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2]
《S/Z》是巴特观点的全面表述——汇集了他关于文学的看法，同时也为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理论设想提供了共同的立足点。一方面，它显示出强烈的科学性和元语言性的驱动力，把作品拆分成各种组成部分，并且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加以命名和分类。它试图解释读者如何来理解小说，通过这一尝试，它对于《批评与真实》中所勾勒的诗学理论做出了贡献。不过另一方面，巴特和其他人都认为，他从《S/Z》开始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理论设想：巴特坚持认为，他不是把作品看作一个潜在体系的外在表现，而是要探索作品与自身的差异，探索作品难以掌握、不确定的意义，以及作品如何展现作为其根基的文化代码（第9/3页）。《S/Z》同时被视作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极端例子，这一现象说明，我们应该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这样的区分。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记住，结构主义者试图描述文学话语的代码，而这种尝试关系到先锋派的文学作品（如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他们要研究这些作品如何凸显、模仿和违背那些惯例。
当然，在结构主义的科学雄心和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分支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18]后者的特点在于说明话语如何暗中破坏它们所赖以存在的哲学前提，但这一差异很容易被人夸大。结构主义写作一再求助于语言学范式，从而把批判性思维的重点从主体转到话语，从作为意义源泉的作者转到在社会实践的话语体系内运作的规约体系。意义被看作代码和规约的效果——有时候也被看作违反规约的效果。为了描述这些规约，结构主义提出了各种科学分支——关于符号的普遍科学、关于神话的科学、关于文学的科学——这些分支被当作各种理论分析的方法依据。但在每种理论设想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那些位于边缘的现象或者问题丛生的现象，它们有助于识别将它们排除在外的规约，而它们的力量也取决于这些规约。科学的概念或者说关于形式的普遍“语法”的概念被当作方法依据，用来分析某些作品，这些作品专注于研究不符合语法的或者偏离常态的现象，比如人类学对于污秽或禁忌的研究，以及米歇尔·福柯对于疯癫和监禁的结构主义研究。可以说，全面科学的设想在结构主义中起到的作用相当于全面质疑的做法在后结构主义的某些分支中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完全的科学还是完全的质疑，都不可能做到，但是要想对话语的运作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这两种努力都必不可少。在《S/Z》中，巴特的研究经历了剧变，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这是巴特本人试图传递的印象，但《S/Z》所关注的问题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持续存在。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加重要的是另一种转变，那就是当巴特声称他自己是个享乐主义者时，他的形象所发生的变化。
第八章 享乐主义者
1975年，巴特在一次访谈中解释了“愉悦”一词在他作品中的重要性，他说他想要“为某种享乐主义负责，这是一种名声狼藉的哲学思想的回归，它已经被压抑了数个世纪”（《访谈录》，第195/206页）。《文之悦》是这一复兴尝试的主要记录，但愉悦在巴特的其他作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罗兰·巴特自述》中这样问道：“思想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是一阵愉悦的感觉，那又是什么？”（第107/103页）。他在《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中宣称：“文本是愉悦的客体”（第12/7页）。但愉悦必须要被感受到。“文学的挑战就是，这部作品如何能够与我们产生关联，让我们感到震惊，让我们变得充实？”[19]
《文之悦》是关于文本愉悦的理论，但同时也是一本手册，甚至是一篇忏悔。巴特写道：“一个故事让我感到享受的部分，并不是它的内容，甚至也不是它的结构，而是我在光滑的表面所施加的摩擦：我快速前进，我跳跃，我抬头，我又再次埋头阅读”（第22/11——12页）。愉悦或许来自漂移，“每当我不在乎整体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注意力被看似模糊、戏剧化，甚至有些过度精确的语言所吸引（第32/18页）。比如，“精确状态”这个词让他感到愉悦：“在《布瓦与贝居榭》中，我读到了这个句子，它让我感到愉悦：‘布料、床单和餐巾正垂直晾着，木制的夹子把它们固定在紧绷的绳子上。’在这个句子中，我欣赏一种过度的精确，一种对于语言的精确状态的迷恋，一种描述性的疯狂（在罗伯——格里耶的作品中会遇到这种情况）”（第44/26页）。巴特用日常生活的细节描述着他在阅读小说、传记或历史作品时所感受到的愉悦，他进一步设想一种基于消费者愉悦的美学和“一种关于阅读愉悦（或愉悦的读者）的分类研究”，其中每种阅读症状都能找到特定的文本愉悦：拜物主义者喜欢片段、引言和特别的表达方式；强迫症患者喜欢操控元语言、注释和阐释；妄想狂喜欢进行深度阐释，发掘秘密和内情；歇斯底里者充满了狂热，他放弃全部的批评距离，全心投入文本（第99——100/63页）。
对于阅读和愉悦的讨论看似在倡导文本的神秘性，但巴特坚持认为，“正好相反，全部努力在于将文本的愉悦以物质形式表达出来，让文本成为愉悦的客体，就像其他类似事物一样……最重要的是让愉悦的场域变得平等，废除实际生活和思想生活之间的虚假对立。文本的愉悦就在于：提出声明，反对分裂文本”，并且坚持将情欲投注扩展到所有类型的客体，包括语言和文本（第93/58——59页）。
为了将文本引入愉悦的场域，巴特向身体发出召唤：“文本的愉悦就发生在我的身体追求自身思想的那一瞬间”（第30/17页）。他还说：
每当我试图“分析”一个带给我愉悦的文本时，我所遇到的不是我的“主体性”，而是我的“个体性”，这一给定的特质将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分离开来，并且将苦难或愉悦挪为己用：我所遇到的正是享受中的我的身体。这个享受中的身体也是我的历史主体：因为正是在一个复杂过程的结尾阶段——这个过程把传记、历史、社会学和神经症的各种要素（教育、社会阶层、童年经历等）结合在一起——我努力在（文化）愉悦和（非文化）狂喜这两种矛盾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平衡。
第98——99/62页
指涉身体是巴特所做的总体尝试的一部分，他试图对阅读和写作提出一种物质性描述，这一做法有四项特定功能：首先，引入这个出人意料的术语取得了一种有益的陌生化效果，尤其是在法国传统中，自我一直以来都被等同于意识，典型的例子是笛卡尔式的“我思”：“我思故我在。”这个自我是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识，但它并不是体验到文本愉悦的实体：“身体”才是巴特用来称呼这个实体的名字——一个总体上更加模糊、更加异质化的实体，相比笛卡尔式的“精神”，它受到的控制更少，对自身的开放程度也更低。
其次，结构主义花了很大力气来证明，具有意识的主体不应该被当作给定物，并被视为意义的来源，而是要把它看作是通过主体发挥作用的文化力量和社会代码的产物。比如，具有意识的主体并不是它所说的语言的主人。我的身体能说、能写、能理解英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懂”英语，但是我不可能意识到构成我的语言理解的庞大且复杂的规范体系。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我们不应该说儿童“学习一种语言”，就好像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应该说语言在儿童内部“不断发展”。他把语言称为一种“精神器官”，把它和身体联系起来，从而强调其中涉及的不只是意识。其他的文化技能所包含的内容同样不只限于有意识的理解：葡萄酒的鉴赏家并不能解释如何区分不同年份的葡萄酒，但他的身体知道该如何区分。巴特对于“身体”一词的用法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
图12 涂鸦。
第三，巴特在《S/Z》中提出（本书第七章引用了这段话），既然结构主义把主体看作是大量代码和结构力量的产物，我的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的充分性，是所有构成我的代码所留下的痕迹——巴特不得不回避他自己坚持提出的大量问题，只有这样他才能谈论主体的愉悦，但是他需要一种适当的谈论方式，从而来解释摆在面前的事实，即一个人能够阅读和欣赏一个文本，无论他的主体性多么刻板或者泛化，某些感受必须被视为他特有的体验。身体这一概念允许巴特回避主体存在的问题：他求助于“这一给定的特质，它将我的身体与其他身体分离开来，并且将苦难或愉悦挪为己用”，从而强调自己不是在谈论主体性。当一位俄罗斯领唱者歌唱的时候，“这个声音不属于个人：他所表达的不是领唱者本人，不是他的灵魂；它不是原创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个人的：它让我们听到一个没有身份、没有‘个性’的身体，但这个身体同时也是一个分离的身体”（《意象、音乐、文本》，第182页）。作为对巴特“语法”的戏仿之作，《轻松学会罗兰·巴特》很好地抓住了这个主题；它指出，在罗兰·巴特的作品中，你意识到你不能光靠说“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和我的不一样”这样的话来和别人达成一致。[20]
第四，用“身体”替代“精神”符合巴特对于能指的看法，他强调能指的物质性是愉悦的源泉之一。当听到歌唱的时候，他更愿意使用具有身体意味的“声音的质地”这样的表述，而不是表现、意义或发音。在日本的时候，日本文化对于外国人而言所呈现的模糊特质（他不能理解对于本国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意义）让他欢欣鼓舞。他所目睹的一切变成了令人愉快的身体运动的展示：“在那里，身体存在”（《符号帝国》，第20/10页）。
不过，虽然有这些特定的目的，求助于身体的做法总是可能陷入神秘化的困境。巴特自己的表述有时说明，来自身体的体验更深刻，更真实，而且比其他事物更加自然。“我可以用语言做一切事，但身体却做不到。我用我的语言来掩盖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