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8]
在巴特对于先锋派文学的倡导中，语言的伦理性具有核心地位，这或许能解释他的批评所呈现出的令人困惑的特点。虽然巴特有着广泛的文学品味——他欣赏现代作家，同时也欣赏老派文人；他喜欢文风简洁的作者，却也喜欢浓墨重彩的写法——但他对于诗歌毫无兴趣。除了拉辛，他从来没有评论过诗歌，而他对于拉辛的诗作也只是几笔带过。没有哪种全面的诗歌理论能解释他忽略诗歌的做法，但各种连带的点评以及《写作的零度》其中一章“存在诗歌写作吗？”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令人好奇的谜团有所了解。
有几处点评表明，巴特把诗歌与象征以及意义的丰富性联系在一起，同时认为诗歌试图创造出有理可据的符号（而不是任意的符号），因此他将诗歌看作是文学性的某个方面，而这个方面正是布莱希特、罗伯——格里耶和索尔莱斯等英雄试图攻击的对象。不过，在《写作的零度》中，他采取了不同立场，提出不存在诗歌写作，因为古典诗歌并不基于语言的特殊用法（它是无所不包的古典书写的一部分），而同时，现代诗歌是“一种[特殊]语言，在其中一种强烈的驱动力为了寻求自治，摧毁了所有伦理范围”。人们或许会期待巴特热衷于他所说的“充满了裂缝和闪光，充满了缺位和饥渴的符号，但没有固定或稳定意图的话语”，但他接下来却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他认为现代诗歌试图摧毁语言，并把话语简化为“作为静态事物的词汇”（第38——39/48——51页）。在《神话学》中，他提出，诗歌试图取得一种前符号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能够呈现事物本身。
图6 拿着雪茄的巴特。
巴特不相信诗歌呈现出一种未经中介的现实，而且他把一种可疑的抱负强加在诗歌之上，这看上去和喜欢描写琐碎事物的罗伯——格里耶的抱负非常相似。因此，人们觉得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巴特的批评实践中有其他原因导致他忽视了诗歌。虽然《写作的零度》否认存在诗歌书写，把诗歌搁置起来，但我们也可以争辩，事实上存在一种诗歌书写，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浓度和意义的深度，这些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能破坏那些最坚决的反诗性的诗歌作品。像“我昨天去了镇上，买了一盏灯”这样的句子，在被当作诗歌来解读的时候，就利用了象征代码（照明、商业）和对于意义的惯性设定，从而创造出丰富的意指可能性。（如果这首诗只有这样一个简短的句子，我们可以在缺乏其他陈述这一事实中发现意义。）在《符号帝国》中，巴特写道，对于西方人来说，俳句是一种诱人的形式，因为你记录单个印象，“你的句子（不管什么样的句子）都会道出一种经验，释放一个象征符号，你轻易就能造成一种思想深邃的印象，而你的写作也将变得充实”（第92/70页）。我们西方的诗歌书写假定了象征的丰富性，并且引领我们对俳句进行相应的解读（而巴特却设想，在他的乌托邦式的日本，这些俳句一直保持着空无状态）。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在诗歌中避免意指的充分性，而在长篇散文的形式中，象征意义带来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巴特把诗歌排除在他的批评领域之外，试图把文学从与之相关的意义的丰富性中解脱出来。
巴特还以另一种方式把诗歌当作替罪羊。在《神话学》的结尾处，他写道：“在广义上，我对于诗歌的理解是，寻找事物不可剥离的意义”（第247/151页）。他让诗歌以神秘的方式成为（对于他来说）对前符号的自然或真相的追寻，由此他可以通过搁置诗歌，把这种追寻驱逐出文学领域。在《何为文学？》中，萨特区分了诗歌（和语言一起游戏）和散文（使用语言来描述世界），从而通过忽略诗歌，把语言游戏排除在外。巴特在区分这两者时所采用的术语完全不同于萨特的用法——对于巴特来说，散文进行着语言实验，而诗歌则试图超越或破坏语言——但从结构上讲，巴特所做的是同一码事：把文学的某些重要的总体方面等同于诗性（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从而可以拒绝讨论诗歌，并进而忽略这种与诗歌相关的属性或设想。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巴特宣称：“我所理解的文学，不是一类或一系列作品，甚至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教学领域或范围，而是对于一种实践的痕迹所进行的复杂的铭刻：那种实践就是写作”（《就职演说》，第16/462页）。他感兴趣的是写作实践，而不是完成的形式，因此他不怎么重视十四行诗，更喜欢长篇散文，这样他就可以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部分，创造出强有力的、可以在他的批评话语中调用的片段。他没有去解释那些具有精致结构的形式，而是宣扬一种符号活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他所写的许多关于文学的作品采取了种种非正统形式的原因。
第五章 论战者
1963年，巴特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美国的《现代语言笔记》杂志上发表了若干文章。他告诉读者，在法国有两种批评，一种是枯燥的实证型的学院派批评，另一种是充满活力、多样化的阐释型批评（不久后就被冠以“新批评”的名号），从事阐释型批评的评论家对于论证作品的具体信息不感兴趣，而是致力于以现代理论或哲学的视角来探讨作品的意义。次年，这些论战性的文章被收录在《文艺批评文集》中结集出版，学术界对此颇为恼火。《世界报》（1964年3月16日那一期）刊登了由索邦大学教授雷蒙德·皮卡尔所写的书评，书评对这本书的其他方面不予理会，全力批评这种“徒劳且不负责任的诽谤行为”，认为这或许会给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读者留下关于法国大学的错误印象。
但或许这种印象不完全是错误的。在法国的大学体系中，教师要想升职，就必须在国家博士论文（篇幅较长的学术性论文，很少能在十年之内完成）上取得明显进展，而这种论文的目标是掌握坚实的文献知识。这种研究并不鼓励在方法论、理论思考或非正统的阐释方面进行创新。在法国，那些对于推动和促进文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批评家大部分活跃在大学体系之外；他们为获得经济来源，或从事写作（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布朗肖），或到国外教书（乔治·布莱、勒内·基拉尔、路易·马林、让——皮埃尔·理查德），或在特殊机构工作（巴特、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吕西安·戈德曼），这些机构在任命他们担任教职时采取了其他标准。1968年后，大学里的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巴特对于两种批评所做的区分不无道理。
巴特对于学院派批评的不满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阐释型批评家在哲学或意识形态方面寻求盟友——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符号学——而学院派批评家却声称自己保持客观，装作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在未经理论探讨的情况下，学院派批评声称自己知道文学的本质，并且以常识的名义，折衷地接受或者干脆拒绝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批评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它拒绝弗洛伊德流派或者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认为这些阐释过于夸大或牵强（巴特说，它本能地踩下了刹车），但它却不承认，拒绝阐释这一行为本身隐含着另一种心理学或社会学理论，而这种理论需要确切的表述。事实上，传统批评所秉持的温和的折衷主义是最肆无忌惮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声称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其他方法是对的，同样也知道什么时候其他方法是错的。巴特最强烈反对的就是意识形态伪装成常识。
其次，巴特认为学院派批评拒绝接受的是内在阐释——这一点对于英美读者来说或许不太熟悉。学院派批评想要用作品之外的事实，比如作者所处的世界或者他的素材来源，来解释文学作品。由于这种批评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对某个外在物的再生产，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它利用作者的过去来解释某个作品，它会接受精神分析解读，认为后者是合理的解读，但失于片面；如果它利用历史现实来解释作品，它也会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巴特认为，学院派批评不愿意接受的观点是，“阐释和意识形态可以在完全属于作品内部的某个领域内发挥作用”。巴特认为，使用理论语言来研究作品结构完全不同于试图在作品之外寻求解释的方法。一种内在解读可能会使用精神分析概念来说明作品的内在动力，但这完全不同于精神分析解读，后者试图把作者解释为作者心灵的产物。巴特说，法国的学院派批评对于内在分析持敌视态度，因为学院派批评把知识与因果分析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评估学生的知识比评估他们的阐释更加简单。学院派批评提倡的文学理论以作者的生平和时代为重要依据，这种做法适合测验和评分。
或许，皮卡尔会对他没有提及的另一篇文章《历史或文学》（收录在《论拉辛》中）同样感到恼火，这篇文章着重探讨了以拉辛为研究对象的几部批评著作的失败之处，其中就包括皮卡尔的博士论文《让·拉辛的职业生涯》——许多“令人钦佩的”作品都服务于“一项令人困惑的事业”，这篇论文就是其中之一（第167/172页）。巴特认为，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教授们痴迷于研究作者及其所作所为，却忽视了真正需要历史答案的问题——在拉辛所处的时代，文学功能或者文学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对于皮卡尔来说，“历史依然是——这一点是致命的——人物画的原始素材。”“如果想写文学史，人们必须放弃作为个人的拉辛，转向技巧、规则、仪式和集体心态等层面”，讨论这一时期文学生涯的整体模式（第154/159页、第167/172页）。当批评家专注于拉辛，把他本人的经历作为他创作的悲剧的源泉时，这实际上是一种阐释，而不是历史。这些批评家总是想“踩下刹车”，仿佛“这一假设所体现的怯弱和陈腐就足以为它提供合理依据”（第160/166页）。在联系作者和作品的时候，他们必须依赖一种心理学。在他们应该大胆宣布他们所依赖的心理学理论时，他们恰恰变得极度胆怯。
在所有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中，心理学是最难以验证和最受时代影响的方法。这是因为，对内心深处的自我的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真正存在的只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拉辛引用了几种语言——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悲剧、心理学（其他语言可以被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