有位主教到门口碰见一个赤裸着身子的孩子，大喊了一声“上帝啊！”，那个赤身的孩子却回答说“没有上帝”。但是事实上罗素所争辩的只是不应让孩子们为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安，所以应该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就把性机能从容地告诉他们，因为及早开始性教育的一个有力理由是，孩子们由此将不会通过不适当的和过于兴奋的方式得到性知识。罗素同当时的一般医学意见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那就是怀疑手淫是否是件好事，所以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显然不能指责他发表过什么危险意见。
五年以后，根据自己办学的第一手经验，罗素写了《教育和社会秩序》（1931）。他在书中仍然坚持他在《论教育》中所说的大部分意见，但是现在却将其称作“消极的”理论，承认需要加以补充。根据这个“消极的”理论，教育的任务在于提供机会和消除障碍，好让孩子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展。罗素现在看到另外还应该让孩子们接受与人相处的积极教导。他在毕肯希尔由于看到一些恃强凌弱的事而感到震惊，认为这是成年人甚至整个国家的残暴行为的缩影。他对于人的本性中就有非理性和侵略性所抱的担忧由于这一经验而加深了，这使他为世界感到绝望，因为这也似乎表明国家主义和战争是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事情。
图10 罗素对毕肯希尔学校严重的校园恃强凌弱现象深感震惊。他视之为成人世界野蛮行为的缩影，认为它表明了国家主义和战争是人类境况不可避免的部分
罗素从来不过分夸大对教育的期望。但是尽管因实际的教学实验而感到幻灭，他还是保持着他所特有的自由信念，即对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希望必须主要寄托在教育身上。罗素在他论述社会与政治问题的通俗著作中确实正是不知疲倦地在做这件事：以全世界为课堂进行教育。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一希望：只要在儿童时期给予孩子正确的指导，就可以培养出有活力、勇敢、机敏和明智的人。
政治
罗素认为，我们要想了解政治，就必须了解权力。从历史上看，一切政治制度都扎根于权威；起初是一个部落或国王的权威，人们出于恐惧而顺从他；后来则服从王权制度，人们出于习俗而效忠它。有人认为文明社会产生于最初的“社会契约”：按照契约，个人放弃一部分自由以换取社会生活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罗素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假如真有最初的契约，那是在上层统治成员之间的“征服者的契约”，他们签署契约是为了巩固其地位和特权（《权力》，第190页）。
照罗素的观点看，历史表明君主制构成了最早形成的政治制度。权威通过各个社会等级往下传，从国王（在许多政教制度中自称其权威受之于天）起传到贵族、乡绅等等阶层，最后传到住在茅舍、地位最卑微的一家之长。这种制度在其能够得到人们的效忠时，具有使社会凝聚起来的优点。其缺点则在于专制统治者没有施仁政的动力；有许多实例表明这类制度可以变得暴虐和残酷（《权力》，第189页）。
罗素说，君主制的天然继承者是寡头政治，后者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贵族统治、财阀统治、教会统治或政党制度。在中世纪的自由城以及拿破仑占领前的威尼斯，由富人掌权治理，罗素认为这种统治运作得很好，但是他认为现代的实业大亨还达不到同样的水平（《权力》，第193页）。正如君主制在取得臣民效忠时能够产生社会凝聚力一样，教会统治和政党寡头政治通过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的重大危险在于其对自由的威胁。这类寡头政治不能容忍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也不允许可能向他们垄断的权力进行挑战的组织存在（《权力》，第195—196页）。
然而罗素看到，在各种寡头政治下，只要保证有自由，就可以得到一种好处，即它们允许一个有闲阶级的存在。理由在于闲暇是繁荣精神生活（文学、学术和艺术）的一个条件。在过去这要许多人做出牺牲，这些人不得不做长时间的劳动，好让少数人得以享受所需要的各种自由。但是罗素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