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0]
图8 1978年1月7日，法兰西学院：巴特的就职演说。
巴特的论述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他声称语言不仅是符号体系的重要范例，而且也是符号研究者所依赖的现实：事实上，除了语言，不要研究其他事物。他甚至提出，索绪尔把语言学当作符号研究的一个分支，这是种错误的做法；符号研究才是全面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是语言如何表述世界。符号研究者调查某个特定文化的食物体系或者服饰体系，试图找出其中的意指单位和差别，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线索就来自语言，来自人们用于谈论食物和服饰的语言，来自这一语言命名和没有命名的事物。巴特问道：“谁能确信，当我们从全麦面包转到白面包的时候，或者从无边女帽转到无边男帽的时候，我们从一个所指转到了另一个所指？在多数情况下，符号研究者有一些制度性的中介物，或者说元语言，能够为他提供变换所需的所指：关于美食的文章或者时尚杂志”（《符号学原理》，第139——140/66页）。
虽然语言是符号研究者拥有的唯一证据，但这并不会让符号研究成为语言学的一部分，就像历史学家对于书面文献的依赖不会让历史研究成为语言学的一部分一样。但符号研究者不能只依赖语言，他们不能假定被命名的一切都是重要的，没有被命名的一切就是不重要的，尤其是在研究习以为常的现象时。然而，对于巴特来说，语言证据在《流行体系》（他的大规模符号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方法。时装是一种体系，它通过区分各种服装来创造意义，使细节具有意指功能，并且在服饰的某些方面和世俗行为建立联系。巴特写道：“真正销售的是意义”（第10/xii页）。为了描述这一体系，巴特选取了两本时装杂志一年内配发的照片说明文字作为研究对象。他的设想是，这些文字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让服装显得时尚的某些方面，由此他可以辨认出在这个符号体系中起作用的区分。
巴特找出意指行为的三个层次，有两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层次划分：“印花布在竞争中取胜”和“细长的花边让人印象深刻”。在巴特所说的“服装代码”（即界定时尚的代码）层面上，印花布和花边是能指，它们的所指是时尚。在第二个层面上，把印花布和竞争放在一起意味着这些服饰适合在某种社会场合下穿着。最后，还有“一种新的符号类型，它的能指是说出口的时尚言论，而它的所指是这本杂志拥有或者想要传递的关于世界和关于时尚的形象”（第47/36页）。这些说明文字暗示，花边不仅被视为优雅的装饰，事实上它生产了优雅这一品质，而印花布则是取得社会成功的关键的、积极的要素（人生是一场竞争，你的服饰将决定你的胜败）。
服装代码很重要，但解读起来并不有趣。巴特辛勤工作，研究了大量时尚杂志的说明文字，分析了时尚所依赖的各种变化。在方法上，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要想清楚地对时装加以分析，就需要指出哪些结合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时尚的。[12]对于巴特和他的读者来说，更吸引人的是修辞体系，即时尚的神秘层面。时尚遵循神话原则，它试图把它背后的惯例伪装成自然事实。今年夏天服装将采用丝质面料，说明文字这样告诉我们，仿佛在宣布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事件；现在的裙子正变得越来越长，必然如此。说明文字告诉读者，这些服饰多么有用——正适合清凉的夏夜——但某些用法的特定性让人困惑。比如，为什么要说，适合在夜间沿着加来码头漫步时穿着的雨衣？巴特注意到：
正是以外部世界为参照的精确性让这一功能变得不真实：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小说艺术所产生的悖论：任何细致入微的功能都变得不真实；但与此同时，这种功能越是偶然，它看起来就越“自然”。时尚书写因此回到了现实主义风格所设定的前提，即不起眼的、精确的细节在累积起来之后增添了所表征事物的真实性。
第268/266页
时尚积极有效地把它的符号自然化，因为它必须充分利用这些细小差别，并提出细微变化的重要性。今年绒毛布料取代了粗毛布料。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区别本身。时装“就是这样一种景观，人们从中发现自己有能力让微不足道的细节进行意指”（第287/288页）。或者，就像巴特在《文艺批评文集》中所说的：“时装和文学强烈地、精妙地进行意指，这一行为有极端艺术所具备的全部复杂性，但也可以说，它们意指的对象是‘虚无’，它们就存在于意指行为中，而不是存在于被意指的对象中”（第156/152页）。
巴特最系统化的符号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却是要拒绝“关于符号的科学研究”这一设想，他后来的作品反复强调这一结论。“我经历过对于科学性的美好梦想”，他后来对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思想持否定态度（《回应》，第97页）。他把符号研究界定为关注一切使意指行为的科学变得不可能的研究，这样他就把自己拒绝符号科学的态度与意指行为优先于被意指对象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刻意忽略了下列事实：他现在所否定的系统性视角产生并支持这种关于意义的一贯看法。只有通过揭示时装或文学其实是一种体系，一种不停制造意义的机制，巴特才能继续维持意指行为相对于被意指对象的优先地位。在体系的视角之外单独而论，关于时装的陈述具有意义，并且其意义远比其他意指过程更加重要。只有通过令人信服地辨认出符号机制的系统化运作，人们才能证明时装说明文字的具体内容与此无关，从而让巴特提出的设想更具说服力，即时尚或文学作为符号体系，暗中破坏或清空了它们大量制造的意义。
图9 符号研究的历史。
虽然巴特后来希望把他的符号研究看作是对于科学性分析起到抗拒作用的各方面意义的关注，但他在后期作品中关于意义的看法很有趣，因为他对于意指行为的更多层面提出了总体看法。比如，他注意到，他和面包店里的女人所说的关于光线美感的话体现出一种阶级品味，这当然不是科学，但这很有趣，而且颇有见地，因为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于起到区分阶级作用的符号进行调查需要涵盖多大的范围。又如，巴特认为学术讨论的惯例要求人们注意对方提出的问题的表面内容，而不是它所表达的潜在态度。当他持这一观点时，他就为调查指明了一个主题：言语行为的特定内容与基本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惯例如何导致不同的回应。牢牢地坐在他的“轮椅”里，巴特不再需要一门符号科学，不再需要用后者的力量来扩展和运用他本人的洞察力。他可以畅谈自己的愿望，他要生产一种没有权力的话语，这种话语不会把它自身强加于人，而是成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对于新鲜事物的体验（《就职演说》，第42/476页）。然而，他的话语依然将兴趣放在它所激发的对于符号和意义的潜在的系统性思考上。因为有意义的地方就有体系。正是巴特本人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第七章 结构主义者
谁是罗兰·巴特？这个问题有现成的答案：一位法国结构主义者。虽然巴特的崇拜者可能会坚持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巴特多变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时刻，并且当时他并没有完全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这显然是他最为重要的时刻：结构主义是他的影响力的来源，是他的理论设想和观点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是他未来发展的跳板。在结构主义变成一种权威之后，巴特悠然地与它保持着距离，在其他人看来，他变成了一个“后结构主义者”。但这种说法不清不楚，因为要想创造出“后结构主义”，人们就必须把结构主义做狭隘的歪曲。事实上，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有很多内容在结构主义作品中已经明显表露了出来。
1967年，在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巴特将结构主义界定为用来分析文化产品的一种方法，其根源在于语言学方法（《语言絮谈》，第13/5页）。在《文艺批评文集》中，他解释道，他“进行了一系列结构主义分析，目的在于界定一些非文字性的语言”（第155/151——152页）。结构主义把现象看作是潜在的规则和区分体系的产物，并且从语言学中借用了两条基本原则：（1）实施意指行为的实体并无本质，而是被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网络所界定；（2）对意指现象做出解释就是要描述使它们成为可能的体系。结构性的解释并不追溯历史渊源，也不寻找原因，而是通过将特定的客体和行为与它们所处的体系联系起来，来探讨它们的结构和意指效果。
图10书桌旁的巴特。
在20世纪60年代，似乎没有必要来区分结构主义和符号研究。巴特在《文艺批评文集》中界定了“结构主义行为”，宣称“以严肃的态度向意指行为命名求助”是结构主义的标志，并建议感兴趣的读者“观察哪些人使用能指和所指，历时性和共时性”（第213——214/214页）。不过，最终符号研究（或者说，符号学）被看作一种研究领域——对于各种符号体系的研究——而“结构主义”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思想家提出的一些声明和步骤，它试图描述各种人类行为背后潜藏的结构。巴特写道：“所有结构主义行为的目标，无论是反思性还是诗性的目标，都是要‘重构’一个客体，从而揭示让它得以运作的规则。”他得出结论，结构主义的“新意在于提出一种思想模式（或者说，一种‘诗学’），不再只是将完成后的意义分配给它所发现的客体，而是要知道意义如何成为可能，要付出何种代价，通过何种方式”（第218/218页）。他督促文学专业的学生——
在伦理层面上，批评家的目标并非阐释作品的意义，而是对于制约意义生产的种种规则和约束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家不负责重构作品的讯息，而是关注它的体系。语言学家则不负责解读句子的意义，而是关注使意义传递成为可能的形式结构。
第259——260/256——257页
为了理解最有趣、最具创新精神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