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缤纷的语言学 [14]
让我们来看一看嘴唇所起的作用。当人们说“Ah”时，颌大张，嘴唇也张开，唇型有限。唇型虽是整体的一部分，但其本身也是独立的。发“Ooo”时，嘴唇缩拢或变圆，但可以保持其他发音器官不变，这时嘴唇往两边拉，如发“Eee”时的情形。另外，发“Ooo”和“Eee”时，舌头的位置也不完全相同；发“Eee”时，舌头的位置保持不变，嘴唇变圆，正如法语单词lune（“月亮”，［lyn］）中元音的发音，操英语者在学习法语时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可将法语单词lune中的“圆唇”看作一种抽象单位，这种单位很可能会混淆国际音标中字母的元音和辅音。
以英语单词clue为例：按照一般的国际音标标注法，它的首辅音与clean的首辅音一样。就唇型而言，后接的元音在发音时要么像“Ooo”要么像“Eee”：相对于［kli：n］（clean）来说，发［klu：］（clue）时嘴唇是圆形的。但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唇型应与舌位相对应。在two clues中，two以同样的元音结尾，因此在整个发音过程中，嘴唇一直或大部分时候都是圆形的。试比较下列两组中的［kl］：在three clues中，唇形在发完three中的［i：］时可能迅速改变；发two cleans时，情形正好相反。若单发clues，唇形则一直保持不变。这是否意味着圆唇仅仅是属于［u：］的一个特征呢？
上述问题在土耳其语中显得尤为突出。下页方框描述了圆唇和“不圆唇”特征在音节间传递的规则模式。在单词köyün（“村庄的”）中，第一个元音类似于德语中的“ö”，是圆唇音；第二个元音类似于德语中的“ü”，仍是圆唇音。相反，单词elin（“手的”）中的两个元音都是“不圆唇”音，发音时嘴唇向两边拉开。两词均以属格词尾（“……的”）结尾，该词尾与大多数词尾一样，因前置音节不同而变化。因为单词köy（“村庄”）中有圆唇音，所以它的属格词尾-ün也是圆唇音。相反，el（“手”）中没有圆唇音，因此它的属格词尾-in也就不是圆唇音。
土耳其语中“元音和谐”的规则模式
下列词语既包括含有属格词尾（GEN）的，也包括不含属格词尾的。第二、第四列单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为“圆唇”音：ü、ö、u和o。它们的词尾也是圆唇音（-ün或-un）。而第一、第三列的对应元音则为“不圆唇”音：i、e、ι和ɑ，因而属格词尾也是不圆唇音（-in和-ιn）。
在前两列中，倒数第二个元音被称为“前元音”：ü和ö是圆唇前元音，i和e是不圆唇前元音。词尾同样也是前元音：圆唇前元音-ün和不圆唇前元音-in。后两列中对应的元音则是“后元音”：圆唇后元音u和o与不圆唇后元音ι和ɑ。
上述规则模式适用于大部分的类似词尾，当然不排除存在某些特例。
因此，元音可被归为两类：“闭元音”和“开元音”，前者发音时，下颌和舌头的位置相对较高；后者发音时，下颌和舌头的位置则相对较低。
上述模式被称为“元音和谐”中的一种，即只是在元音之间存在这种对立关系。另外，它还可从土耳其字母的书写体系中反映出来。该书写体系最早在20世纪被接受，成为一战后土耳其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下的西化运动的一部分。元音被明确而简捷地分为四个圆唇音（见方框）和四个不圆唇音。实际上，和谐不只限于元音之间，在前面提及的单词köyün的各音节之间也存在和谐。在该词的发音过程中，嘴唇自始至终噘着。因此，“和谐”可被看作贯穿于所有音节之中。
方框中的单词还存在第二种模式，即词尾“和谐”。在单词sonun（“结尾的”）中，son（“结尾”）和属格词尾-un都是圆唇音，但舌头的位置将它们与ö和ü区别开来。单词adamιn（“男人的”）中的adam和-ιn（注意上面没有那一点）则是不圆唇音，但它们却不同于elin中的e和i。要发好“ι”音，操英语者不妨先发push，再把嘴唇向两边拉，唇形类似于“i”，但舌位却不一样。
舌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器官，它和下颌的位置共同影响着从喉头到牙齿的整个共鸣器的形状和音量。这些元音的归类方式可做进一步的抽象概括，很明显，它们都是成对出现的，像i和ü以及ι和u。属格词尾以及其他词尾的变化便是强有力的佐证，如e相对于ö，a相对于o。而ö和o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发ö时，舌头靠近嘴前部，而发o时，舌头则靠近后部。下列对子之间存在同样的差异：i和ι，ü和u，以及e和a（不同于英语中的元音）。
然而，差异不仅仅限于音节的某一“部分”。如发köy（“村庄”）与kadιn（“女人”）中的“k”时，舌位就不完全相同，就像英语中key（［ki：］）和car（［ka：］）中的［k］，虽然写出来一样，但实际发音并不一样。基于此，就土耳其语而言，我们不妨将“和谐”看作是从相邻整体音节中抽象而来。
并非所有的语言学家都赞成上述观点，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声音”单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与言语的物理现实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第九章
语言与大脑
我们智人具有超大容量的大脑。“超大”并非指它的绝对尺寸，任何一个大型动物的大脑肯定超过一只猫或一只老鼠，关键在于大脑尺寸和结构与整个身体尺寸的比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人类比一般的有胎盘哺乳动物要“聪明”五倍。
我们的近亲同样拥有较大的大脑，距今三百万年前的“人科动物”或“类人类”的化石都可作为佐证。能人的大脑在一百万年中不断发展，逐渐超过其他物种，成为被古生物学家归于与人类同属的第一个物种。另外，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万年前的直立人的头骨似乎更大，相关记载可以追溯到距今四十万年前，能人的化石已被归入人类。这种由化石推断出的“聪明”程度仍是完全由体质确定的。我们不禁试着将能人的进化与一些具体行为模式相联系，而不仅仅是能人的智力增长情况，这些行为模式将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猿类区别开来。其中，言语便是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许多人提出，语言或至少类似语言的交际形式应该起源于人类大脑快速发展的阶段。
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大脑的“急剧发展”主要发生在大脑皮层的前部。皮层是指构成大脑两半球沟回的表层灰质。我们可以通过提取化石头骨的内部形状来观察灭绝物种的皮层皱褶。某些理论家想要找出更多的细节。首先，不妨假设语言控制区位于大脑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如果在我们祖先的大脑皮层里存在相对应的区域，那么这两个区域必然应该拥有类似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在大脑进化的同时，类似语言的行为也跟着进化了。
从以上观点可以做出许多假设，首先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语言控制区所处的位置，即使我们说不清控制的过程。但对于语言控制区的位置，我们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呢？
为什么语言学不能做出解释
涉及“如何”的问题往往令人头疼。我们知道言语中的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声带、舌头和其他器官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还大体知道人体器官是如何被神经系统控制的。但我们却不知道大脑是如何决定某些单词组合的。既然我们将单词分解为许多个单“音”，我们希望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断：no这个单词由［n］和［əʊ］这两个言语中其实并不存在的单位形成。它们可被看作在有意识的理解层次上建立的抽象概念，而非大脑分析的产物。它们无助于我们的理解。
不妨将此与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做一比较。例如，看见一辆车从身边呼啸经过意味着感知它的位置变化，这辆车被视为相对于“背景”而运动的一个“目标”，这个“背景”也形成于对视线内其他物体的总体感觉之上。可以想象，进入眼睛的光的模式在大脑中被进行类似的分析。判断目标的主要依据是形状和颜色。同时，大脑还会根据光模式的变化来确定目标的运动方式。因此，感知汽车及其运动方式是一次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当然，上面这句话在意识层面上完全正确。然而，脑科学家却告诉我们，负责探查运动的系统实际上并不等同于探查形状或颜色的系统。相关证据主要来自对眼睛和大脑与人类进化相似的其他动物所做的实验。另外，科学家的发现在极个别病人（患病或受伤后大脑受损导致某个系统功能丧失）身上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其中一个病人虽然能够看出车的形状并感知它的运动，却没有颜色的概念，红色、蓝色等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差别。另外还有一个经典的病例：一个病人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出车的形状和颜色，但奇怪的是看不出车在运动。
以上发现提醒我们：论及大脑中的灰质，我们都是局外人。语言学家所研究的系统是人类有意识地理解大脑和行为的抽象概念。如果把这些当作探讨大脑运作的指导原则，那就未免有点天真了。
这一警示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语言”本身。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是我们称为“语言”的抽象概念。当我们谈到“语言”的时候，通常谈的都是语言的基本属性。因此，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从语言中到底能提炼出多少特征。首先，说话并非唯一一种有意义的行为方式。人们可以一言不发，用手指着某物，大笑或微笑，失望地举起双手，急向后转，然后快速离开。在某些国家，鞠躬表示尊敬；而在另一些国家，同样的动作却表示讽刺。所有这一切都被排除在“语言”之外。另外，我们还从言语本身的许多特征中提炼出一些东西，如语速缓慢、耳语或大声叫喊分别蕴含不同的意义。但以上这些都不在语言学家研究的范围之内。他们所关心的是孩子在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是如何掌握某种语言的。根据常识，学说话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在学说话的同时，孩子的大脑未必能得到相应的发展。
下面以人们谈论单词意义的方式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也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更为确切，因为不同的语言学家对如何描述单词的意义持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不必通过描述整个世界来阐述某个单词的意义。举例来说，单词fox不同于其他的单词，如vixen、badger或rabbit。有关狐狸的生理结构或行为方式，以及某个种类如赤狐（Vulpes vulpes）的数目和分布都不在该词的意义范畴之内。解释swim时，也不必牵涉浮力或推进技巧。当然，划分范畴很难，不过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不管怎么说，将如何使用单词的知识与被许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