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6]
图5 笔记。
《米什莱》的推出似乎是现象学批评所掀起的新浪潮的一部分，但是从巴特的后期作品来看，《米什莱》有两个显著特点值得注意。首先，巴特所采取的方法使他能够将米什莱的写作变成一系列视觉片段，他没有把写作的兴趣与连贯性、发展和结构相联系——这些都是米什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作品不容否认的特征——而是把它与文本片段的愉悦，与读者从零星的句子及其意象中能够得到的愉悦联系在一起。其次，这种文本愉悦（它引导巴特把这些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以间接的方式来评论）与身体有关。写作与身体对于空间和物质的经验之间产生了联系。
后来，巴特尤其关注他本人的写作与身体经验之间的关系，仿佛身体感知可以被当作起源或依据。[7]虽然现象学批评关心的是体验或现象的显现（世界作为它呈现在意识面前的样子），它却使批评家把他们要讨论的身体感受当作了一种自然依据。经过高度加工的人工制品被追溯到基础的、前反思的感知，后者被当作一种自然起源。巴特最锐利、最有成效的作品反对那种将文化变成自然的神秘化倾向。考虑到他在后期作品中策略性地将身体作为写作的依据，我们就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也是同一种类型的神秘化操作？表面看来，《米什莱》与巴特在1954年所显露的文学与政治倾向相去甚远，但它所探寻的立场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将再次出现。
和《米什莱》一样，《论拉辛》也把重点放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但它既不是一种痴迷于句子和片段的写作，就像《米什莱》那样，也不是一种以物质和属性为重点的现象学描述。相比拉辛的语言和想象，巴特对于束缚人物的悲剧性宇宙更感兴趣，他用“一种温和的精神分析语言”，展开了“对于拉辛笔下人物的人类学研究”。他问道：什么样的生物居住在这个悲剧性的宇宙中？他把这些戏剧叠合在一起，把它们看作是拉辛的悲剧体系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并且试图辨认出其中的根本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创造了戏剧处境和人物。他特别强调权威、敌对和爱这三种关系的结合，这些关系可以在原始人群的神话中找到，弗洛伊德等人已经对此有所论述：儿子们团结起来，杀死了统治他们并且不许他们娶妻的父亲，他们最终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以及乱伦禁忌）来控制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却是拉辛戏剧作品的全部”（第20/8页）。把所有的戏剧作品组合在一起，构成一部宏大的悲剧，“你就会发现这个原始人群中的人物和行为……只有在这个古老寓言的层面上，拉辛的戏剧作品才能找到它们的一致性。”在表层之下，“陈旧的基石就在那里，随手可得”，这些人物正是根据他们在力量的总体分布中所占据的位置来获取他们各自的属性的。
在《文艺批评文集》中，巴特提出，作家“假定意义的存在，也就是说，作家创造形式，由世界来填充其中的内容”（第9/xi页）。这种看法把批评当作一种填充的艺术，或者我们应该说，为了和巴特把作家视为公共实验者的看法保持一致，批评家以填充的方式进行实验，以作家或作品为对象，尝试各种可能的语言和背景。这就是巴特在《论拉辛》中所持的观点：“让我们以拉辛为对象进行尝试，得益于他的沉默，我们可以尝试本世纪所有可供使用的语言”（第12/x页）。拉辛保持“沉默”，因为他创造了形式，这些形式假定但并不决定意义。他的戏剧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永远向意指意义开放”。如果说他是最伟大的法国作家，那么“他的天赋并不在于让他获得成功的那些长处，而是在于独一无二的保持无限可能的技艺，这种技艺让他永远停留在任何批评语言的应用范围之内”（第11/ix页）。
把伟大的法国经典称为“一个空洞的场所”，这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无礼举动，就像巴特尝试用精神分析语言来描述这位作家一样，要知道后者通常被认为是纯正、端庄和智巧的典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巴特为我们奉上了一种极具争议的、混杂的解读，他把自己感兴趣的三种方法（对于虚构宇宙的现象学描述、对于体系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对个别作品进行新的主题性阐释时对于当代“语言”的利用）生硬地结合在一起。结果，他对“陈旧的基石”的描述变成了结构性分析，他寻找的不是属性，而是差异和关系，这样一来，他对于虚构世界的描述就丧失了许多现象学的特色。同样，他试图利用神话和精神分析的语言对每部戏剧进行不同寻常的主题性解读，但这种尝试破坏了他的结构主义分析，后者把这些戏剧当作一个由形式规则所组成的体系的产物。《论拉辛》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每个读者都会从中得出自己关于拉辛的想法；同时它向公众展示，文学批评（或者至少说新批评，即受到理论启发的批评作品）也可以成为迷人的阅读体验，但对于巴特或其他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范式。
在《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中，巴特再次把作家的全部作品当作一个体系，他强调并修改了《论拉辛》曾经尝试过的两个方面。巴特认为人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作家全部作品的“语法”，找出其中的基本要素和结合法则，这是他从语言学借鉴来的想法，但在《论拉辛》中，这个想法变得相对不太重要，它体现了作品背后潜藏的简化倾向。在《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中，语言学类比完全发挥了自身的作用：这三位作家被当作“logothetes”，或者说，特殊“语言”的创造者。萨德对于性冒险不厌其烦的叙述，傅立叶创造的乌托邦社会，罗犹拉对于精神修炼的提议，都展示了对于区分、排序和分类的癖好；它们建立起类似语言的体系，在它们所表述的领域中产生意指行为。
巴特写道：“在萨德的作品中有一种情欲的语法，一种色情兼语法体系，包括色情要素和结合规则”（第169/165页）。对于萨德来说，情欲想要“根据精确的规则，把特定的邪恶行为结合在一起，以便从这些行为系列和行为集合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不再是口头的，而是通过行为来表达，这是一种罪行的语言，或者说，一种新的爱情代码，和优雅的爱情代码一样精致”（第32/27页）。情欲代码的最小单位是姿态，“最小的可能性结合，因为它联系的对象只有一个行为和它的身体作用点”。除了性姿势之外，还有多种“操作因素”，比如：家庭关系、社会等级和生理变量。姿态可以相互结合，构成各种“操作”，或者说，构成复合性的情欲场景。当运作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时，它们就变成了“人生片段”。“所有这些单位，”巴特继续写道，
都要遵循结合或复合的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很轻松地将情欲语言形式化，就像语言学家所用的“树状结构”一样……在萨德的语法中，有两条基本规则；此外，还有常规步骤，叙述者根据这些步骤来调用他的“词汇”（姿态、形体、片段）的基本单元。第一条规则是穷尽原则：在一次“操作”中，应该尽可能地同时实现最大数量的姿态……第二条规则是互惠原则……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交换，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当轮流充当施动者和受害人，轮流充当鞭打者和被打者，轮流充当喂粪者和食粪者。这是一条核心原则，一方面因为它让萨德的情欲语言真正变成了一种形式语言，在这种语言中只有行为类别，没有人的分类，这极大地简化了语法；另一方面因为它让我们无法根据性角色来划分萨德的社会。
第34——35/29——30页
除了让语言学范式发挥更充分的批评作用，《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修改了《论拉辛》的另一个方面。在前一部作品中，巴特使用性语言或者精神分析语言来分析拉辛及其剧中的人物，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尝试，他想让崇尚拉辛式典雅风格的法国公众感到震惊。但在《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中，巴特表明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当不协调的语言相互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比如语言学的专业术语与萨德的性欲描写相互摩擦时所出现的情形。这不是对文化丰碑的嘲弄，而是对不同语言相结合的效果进行实验。[8]
与《米什莱》和《论拉辛》一样，《萨德、傅立叶、罗犹拉》表明，尝试用本世纪的语言来分析某位作者，并不是要说明他的作品关系到当前的实际问题，从而使这些作品变得与我们“相关”。那种做法属于主题性研究，比如关注拉辛的爱情心理学或者米什莱的政治观点。与此相反，巴特对于当代语言的实验在总体性上强调了他所研究的写作文本的怪异特质——米什莱的迷恋，拉辛的幽闭宇宙，萨德、傅立叶、罗犹拉三人对于分类的狂热。巴特写道，最后这三个人没有一个“能让人忍受，他们每个人都使愉悦、快乐和交流取决于一种没有变化的秩序，或者（更糟糕的情况下）取决于一种结合的体系”（第7/3页）。巴特在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时并没有找出相关的主题，而是想要把文本从不同作者（傅立叶、罗犹拉、萨德）的视野和目的（社会主义、信仰、邪恶）中“解放出来”，并且盗用它的语言，“把文化、知识和文学的旧文本变成碎片，并且将它的特征散布到难以辨认的表述中去，就像人们在掩饰盗窃来的物品时所做的那样”（第15/10页）。这显然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批评计划，它对于怪异的特质远比熟悉的内容更感兴趣，并且在碎片中找到了愉悦。引人注意的是，巴特无意去描述个别作品的轮廓或架构。他盗用这些作家的语言，目的不是在于阐释和评价这些业已完成的作品，而是在于阐明写作的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对于意义和秩序的潜在影响。
在巴特身为批评家所从事的另一项主要活动（即他对于某些先锋文学实践的宣扬）中，这一点也很明显。他的最初事业是一种戏剧书写，20世纪50年代，他在布莱希特身上发现了文学形式的社会用途。在大学里，巴特创立了一个演出希腊戏剧的团体。战后，他又协助创办了《大众戏剧》杂志，抨击当时的商业剧，倡导关注社会和政治话题的戏剧。萨特曾写过政治戏剧，但巴特试图构想出一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