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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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是皮卡尔无法接受的，他在名为《新批评还是新欺诈？》的小册子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借助次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他与巴特展开了论争。他声称：“存在关于拉辛的真相，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尤其是依靠语言的确定性、心理统合力的潜在作用和文体类型的结构要求，耐心而谦逊的研究者能够提供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客观性的范围（从这些范围开始，他可以——非常谨慎地——冒险进行阐释）。”[9]皮卡尔抨击了巴特在文章中所说的阐释型批评家，尤其是巴特本人的《论拉辛》，他试图与新批评带给文学研究的“威胁”以及带给清晰、连贯、合乎逻辑等原则的“威胁”作斗争。他提出了四条罪名：（1）巴特将印象主义与意识形态的教条结合在一起，对于拉辛的戏剧提出了某些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看法；（2）他的理论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在这样的理论里，批评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因为它只要求批评家承认他的观点的主观性；（3）巴特的品味极其糟糕，他在这些戏剧里注入了“持续纠缠、毫无节制、愤世嫉俗的性”，以至于“人们必须重读拉辛的作品才能说服自己，他笔下的人物不同于D.H.劳伦斯的人物”；（4）巴特使用了一套神秘的、伪科学的术语，以显示他的理论的严密程度，而事实上这种严密并不存在。
虽然皮卡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特关于拉辛人物的看法只适用于其中几个角色，但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关于文学的强烈论争的，是皮卡尔的坚定立场，他要维护文化遗产，反对挑战正统的意识形态及其术语。看过那些热情赞颂《新批评还是新欺诈？》的书评，人们不难判断，在这些混乱但坚定的信念中，表现出两个深藏的原则：（1）国家文化遗产的荣耀取决于意义的确定性和历史的真相（人们所研究的拉辛，其意义不应该发生变化）；（2）质疑艺术家的自觉掌控或者忽视作者的意图就是要在总体上挑战主体把握自身和把握世界的能力。《世界报》上的一位作者公然提出之前巴特在《神话学》中曾经嘲讽过的资产阶级对待批评的态度（它的任务就是要宣布，拉辛就是拉辛）。这位辩论者写道，真正的批评就是为了要理解过去而去理解，“拒绝对过去加以修正……这种批评在拉辛本人中寻找拉辛，而不是要寻找拉辛在沾染了各种意识形态或术语之后所经历的变形。”[10]在“拉辛就是拉辛”这样的表述中，巴特注意到，虽然这种同义反复只是虚幻的，因为不存在真正的拉辛，只有拉辛的不同版本，
但至少，我们明白，这样的空洞定义为那些挥舞着这一定义的人提供了有力支持：一种次要的伦理救赎，一种满足感（努力追寻拉辛的真相，同时又不用承受任何真正的研究必然遇到的风险）。同义反复省去了我们的麻烦，不用自己提出想法，但与此同时，它又以自己为荣，因为它把这种许可变成了一种严苛的道德态度：它的成功就在于此——懒惰被提升到严苛的层面。拉辛就是拉辛：虚无得到了令人钦佩的保障。
《神话学》，第98页/《埃菲尔铁塔》，第61页
图7 难受、厌倦。
皮卡尔的攻击使得巴特成为新批评的代言人，卷入这一争端的人对他褒贬不一。在《批评与真实》中，巴特没有回应皮卡尔关于拉辛的不同看法，而是探讨了在这次争端中所提出的总体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皮卡尔所采用的依据（语言的确定性、心理统合力的潜在作用和文体类型的结构要求）本身就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阐释，学院派批评家希望把这种意识形态改头换面，使其以理性的面貌出现。巴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学院派批评不愿意承认语言的象征本质，尤其是语言的含混性和言外之意。很显然，当皮卡尔拒绝各种形式的言外之意时，他在竭力维持着某种规范性：“人们没有权利把‘回到港口’这样的表述看作是对于水的召唤，同样也不能把‘原地休息’看作是对于呼吸系统的暗指”（第66——67/20页）。巴特强调，这样的说法需要理论支持，要对文学语言和批评的惯例与目的提出相应观点。这些说法不能被视作理所当然，虽然旧批评的全部倾向就是求助于习以为常的思想，并且指责新批评走得太远。
对于巴特来说，阐释当然要超过限度。如果不敢超出现有观念，批评就缺少了意义和乐趣。巴特的写作总能引发争议：宣言式的简明风格激怒了持不同看法的人。但巴特很少参与由他所引发的争论，到了后期他变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更加宽容：他不肯在观点上做出妥协，但同时又无意挑战他人，也无意为自己辩护。得益于成功的眷顾，他可以沉浸在（用他在就职演说中的话来说）“一种个人倾向中，通过探究个人愉悦来避开智识上的困境”（《就职演说》，第8/458页）。
不过，在《批评与真实》中，巴特却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论战之中。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关于文学研究的设想，这是他本人最清晰、最具说服力的表述。他提出，一个国家文学批评的任务应当是“周期性地把过去的事物作为评论对象，从新的视角对它们加以描述，从而发现这些事物能够对批评起到什么作用”。巴特区分了批评和陌生化效果（或者说，诗学理论）：前者担负起风险，把作品放在某个情境之中，并且阐发作品的意义；后者分析意义的条件，把作品看作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在阅读的时候才被赋予意义。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他试图用自己的语言来涵盖作品，并且通过从作品本身获取意义来创造出作品的意义。诗学理论则正好相反，它并不阐释作品，而是试图描述阅读的结构和惯例，这些结构和惯例使作品具有可读性，并且使它们对于不同时代、不同信仰的读者来说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皮卡尔的逼迫下，巴特说出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立场不仅合乎逻辑，而且也站得住脚，但他本人并没有遵循他所提出的区分。由于他深信文学是对于意义的一种批评，他不喜欢把时间花费在填充意义上，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来分析过去和当代的作品很感兴趣，这种兴趣使他没法将自己局限于仅仅分析结构和代码。《批评与真实》并没有告诉我们巴特的立场，但它对于批评做了精彩的描述，同时也提出了结构主义式的关于文学的科学分析（或者说，诗学理论）的清晰设想。
第六章 符号研究者
符号研究是关于符号的总体科学，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费迪南德·德·索绪尔于20世纪初期最早提出这一设想，但直到60年代，符号研究依然只是一个概念。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其他研究者为语言学取得的成功所倾倒，试图从语言学的方法论中吸取经验，开始发展索绪尔所设想的符号科学。[11]巴特是符号研究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多年之后，他在选择法兰西学院的教职头衔时，以符号研究作为研究领域，虽然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他个人的符号研究与当前不断壮大的这一学科（之前他曾积极推动它的发展）只有间接联系。
要想讨论巴特作为一名符号研究者的所作所为，不仅需要确认他对于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而且要特别注意他对于新方法的态度。他看重这些方法，因为它们具有阐释力，并且能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但是一旦出现正统化的苗头，他立即就开始反叛。最初吸引他转向符号研究的原因很清楚。在《神话学》中，他发现各种语言学术语使他能够从新的视角来观察文化现象，于是他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一设想，把人类的全部行为看作是一系列“语言”。“对我来说，一种符号科学能够刺激社会批评，在这一理论设想中，萨特、布莱希特和索绪尔可以携手合作”（《就职演说》，第32/471页）。吸引他的部分原因在于，他希望一种需要人们对能指和所指加以命名的形式研究能够令人信服地展示各种行为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一种新的学科或者一套新的词汇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现象，并且揭示人们潜在了解的内容：为了应用新的术语或者实施新的操作，人们必须重新思考熟悉的实践行为。
新的方法具有陌生化效果，随着这一学科变成正统的一部分，这种效果也将就此消失。只有把符号研究界定为对其他业已确立的学科提出质疑的一种观点，巴特才能继续将他本人视为一名符号研究者。在《就职演说》中，他开玩笑说，希望把“文学符号研究教授”变成一把轮椅，一直保持移动，成为“当代知识的通配符”（第38/474页）。他把自己的符号研究描述为对语言学的“消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意指行为各个方面的研究，这些方面不属于纯粹的语言现象，因此被科学性的语言学搁在一旁。他的符号研究要“努力汇集语言中的杂质，语言学中的废弃物，任何讯息的即时变化：欲望、惧怕、表达、恐吓、进步、讨好、抗议、辩解、侵犯和旋律，积极的语言正是由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第31——32/470——471页）。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巴特一直保留着符号研究这个概念，用它来揭示意义的各种层面，而这些意义层面正是正统的学科研究所忽略的内容。随着符号学变成一个正式的学科领域，巴特的符号研究发生了转变，从倡导一种符号科学，变成在这种符号科学的边缘位置进行活动。
在《符号学原理》（1964）中，巴特试图确立一种规范做法，他提出了这门新兴学科的若干基本概念——区分了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并且思考了如何将这些术语用于分析语言之外的现象。他认为，符号研究必须先“实验自身”。他扮演了公共实验者的角色，尝试了各种在他看来有助于研究其他意指现象的语言学概念。
在索绪尔所做的各种区分中，最重要的一对是语言和言语。前者指语言体系，也就是人们在学习语言时所掌握的内容；后者指人们说的话，即无数的实际表达，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语言学和（通过类比关系确立的）符号研究试图描述潜藏的规则体系和区分，这些要素使得意指成为可能。符号研究的前提是，既然人类行为和客体具有意义，那么就必然存在某种由区分和规约所组成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体系，能够产生意义。对于想要研究某种文化中的食物体系的符号研究者来说，言语由各种饮食事件所构成，而语言则是潜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规定，什么是可以吃的，哪些菜肴之间可以搭配，哪些菜肴之间形成鲜明对照，以及这些菜肴如何组合构成一顿饭菜。简而言之，这些规则和规定决定了哪些饭菜在文化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