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1]
我们可以区分文学的结构主义研究的四个方面。首先，结构主义研究试图用语言学术语来描述文学语言，从而抓住文学结构的特点。巴特频繁使用语言学类别来讨论文学话语。他对于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提出的一对区分特别感兴趣，本维尼斯特提议把指涉语境的语言形式（比如，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诸如这里、那里、昨天之类的表述，以及部分动词时态）与非指涉的语言形式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帮助巴特对叙事技巧的某些方面进行分析，但他对于语言学采取灵活借用的办法，和部分结构主义者不同，他并不尝试系统性的语言学描述。[13]
第二个主要的理论设想是发展一种“叙事学”，辨认叙事的组成部分及其在不同的叙事技巧中可能采取的组合办法。法国结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俄国形式主义者弗拉迪米尔·帕洛普的研究，他提出的民间故事“语法”描述了这些故事的基本母题及其可能出现的结合。法国结构主义者尤其关注情节，想了解情节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如何结合，基本的情节结构是什么，以及如何产生完成和未完成的效果。巴特以此为主题，为《沟通》杂志的一期特刊写了一份长篇导论（《叙事的结构分析导论》，收录于《意象、音乐、文本》之中）。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强调情节结构在确保作品可理解性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关注打乱叙事预期可能产生的效果。他写道，不可能“在没有涉及由各种基本单元和规则所组成的潜在体系的情况下”，产生一段叙事（《意象、音乐、文本》，第81页）。只有就某种叙事建构与常规的叙事预期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才会具有过度的或者欺骗性的效果。
除了对叙事进行系统性研究之外，结构主义者还试图说明，文学意义如何取决于某种文化之前的话语所生产的文化代码。巴特的《S/Z》一书为这个设想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稍后我将对此进行讨论。最后，结构主义提倡分析读者在意义生产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文学作品如何通过抵抗或顺从读者预期来取得相应的效果。巴特在分析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时引入了上述思路，在后来的作品中，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首先，他声称词语和作品只有与话语惯例和阅读习惯产生联系才有意义，要想理解文学结构就必须研究这些惯例和习惯。因此，读者作为惯例的存储者和使用者就变得十分重要。诗学理论关注作品的可理解性，读者在其中不是被看作个人或主体性，而是一种作用：读者是让阅读成为可能的代码的化身。巴特写道：“那个接近文本的‘我’，本身就是其他文本和代码的复数形式，这些代码数量无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代码已经失落（它们的源头已经失落）……主体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充分状态，有了它我才能实现文本，但事实上这种虚假的充分状态只是构成我的各种代码所留下的痕迹，因此我的主体性最终具有各种模式化形象的通用特征”（《S/Z》，第16——17/10页）。读者同样出现在第二种论述中：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文学是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让读者得到锻炼的作品，它们对于阅读的结构化行为发起挑战，让人们关注到这些行为。“在文学作品中（在作为作品的文学中），最重要的是让读者不再只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第10/4页）。在结构主义的大力倡导下，读者在文学批评中成为核心人物。如果正如巴特所说，“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根源和仲裁者，那么这正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语言絮谈》，第69/55页）。
结构主义试图弄明白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文本，这一尝试使得人们不再把文学看作表征或交流，而是由文学秩序和文化的话语代码所生产的一系列形式。结构主义分析并不打算发现潜藏的意义：巴特写道，一部作品就像一个洋葱，“多个层次（或多重表面，或多个体系）叠合在一起，它的体内没有心脏，没有内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化约的原则，只有把它自身包裹起来的无穷的表层——这些表层包裹的不是别的，就是自身的集合”（《语言絮谈》，第159/99页）。结构分析并不对文本进行“解释”，而是从文本内容开始，进而分析相关代码的运作，“辨认它们的术语，勾勒它们的次序，同时也假设其他代码，并通过最初研究的代码来对后者进行分析。”[14]他在《作者之死》中这样写道：
在写作的多重性中，一切都将被拆散，没有任何事物得到阐释；可以顺着结构去分析，看它在每个节点和每个层面如何“脱丝”（就像袜子的丝线那样），但在它的底下一无所有：要在写作的空间里四处搜索，而不是刺穿它；写作不停地呈现意义，同时又不停地消散意义。写作一直致力于系统性地消除意义。正是通过这一方式，文学（从现在开始，更恰当的说法是写作）拒绝为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分派一个“秘密”，一个终极意义，由此文学释放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反神学的”行为，这是一种真正的革命行为，因为拒绝固定意义最终就是要拒绝上帝和他的化身——理性、科学、法则。
《语言絮谈》，第68/53——54页
让意义之线“脱丝”的拆散行为：这就是巴特在他最具雄心和最持久的结构分析《S/Z》中所采取的模式，这部作品对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逐行进行了讨论。他把文本拆分成片段（或者按他本人的说法，拆分成“文段”），在此基础上他辨认出片段赖以运作的代码。每个代码都是积累的文化知识，它使读者可以把作品中的细节看作对于某个特定功能或序列的贡献。例如，情节代码（巴特常常借用希腊语来创造术语）是一系列行为模式，用来帮助读者把细节纳入情节序列之中：因为我们有某些程式化的模式，诸如“陷入爱河”、“绑架”或“承担一次危险的任务”，所以我们才能暂时地把我们所读到的细节分门别类并加以组织。阐释代码统管神秘和悬念，用来帮助我们辨认谜团，并且对细节加以梳理以便解开这个谜团。意义代码提供程式化的文化形象（比如，性格范式），用来帮助读者把点点滴滴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人物形象。象征代码引导读者从文本细节转到象征性阐释。巴特在《S/Z》中所说的指示代码后来又细分为一系列文化代码，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数量众多的手册，用来提供文本所需的文化信息。[15]巴尔扎克描写兰提伯爵时，说他“像西班牙人一样忧郁，像银行家一样无聊”，此时巴尔扎克就是在利用这些程式化的文化形象。同样，在描写萨拉辛欣赏完赞比内拉的歌唱表演，走出剧院时，他说萨拉辛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忧伤”，我们的文化仿真模式告诉我们，要把这句话解读为深情投入的标记。“虽然全都源自各种书籍，这些代码（具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好相反的特征，后者将文化变成自然）充当了真实的根基，同时也成为了‘生活’的根基”（《S/Z》，第211/206页）。
图11 高等实用研究院的研讨班合影，1974年。
巴特在经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中辨认各种代码，并且点评它们在这些作品中起到的作用，他的目的不是要阐释《萨拉辛》，而是要把它作为一个互文性建构物，作为各种文化话语的产物来加以分析。他在《作者之死》中写道：“我们现在知道，文本并不是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一位作者——上帝所传递的‘讯息’）的一连串词语，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写作（均非原创）在其中混合、碰撞。文本是出自无数文化源头的一系列引言”（《语言絮谈》，第67/52——53页）。巴特高度关注代码的这种引述作用，比如，他描述了可读文学所采取的反讽策略。指示代码如果一味服从原先的用法，很快就会变得枯燥乏味。
经典的弥补措施……是通过叠加另一种代码，让后者以超然的态度评述前者，从而把前面的代码变成一种反讽……比如，作品中萨拉辛“曾经希望得到一间有微弱光线的房间，一个满怀嫉妒的竞争对手，死亡和爱情，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混合了三种交织在一起的代码……激情代码确立了萨拉辛理应具备的情感，小说代码把这种“情感”变成文学：这种代码属于一位天真的作者，他毫不怀疑小说是一种恰当的（自然的）表达激情的方式。反讽代码探讨了前两种代码中的“幼稚”成分：就像小说家承诺要谈论角色（代码2）那样，反讽者承诺要谈论小说家（代码3）……在这种代码交织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就足以产生……对巴尔扎克的戏仿。这种冒险前进的结果会怎样？它不断超越之前的阶段，渴望无限，凭借着这一过程带给它的全部力量，它构成了写作。
《S/Z》，第145/139页
可读的写作允许读者确定什么是最终代码（比如潜在含义，“这是反讽”）。然而，像福楼拜这样的作者，
在运用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反讽时，激发了写作中一种有益的不安：他拒绝停止代码运作（或者以非常糟糕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是（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写作的真正考验）人们从不知道究竟他是否为他所写下的内容负责（在他的语言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主体）：因为写作的本质（即构成作品的意义）在于回避“谁在说话”这一问题。
第146/140页
巴特为了追求代码而拆解文本，这一做法使他能够对文本进行细读，同时又抗拒英美学者关于细读的看法，即认为作品的每个细节都有助于达成整体的审美统一。巴特关注作品的“多元”性质，他拒绝寻求一种整体的统一结构，而是想知道每个细节如何运作，和哪种代码发生联系，同时他也证明了自己善于发现各种代码的功能。[16]例如，部分描述性细节明显多此一举，它们没有与任何推动情节发展、揭示人物性格、制造悬念、产生象征意义的代码构成联系，因而这些细节的目的在于造成一种“现实感”：正是通过对意义的抵抗，它们完成了意指，“这就是真实。”[17]
《S/Z》的悖论在于，它提出的类别公然否定了经典的、可读的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但是它所做的分析却将一种诱人的、强有力的复杂性赋予了巴尔扎克的一部中篇小说。《S/Z》依赖于可读与可写之间的区分，同时也依赖于经典写作（顺从我们的预期）与先锋写作（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读，但在我们的实际阅读中必须自行创作）之间的区分。虽然《S/Z》宣称“可写是我们的价值”，但它却采取了一种可读的故事形式，只不过书中的分析并没有揭示一种枯燥的可预测性，而是让故事变得开放，让故事对它自身的代码以及它所处的文化中的意指机制进行敏锐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