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 [20]
正是符号研究让巴特在文学、时装和其他意指系统中发现了确立意义与清空意义这两种对立行为的持久斗争，人文主义批评往往过于轻易地假定，在这些意指系统中存在着足够的意义，他们从不担心有数以百万计的符号虽然摆出一副示意的姿态，却并没有提供预期的意义。
在《文艺批评文集》的前言中，巴特写道，文学的任务并非如常人所想，“要把无法表达的事物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将是一种灵魂文学——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让能够表达的事物变得难以表达”，让我们的文化代码所赋予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从而消除之前的话语实践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第15/xvii页）。因此，宣扬先锋派文学、促进文化转变和对于科学性的美好梦想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联系，正是对于科学性的梦想引领着早年的巴特不仅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符号研究，而且特别关注我们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如果当代的崇拜者所创造的巴特形象中（“那个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的人”），那个曾经的巴特就此消失，那真让人遗憾，这些崇拜者想忘却作为理论家的巴特，转而营造作为作家的巴特。但必须说的是，理论家也是作家，是别人严肃对待其思想的作家。毫无疑问，巴特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注释及参考书目
[1] 韦恩·布斯，《批判性理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9页。
[2] 约翰·斯特罗克，《罗兰·巴特》，收录于《结构主义以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3] 让——保罗·萨特，《何为文学？》，伽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334页、第345页、第341页；英译本《何为文学？》，梅休因出版社，1970年，第206页、第212——213页、第210页。
[4] 在《文艺批评文集》中，巴特用écrivain（作家）与écrivant（作者）之间的区分来代替萨特对于诗人与散文作者所做的区分。作家专注于对语言进行探索，而作者则使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对于巴特来说，所有有趣的写作者都是écrivain（作家）。
[5] 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回应》，第92——93页）中，巴特谈到，在《写作的零度》中，他打算“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萨特式的承诺”。不过，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巴特在这段访谈中的回忆，因为他还声称，在1953年时，他从未听说过莫里斯·布朗肖。但事实上，在《写作的零度》中，布朗肖的名字公然出现：巴特引述了他关于卡夫卡的一段评论，并且引用了布朗肖论马拉美的著作，作为他本人观点的理论来源。
[6] 巴特，《主人与仆人》，《新文学》杂志，1953年3月号，第108页。
[7] 巴特谈到，他喜爱“写作行为”：“写作是手，写作是身体：是它的冲动，它的控制机制，它的节奏，它的重量，它的滑动，它的复杂状况，还有它的闪躲——简而言之，写作不是灵魂，而是承载着欲望和无意识的主体”（《访谈录》，第184/193页）。他还说，较早时期的作家也“可能呈现先锋派风格”，“只要是身体而不是意识形态在写作”（第182/191页）。具体分析参见第八章。
[8] 参见《文之悦》。根据书中的说法，读者通过各种群体语言的同居，达到“醉”（极端文本所提供的愉悦感）的境界（第10/4页）。巴特说，他在萨德的作品中发现了这种“语言同居”：“相互对立的代码（比如高贵与琐碎）发生接触，创造出浮夸、可笑的新词汇；用于表达色情讯息的句子如此纯净，可以用作语法范例”（第14/6页）。巴特的解读（又加上了一种语言用法）强化了此类碰撞所产生的效果。
[9] 雷蒙德·皮卡尔，《新批评还是新欺诈？》，波维尔出版社，1965年，第69页；英译本《新批评还是新欺诈？》，弗兰克·汤译，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21页。
[10] 爱德华·吉东，《巴特先生与学院派批评》，《世界报》，1964年3月28日，第9页。
[11] 关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他对于建立符号学的倡议，参见拙著《索绪尔》，丰塔纳出版社，1976年；修订版，《费迪南德·德·索绪尔》，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年。
[12] 参见拙著《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研究》，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34——38页。
[13] 关于结构主义文学研究中用到的语言学理论，参见拙著《结构主义诗学》，第一部分。关于巴特借用本维尼斯特所做的区分，参见该书第197——200页。
[14] 巴特，《从何处开始？》，法文原版《写作的零度及新文艺批评文集》，第155页/英译本《新文艺批评文集》，第89页。这篇文章是巴特关于如何进行结构分析的最明确的指导说明。
[15] 参见巴特的《对埃德加·爱伦·坡一则故事的文本分析》，收录于《符号学冒险》。
[16] 芭芭拉·约翰逊对此做出了精彩分析，她将巴特对于《萨拉辛》的“反建构主义”处理与“解构主义”解读进行了对比，并且提出，巴特拒绝重新排列或重新建构文本，这导致他错失了某些解读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这个文本破坏了读者模式的预设，而原本它被认为是从属于这些预设的。参见她的论文《批评差异：巴特/巴尔扎克》，收录于《批评差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
[17] 参见巴特的《实在的效果》，《语言絮谈》，第185——186/146——147页。
[18] 关于解构方法的说明，参见拙著《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
[19] 为夏多布里昂的《朗塞传》所作的序言，收录于法文原版《写作的零度及新文艺批评文集》，第106页/英译本《新文艺批评文集》，第41页。
[20] 米歇尔——安托万·比尔尼耶、帕特里克·朗博，《轻松学会罗兰·巴特》，巴拉尔出版社，1978年，第41页。
[21] 《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收录于《语言絮谈》，第21——31/11——21页。
[22] 对于情感的符号学分析，参见拙著《福楼拜：不确定性的使用》，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25——228页。
[23] 特别有趣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艺术的智慧》，这是巴特为一本展览目录《赛·通布利的绘画及素描作品，1954——1977》所写的序言，该展览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纽约，1979年）举行。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形式的责任》，第157——176页。另一篇文章是《布里亚——萨瓦兰的讲课》，这是他在布里亚——萨瓦兰的《味觉生理学》再版时（赫尔曼出版社，1975年）所写的序言，收入《语言絮谈》，英译本，第250——270页。
[24]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拙著《论解构》，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章。
[25] 英译本没有收入弗朗索瓦·瓦尔的序言。
[26] 参见《游戏规则》，1991年第5期。表达支持的声明刊登在该杂志1992年的第6期上。另参见《无限》，1992年第37期。
[27] 对于其中三个系列的简要总结，参见《全集》第3卷（门槛出版社，1995年）中的几篇文章，包括：《如何共处》，第744页；《中性》，第887页；《小说的准备（1）：从生活到工作》，第1059页。“中性”这一主题贯穿巴特不同风格的作品，参见伯纳德·康曼特的精彩分析：《罗兰·巴特：朝向中性》，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1991年。
[28] 《养生》，收录于《全集》，第3卷，第1241页。如对此类作品感兴趣，可参见理查德·克莱恩，《吃胖》，万神殿出版社，1996年。
[29] 《消除神话》，《编年史》，《全集》，第3卷，第988页。
[30] 《暂停》，《编年史》，《全集》，第3卷，第990——991页。
[31] 《新的生活》，《全集》，第3卷，第1300页，注释2。
[32] 同上，第1301页。
[33] 同上，第1302页。另参见《敢于懒惰！》，《全集》，第3卷，第1085页。
[34] 戴安娜·奈特对《新的生活》所做的分析最为出色。她在《事件》中找到了这段文字的出处，从而解释了摩洛哥男孩的这一说法。同时，她还指出，这里援引的禅诗出自《禅林句集》，巴特转引自阿兰·沃茨的《禅道》。在《全集》中，埃里克·马蒂犯了一个错误，他把巴特的附注错写成“Zenzin诗歌中的摩洛哥男孩”，然后他在注释中说，这句话指的是源自摩洛哥口头文学传统的一首诗歌。事实上，在《恋人絮语》的结尾处，巴特同样引用了沃茨书中的禅诗。参见戴安娜·奈特，《闲散的思想：论巴特〈新的生活〉》，《诺丁汉法国研究》，1997年春季号，第94——95页。
[35] 《新的生活》，《全集》，第3卷，第1306页。这里用到的典故是拉封丹的寓言《想变得和公牛一样大的青蛙》。
[36] 伯纳德·康曼特，《罗兰·巴特：朝向中性》，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出版社，1991年，第14页，第27页。
[37] 菲利普·勒热纳，《我也是这样》，门槛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嘲讽巴特的章节在《轻松学会罗兰·巴特》的第103——116页。
[38] 同上，第108页。
[39] 戴安娜·奈特，《巴特与乌托邦：空间、旅行、写作》，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