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19]
以嘲讽中性作为结尾，这一做法提醒我们，中性不能与那些受它启发的批评作品割裂开来，否则就会陷入勒热纳所嘲讽的自满窘境。更有益的做法是遵循戴安娜·奈特，而不是伯纳德·康曼特的观点（虽然他们两人观点相近），并且将巴特作品中具有统合力的线索视为一种乌托邦式，而不是寻求中性的努力：理论和批评总是通过某种社会性或情感性乌托邦的隐含形象来运作的，在这种乌托邦形象的比照下，找出现实和现有话语的欠缺之处。[39]错误在于，认为这种乌托邦能够实现。
巴特去世后的二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
首先，他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年，在巴特去世的前一年，韦恩·布斯称他为“如今对于美国批评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我必须指出的是，布斯与其说是在称赞巴特，不如说是在抱怨美国批评屈从于这股歪风邪气。不过，当你在2001年重新读到这番评论时，你会一下子愣住，它让你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巴特曾经有过的重要地位。很难描述那种重要性，这一点本身就很有趣。巴特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他是福柯所说的某种“话语”的创始人，比如弗洛伊德或马克思。在福柯所说的情况下，思想的后续发展形式是对原始文本进行评论或阐释。巴特的重要性也不在于他是某个学派的创始人，他并没有创立某个理论框架，让许多后来者得以在此框架下进行工作（在英美两国有许多“拉康主义者”和“阿尔都塞主义者”，却没有所谓的“巴特主义者”，虽然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深受巴特的影响）。此外，巴特也不是所谓的发现者，后者通常凭借自己的洞察力提出重要论断，比如，本尼迪克·安德森就被别人广泛征引，他告诉我们，民族和其他大型群体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巴特的特殊意义在于，他的权威性无须理由：当你要写一篇评论文章的时候，不管你的主题是什么，用“罗兰·巴特评论道……”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总是个好办法；他的重要性就在于，没有人会反驳说：“那又怎么样？”
在文学研究领域内，沃尔特·本雅明继巴特之后获得了类似的权威地位（区别在于，人们花了大量工夫来澄清本雅明的文本）。或许可以把这种权威性称为毫无争议的参照点，具备这种权威足以使人成为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但很大程度上巴特已经丧失了这种特权。现在他已经不再是你可以直接引述的大人物。如今，你需要给出理由，说明自己为什么要阅读或者引述他的文本。
其次，谁都知道，巴特首先是个理论家，他写作的年代是“理论”的鼎盛时期，但现在“高深理论”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不再让人恐惧或受人崇敬。不过巴特同样也是一个抗拒理论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理论——他努力回避或挫败理论。稍后我还将回到这个话题。
第三，巴特的崇拜者如今不大可能把躁动或变化当成他作品的恒定特征来加以宣扬了：虽然巴特经历了一段多变的发展历程，但评论者已经提出了多种恒定特征，包括乌托邦式的冲动（奈特），寻求中性（康曼特），或试图将知识文学化（菲利普·罗歇）。但这些所谓的恒定因素真的能够抓住巴特最吸引人的地方吗？
第四，D.A.米勒写道，巴特对于书写身体的兴趣可以被视为“男同性恋复兴肉体的文化设想[的一部分]，他的书写为这一设想增添了（或者说从这一设想中挖掘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致差别”，尤其是他愿意“思考处于最尴尬状态下、远谈不上‘完美’的身体”。[40]将巴特纳入男同性恋美学研究的做法才刚刚起步。
图20 路易-让·卡尔韦写的传记《罗兰·巴特》所使用的护封照片。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巴特曾被视为激进人物，是法国文化价值面临的巨大威胁，但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偶像，代表着许多他曾经危及的文化价值。2000年6月，一篇题为《符号皇帝》的文章发表在《电视全览》杂志上（这是《电视指南》和《纽约时报书评》的杂合），它用这样的标题来缅怀巴特：“热爱语言的人，迷恋句子的人，这位作者运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来阐述法国文学，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非同寻常的精致风格。”[41]这里没有提及巴特如何宣扬先锋文学，批评资产阶级神话，他在索邦的时候让人生厌，他还因为倡导作者之死而臭名昭著。此外，这个标题也回避了符号研究，用社会学的名号来代替。这并非笔误，读者后来会发现，作者提到巴特最终放弃了符号研究这一构想。巴特深爱着我们的语言，其中的精美之处让他魂牵梦萦。在法国，这一举动颇受人尊重，或许有那么一点滑稽，但绝不会让人愤怒或觉得危险。
巴特变成了一个文化偶像，从所谓的激进阶段变为热爱法语，这一转变过程证明，文化在本质上存在于个人主体与精神遗产（以母语为代表）之间的关系，由此巴特的转变更加可贵。“他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科学幻想，摆脱了政治与文化斗争中的宣传口号，我们的符号研究者开始了一段新的写作生涯。从今往后，巴特将让罗兰开口说话，他要突出欲望主体，也就是他的个体自我，那个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的人。”
我引述这段话，不是为了鄙薄，而是因为这段话具有典型的巴特风格，同时他的创作轨迹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我们所见，他在后期作品中批评了自己“对于科学性的美好梦想”。在早期作品中，虽然他对于二元对立的元语言提出过质疑，但这些对立项（内涵和外延，隐喻和转喻，可读和可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罗兰·巴特自述》却把这些对立项嘲讽为“伪造品”，“生产的修辞”，或者说，从其他话语那里窃用的“文本操作手段”，被用作“写作机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让文本保持运作”（第95/92页）。“因此，作品依靠着概念带来的冲动、持续不断的兴趣和短暂的狂热向前推进”（第114/110页）。
我们不妨就采取这种了然于胸的姿态，称颂巴特作为作者的敏锐洞察力，而不是他作为准理论家的妄断。这一立场很有诱惑力，尤其在当下，当理论的光环已经退去的时候，做一名博学的评论家，并且反对理论的自高自大，这是一个更有利的姿态。但正因为这一观点具有诱惑力，读者更需要反思它的潜在影响——这样的思考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就像我之前所做的那样，人们或许会问，巴特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祛魅行为是不是一种新的神秘化实践，一种只重风格不重实际的做法？考虑到评估人们过去使用的概念存在的困难，宣称这些概念是对于一种潜在写作欲望的迷恋或表露，而这种欲望将作者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想法多么具有诱惑力。这里没有理论，只有写作！巴特嘲弄自己早期所采用的概念，这一做法完全可能创造一种巴特式的神话，关于作家和作者的神话。
这并不是说，巴特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说，他是个独具魅力的作家：优雅、独特、大胆自信、不畏批评。不过正如他所言，虽然判断葡萄酒的好坏有客观标准，但这种标准是个神话。我们同样可以说，虽然巴特按照客观标准是个好作者，但巴特这位作者是个神话——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其效果就在于阻碍别人采纳和检验他的说法，阻碍别人使用这些说法并且观察它们在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文化客体和实践时所起到的作用。巴特宣称，他想要写作，不是针对某个对象去写，他的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和兴趣与这些作品对于研究的文化客体所做出的论断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他后期关于普鲁斯特的杰出评论中，他宣称自己从针对某个主题而写变成为写而写；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接受“生产”这一说法）。
否定过去所使用的概念或理论和褒扬巴特的作者身份，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重要的是，要思考这两点对于评价巴特如今的价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为什么要读他的作品？为了加剧人们的怀疑，认为理论话语真的只是以某种可疑形式呈现的傲慢自负？那样一来，巴特的价值将取决于某个强大的、需要人们学会抗拒的理论，但现实并非如此。正相反，巴特的作品更多在于提醒我们注意思想的探险，并且鼓励我们跳出普遍接受的观念，尝试新的思考。
我认为，巴特的价值，不，应该说巴特的才华并不在于他晚期作品中的博学或感伤，而是在于他的早期作品，在于他为建立科学性所做的尝试。在《文艺批评文集》中，他把作家称为公共实验者，在公开场合，为了公众利益，对思想进行实验（第10/xii页）。在《罗兰·巴特自述》中，他重新回到这一想法：他[巴特]“召唤概念，实验了现代性（就像人们在不知道如何使用收音机的时候，尝试着按下不同按钮）”（第78/74页）。
巴特的才华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他发现系统性和对于明确性的要求具有启发作用。正是在他试图创立一种关于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理论或分析的时候，这一步骤引导他转而研究某些被人忽视的话语中的问题、话题和要素。符号研究的范式提出，存在意义的地方就存在着系统，人们必须辨认出意指行为的不同层面以及每个层面中的能指和所指。因此，这一范式就要求巴特考虑，时装说明文字中每个要素的功能，或者关于天气的闲聊如何反映出人们的社会阶层。以文学为例，《S/Z》采取的逐步递进的办法迫使巴特进行思考，那些细节——既包括最不起眼的部分，也包括最重要的内容——如何根据不同的范式或代码，被挑选、吸收并加以组织。
系统性首先是一种陌生化手法。你必须以新的条目和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并且得出你的结论。因此，不管一种真正的理论能否形成，对于巴特来说，系统化的动力至关重要。当他转而反对系统化的时候，他就可能陷入那些资产阶级的、感伤的写作形式，把他曾经分析过的文化机制重新变成神话。
系统性的一大优点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巴特所说的“现实效果”进行简单的思考（现在这已经成为法国教育系统的主要内容）。他从福楼拜的短篇故事《简单的心》开始说起，故事中的人物奥班斯的住房墙上挂着一个气压计：“在气压计下，一架旧钢琴上放着一堆金字塔状的盒子和纸箱。”巴特问：气压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想要做出详尽分析，”他写道，“（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解释分析对象的整体，也就是说，叙事的整个表层，那么这样的理论有什么价值？……理论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符号体系，它们不承担任何功能（哪怕是最间接的功能）……”（《语言絮谈》，第179——180/141页）。这些符号体系涉及某种乏味的信息过度，一种叙事的“奢侈”状态。巴特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