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4]
古典书写在思想和风格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巴特认为，虽然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这两位几乎是同时代的作家在思想方面只存在次要差异，但他们的书写有着明显不同。他认为，1848年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开始显露出来。之前作家曾假定内容具有普遍性，而现在写作不得不对它自身（作为一种写作）进行反思。写作就是要自觉地与文学进行争辩。对此，巴特解释说：
大致的发展阶段如下：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技艺意识，对作品的精心要求到了痛苦的自我约束的地步（福楼拜）；接着是一种英雄般的意愿，想要在同一个创作题材中把文学和文学理论融为一体（马拉美）；接着是希望能避免文学性的同义反复，办法是不断地推迟对文学的界定，宣布将要创作的内容，并且将这种创作宣言融入文学本身（普鲁斯特）；接着是有意地、系统性地增延词语的意义直至无穷，但并不遵从任何一种对于被意指对象的理解，以此来检验文学的真诚性（超现实主义）；最后是一种反向操作，削减这些意义，努力捕获文学语言的此在，一种写作的中性（但并不是一种清白）：说到这里我想到的例子是罗伯——格里耶的作品。
《文艺批评文集》，第106——107/97——98页
图4 《写作的零度》（1953）出版时的巴特。
这是巴特在1959年所做的一番解释。但在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中，巴特用到的例子并不是阿兰·罗伯——格里耶，而是阿尔贝·加缪，后者尝试采用中性的、不带情感的方式来写作，巴特称之为“写作的零度”。萨特把加缪的空白书写看作是拒绝表露政治倾向，但对于巴特来说，加缪的写作和从福楼拜开始的自觉性文学的其他例子一样，都在另一个层面具有历史性：它们对于“文学”的反抗以及它们对于意义和秩序的假定。严肃的文学必须质疑它自身以及文化借以规范世界的惯例，那里有它巨大的潜力。但“没有哪种写作能一直保持革命姿态”，因为违反语言和文学常规的做法最终将被复原为一种新的文学模式。
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是一本怪异的批评论著。它很少提及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例子——唯一的引言来自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罗杰·加洛蒂所写的一部小说（名字没有被提及）。后来，在收录于《论拉辛》里的一篇关于文学史的评论文章中，巴特批评文学史家，认为他们空有历史研究方法，却忽视了研究对象自身的历史本质。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正好相反的问题：巴特强调了他的研究对象——写作，或者说，文学功能——的历史性，但他缺少一种历史方法。他没有具体解释古典书写这一说法，读者必须自己来寻找例子。巴特既不分析，也不展示。他甚至都没有答复萨特（他没有提到萨特的书）。[5]他似乎是在实验萨特的文学故事：对其进行修改，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思路，以便思考文学史并评价福楼拜之后的文学写作。
巴特在文学史领域的短暂涉足达到了三个目的。首先，他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政治和历史影响”。写作的政治重要性不仅在于政治内容或者作者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也体现在文化对于世界的文学性规范过程中该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过，巴特并没有通过详尽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人们如何才能确定实验性写作潜在的政治效果，但他提出，文学对于语言的探索以及对于既定代码的批判释放出了一种宝贵的乌托邦式的质疑力量。他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既然连政治手册也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产生作用，那么对写作的政治重要性进行评估就不会是件简单的事。
其次，《写作的零度》确立了一种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为思考文学提供了便利。巴特提出，一种非自觉的、表征性的文学在1848年之后被一种自觉的、不易理解的实验性文学所取代；后来，他把自己所建立的叙事脉络变得更加复杂。在《S/Z》中，他区分了可读与可写：可读文本是我们知道该如何进行阅读的文本，它具有一定的透明性；可写文本则体现出自觉意识，并且抗拒阅读。这种新的历史性区分与当代的阅读实践（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联系更加明显，但它的思想萌芽还是在古典书写和现代书写的区分中，巴特正是通过这一区分试图来理解当代的文学创作的。
最后，巴特关注的是文学的符号——写作如何暗指某种文学模式，这让我们（同时也让他自己）注意到意义弥散而强大的次级层面，之后他将继续对此进行研究，只不过变换使用多种不同的说法。他把这种次级的意指行为称为“神话”，而正是作为一名神话研究者，巴特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
第三章 神话研究者
在1954年至1956年间，巴特为《新文学》杂志撰写了一系列专题文章，每月一篇，题为《本月神话研究》。他写道：“在关于当代生活的描述中，自然和历史总是被混为一谈，我痛恨这种做法。”在讨论大众文化的各个方面时，他试图分析那些假装成自然现象的社会惯例，揭开“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神话学》收录了这些专题文章，并且加上了一篇题为《当今神话》的长文作为结尾。这是巴特最有趣和最容易理解的作品，但它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巴特所说的“神话”究竟指什么？
在许多例子中，巴特揭示了在看似自然的现象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因素，他在这些例子中所用的“神话”一词，指的是一种有待曝光的欺骗。以《人类家族》为题对一些照片进行分析的一篇文章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巴特写道，“其目的在于说明，世界各国的日常生活中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普遍性”，同时提出，“出生、死亡、工作、知识、游戏，总是在施加同一种类型的行为”，因此他要描述人性作为一个庞大家族的各种表现形式（第173/100页）。这一神话把它所宣扬的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比作是相貌和形体特征在家族内的变化，从而掩盖了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显著差异，而人们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出生、工作和死亡的。“这里的一切……都致力于压制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所采取的办法是在人类相貌、制度和环境等表面差异底下设置一种共同的人类本性。巴特认为，进步思想“必须一直牢记要颠倒这场古老骗局所使用的术语，不断地凿开自然及其‘法则’和‘限制’，从而在那里挖掘出历史，并最终确立作为历史的自然”（第175/101页）。
展出的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幕人类场景，以这种方式聚集起来，它们获得了次级的神秘意义，而这一意义正是巴特要曝光的对象。其他客体和实践，甚至是那些最具功利主义色彩的做法，都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被社会惯例赋予了次级意义。例如，葡萄酒在法国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且是“一种图腾加饮料，就像英国王室喝的荷兰牛奶或茶，具有仪式性质”。它是“一种依靠胁迫达成的集体性道德准则的根基”。对于法国人来说，“对葡萄酒的信仰是胁迫之下的集体行为”，而喝酒则是一种社会融合的仪式（第75——76/58——59页）。通过制造神话意义，文化试图让它们的规范以自然事实的面目出现。
整个法国沉浸在这种无名的意识形态中：我们的出版社、电影、低俗文学、仪式、司法、外交、日常交谈、对于天气的谈论、谋杀案的审判、感人的婚礼、渴望品尝的菜肴、穿的衣服。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取决于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表征，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拥有并且迫使我们也拥有的表征……资产阶级规范被当作了一种自然秩序的不证自明的法则。
第127——128/140页
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神话研究者的领域，那么神话就不仅仅是有待揭露的幻想，就像“人类的伟大家族”的神话那样。虽然“葡萄酒的优点”是个神话，但它并不完全是种幻想。巴特注意到神话研究者的两难境地：“葡萄酒客观上是好的，但与此同时，葡萄酒的优良属性是一种神话”（第246/158页）。神话研究者关注的是葡萄酒的形象——不是酒的属性或效果，而是由社会惯例附加在它身上的次级意义。巴特起初将神话视为一种幻想，但很快他就强调，神话是一种交流形式，一种“语言”，一种次级意义的体系，类似于他之前著作中讨论的书写。例如，埃贝尔的粗俗词语作为语言符号具有初级意义，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神话意义：粗俗被当作一种革命符号。《神话学》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学生打开他的拉丁语法课本，发现了一个出自伊索寓言的句子，说到狮子要求得到最大份额，因为我的名字是狮子，他明白这些词的初级意义远不如这句话所传递的次级意义来得重要，即“我是一个在语法上用来说明谓语一致的例子”（第201/116页）。我们或许会说，在文化中，一切都可以被当作例子：一条法国面包同样意指法国性。
正如巴特此时所强调的那样，《写作的零度》不仅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尝试，同时也是“对文学语言的一种神话研究。我在书中把写作界定为文学神话的能指，也就是说，一种业已充满[语言]意义的形式，它从这个时代的文学概念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神话学》，第221/134页）。不管写作的语言内容是什么，它意指一种对于文学形式的态度，因而也是一种对于意义和秩序的态度；它倡导一种文学神话，通过这一神话，它在这个世界获得了一个角色。通过探讨大量不太重要的行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神话学》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神话是如何产生社会意义的。
巴特在这些文章中的目标各不相同。有时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某些产品，广告宣传赋予了这些产品相应的神话意义。他谈到雪铁龙汽车的最新款式、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塑料的形象，以及以肥皂粉和清洁剂为主角的特殊的戏剧场景：清洁剂“杀死了”污垢和细菌，而肥皂粉则让污垢消散，把物品从难以察觉、难以捕捉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说奥妙能做到深度清洁就是假定那块亚麻布具有深度，之前没人想到过这一点”（第39/37页）。巴特讨论的内容还包括：“《旅游指南》所珍藏的世界”这一构想、媒体对待忠诚的态度、飞碟、爱因斯坦的大脑，以及其他神话事物。巴特把习以为常的意义写出来，用嘲讽的语气强化这些意义或者思考它们的潜在影响，然后用简短的一句话收尾；他会提到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关键问题，从而把我们从神话中硬拽出来。
巴特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