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素 [15]
图9 罗素于1950年获诺贝尔奖，图为他从瑞典国王手中受奖
这些话也许并不太重要，但却很有见地，提出的论点值得我们考虑。罗素讲社会问题的报刊文章总是有这些特点：可供欣赏、有趣味并且发人深思。
《婚姻与道德》讨论的是些更大和更迫切的问题。本书集中探讨性与家庭生活。按照罗素的观点，性道德有两个主要来源：男人愿意确信他们是妻子所生孩子的父亲，还有性是有罪的这一由宗教灌输的信念。罗素总是愿意从当代科学中获得启发，在这个方面他从生物学中找寻可以说明习俗起源的理由。这促使他认为人类早期的性道德的生物学目的在于保证双亲对每个孩子进行保护，这是罗素非常赞成的一个好动机。他说，许多压力威胁着现代家庭生活，对此应该加以抗拒。孩子需要双亲的慈爱；另外的选择则是照柏拉图所希望的，把教养孩子部分或全部交给国家去管，而这却是不可取的。如果孩子由国家教养，其结果会使他们过分一律，也许还会过分无情；这样教养出来的孩子会成为政治宣传家和煽动家的良好招募对象。
但是仅就个人性道德而言，罗素认为现代人在言论和行为上表现出更多的自由倾向是件好事。更加自由地发表意见是由于传统道德（特别是宗教道德）约束的放松；更为自由的行为由于避孕方法的改进而成为可能，后者使得女人与男人可以同样控制其性生活。
按照罗素的意见，性是有罪的这一主张给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这种伤害开始于童年时期，一直延续到成年之后，表现为各种压抑及由此造成的心理压力。由于压制性冲动，传统道德也败坏了其他各种友好感情，使得人们不再表现出慷慨和善良，而更偏向专断和残酷。当然性必须受一种道德准则的约束，正如生意和游戏一样，但是这种道德准则不应根据“由生活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未受过教育的人所提出的古代禁律”。罗素在这里指的是很久以前教会神父所主张的教义。“正如在经济和政治上那样，在性这一方面我们的道德准则仍然受一些恐惧的支配，而这些恐惧早已被现代的发现证明没有道理。”（《婚姻与道德》，第196—197页）
一种以反对传统清教徒教义为前提的新道德必须建立在那种认为应该疏导而不是压制本能的信念之上。对两性生活抱有更加自由的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照本能行事，为所欲为。这是因为生活必须有其连贯性，我们最值得付出的某些努力所追求的都是长期的目标，而这就意味着推迟短期的满足。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别人和“正直标准”。但是罗素争辩说，自制本身并不是目的，道德传统对于自制的需要应该降低到最小限度而不是升高到最大限度。如果从童年起本能就得到很好的引导，就可能实现第一种情况。传统的道德家认为由于性本能的强烈，所以在童年就必须严加克制，唯恐本能变得无法无天和粗俗不堪。但是健全的生活是不能建立在心神不安和禁律之上的。
因此，罗素认为性道德应该依据的一般原则要简单而且要少。首先，性关系应该“尽可能建立在男女之间的深挚、认真的爱情之上，这种爱情溶进双方的整个人格并且导致一种结合，使每一方都从中得到丰富和扩展”。其次，有了孩子就应该使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得到充分的关照。这些原则中没有一条特别令人感到震惊，罗素讲这些话时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讽意味，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由于通奸、离婚、未婚同居以及对于向公众隐瞒所表现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而受到责骂，这些事在当时都是招来极大非议的。但是这些原则合在一起却表示对传统道德规范做出了某些重要的修改。
一种修改是允许某种程度的通常所说的“不忠”。如果一个人生来所受的教育不把性当作受到各种禁忌束缚的事，如果妒忌得不到道德家的赞许，那么人们就能以更为热情和大度的态度彼此相待。妒忌把夫妻投进相互建立的监牢之中，就好像一方有权支配另一方的人格和需要。“不应把不忠视为可怕的事情”，罗素写道，“坚信深挚而永久的爱具有超越一切的力量”是比妒忌牢固得多的纽带（《婚姻与道德》，第200—201页）。在另外的地方罗素争辩说，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开放的婚姻（人们有时这样称呼这类安排），只要女人和恋人不生下要由她丈夫养育的孩子。他与多拉的婚姻之所以终结，部分就是由这个问题造成的。
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书的结论部分说，他所提出的学说尽管有这些关于忠贞的议论，却并不是主张放纵；实际上这种学说同传统道德几乎要求一样多的自制，重大的区别在于自制主要是不去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自由。罗素写道：“我认为可以抱这样的希望，即如果从开始就受到正确的教育，那么就比较容易养成这种对别人人格和自由的尊重；但是对于我们当中那些由于所受的教育而认为我们有权以道德的名义否决别人行为的人来说，不行使这种令人惬意的迫害却无疑是困难的。”幸福的婚姻存在于相互尊重和深挚感情之中。有了这些，男女之间的真正爱情就是“整个人生中最富有成果的经验”；而这正是一切关于婚姻与道德的思考所应努力促成的（《婚姻与道德》，第202—203页）。
当时许多人都对罗素的观点表示出很大的震惊。《婚姻与道德》一书使罗素在1940年失去了他在纽约的工作（尽管如已指出的那样，十年后这本书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也说明生活是多么不可预测），加上传说他喜欢女性陪伴，所以许多人说他是个好色之徒。但是关于这些观点有两点值得指出。一是这些观点所表现的见识显得镇定而宽容。二是它们并非从天而降；事实上这表现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先锋派共同抱有的一种态度，对他们来说自由恋爱和反对性妒忌已经是不成文的原则了。罗素具备必要的勇气和清晰的逻辑说服力来表达这些思想，希望把新鲜空气送进生活中最需要它的地方。尽管在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人们的态度和实践都发生了革命（其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罗素的倡导），作为对抗反动的特效药，他的论证仍然值得我们去读。
在罗素关于人际关系的看法中有三个题目经常出现。一个是宗教有害，另一个是需要良好的教育，第三个是个人自由。每一个题目都是罗素社会思想中长期探讨的话题，他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我将逐一加以考察。
宗教
当人们得知罗素并不是个无神论者时会大吃一惊。相反，他是个存疑论者。前后一贯的立场要求他承认也许有存在着神的可能，但是他认为这类事物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如果有这类事物（特别是像基督教正统的上帝）的话，人们在道德上对世界的憎恶甚至会比现在还要强烈，因为这样我们就得要么承认一个万能的上帝允许世界上存在自然界的和道德上的邪恶，要么承认这就是上帝的意愿（“自然界的邪恶”指疾病以及诸如地震、台风等天灾）。按照罗素的看法，走访一所儿童医院的病房就足以让人觉察到不可能有神，如果有也是个凶恶的妖怪。
人所共知，有人问罗素在他临死时如果竟然发现上帝存在，他又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他会责备上帝不提供关于他存在的充分证据。有人又问他怎样看待“帕斯卡的赌注”。这种观点是说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存在，即使有关其存在的证据微乎其微，因为这样做的好处远比上帝不存在带来的坏处要大。罗素回答说，如果上帝存在，他也会赞成那些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因为他们动脑筋看出：让人相信上帝存在的证据并不充足。
罗素通常使用的方法是：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就不承认一个命题。自然神学（“自然神学”是指关于神的概念的讨论，不涉及在圣经或神秘经验中出现的具体启示）中有关上帝存在这个命题的中心部分是大家熟知的各种“上帝存在的证明”所组成的集合。罗素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1957年；最初作为讲演发表于1927年）中曾讨论过这些证明。
第一个是最初因的论证。这个论证说万物皆有原因，所以必然有一个最初因。但是罗素说这个论证前后并不一贯，因为如果万物都有原因，那么最初因又怎能没有原因？根据某些看法，上帝是以自己为原因的原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叫作原动者），但是要么这种观念前后不一贯，要么如果它指示某种可能有的事物，那么或者整个论证所依据的普遍因果关系原则（它似乎蕴涵着原因一定不同于其结果的道理）是错误的，或者如果原因可以是自身的原因，为什么只有一个这样的原因？
第二个论证是根据宇宙显示出图式而得到的结论：有图式就必有设计者。但是一则因为图式可以从演化中找到解释，并不需要涉及宇宙中另外的实体，而且与经验材料相符合；二则因为不管怎样也找不到显示世界总图式的证据，而事实（这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所说的世界实际上正在蜕变的说法）却让人想到相反的结论。
第三个论证说，必须有个神作为道德的根据。然而这是说不通的，因为正如罗素在别的地方简单扼要地争辩过的那样，“神学家总是教导人们说，上帝的天命是善的，而且这并不是同义反复：因此善在逻辑上并不依靠上帝的天命”（《从伦理与政治看人类社会》，第48页）。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如果认为神的意志可以作为道德的根据，那么一个人按道德行事的理由就只是出于慎重，为的是免受惩罚。但这显然不是令人满意的支持道德生活的基础，而无论如何在任何论证中威胁也不能作为逻辑上有力的前提。
康德用过的一个相关的论证是：必须有一个上帝来奖赏善行并惩罚邪恶，因为从经验得知在现世生活中显然并非总是甚至并非常常是善有善报。然而罗素说这就像是在讲因为柳条筐上层的所有橘子都腐烂了，所以靠下面的橘子一定是好的；这是荒谬的。
许多反对宗教的人虽然痛斥宗教在世界上煽起了迫害与不和，却仍觉得耶稣基督是个有魅力的人物。罗素并不这样想。他觉得耶稣不如佛那样温和、仁慈，而在智力和品格上又远远不及苏格拉底。他的某些行为令人不快，比如说他毁了那棵无花果树——它不能结果是由于过了季节，以及威胁说要用永世的苦难来惩治不信奉他的人。罗素指出，许多世纪以来，只要符合教会的利益，教会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