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缤纷的语言学 [1]
作为一个局内人,研究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例如,我们起码知道,有些声音是“语言”,而另一些却不是。(可以想象,一个局外人得反复揣摩咳嗽和打喷嚏的含义。)我们还知道,语言不是统一的,在相邻的社区以及相近的政治集团中使用的言语不尽相同。因此,语言学应被视为一门关于多种语言的科学。我们知道言语是由具体的、更小的单位所组成,而这些单位又由元音和辅音这样的单位所组成。我们还知道,语言不仅仅是以面对面的形式交流眼前事项的工具,它还被人们用来思维和计算,可以说语言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有时还相当复杂。
如果站在外星人的角度研究人类语言,同样有很多有利条件。而作为局内人,我们应力求做到公正客观。每个人都会说话,每个人都要用语言本身来谈论语言。哲学家所谓的“元语言”即用以谈论语言的语言,通常具有“客观语言”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研究人员都不可能跳出这一循环。在本书中,“我们”代指语言学家。“人们”表示研究主体的集合。任何一处提到的“我们”都是指“人们”。在最后的分析中,“人们”也都是“我们”。例如,知道“bird”用法语说是oiseau的人们正在像语言学家一样,用某种语言(如英语)来讨论一种语言。
小心意义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有关法语的表述。oiseau是斜体,这是语言学家在引用单词或词组时的惯例,如les oiseaux(“鸟儿们”),J'ai vu les oiseaux(“我看见了鸟儿们”)。另一个惯例是将翻译放在引号中,如oiseau(“鸟”)。那么,当我们说到“表示‘鸟’的那个词”,这是什么意思呢?乍一看,这句话直接明了。人们必须谈论世界上不同种类的动物:鸟、昆虫、蛇等等,任何语言必有一词与之对应。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词表示“鸟”:英语是bird,法语是oiseau,西班牙语是pájaro,等等。但由此产生一个根深蒂固的谬误,这一谬误直到20世纪才被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纠正。我们总是需要借助某种语言来讨论语言,如在英语中有bird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鸟”。人们常常在学会该单词前,就已经掌握了它的意义。
这一谬误粗略说来就是,单词是先在事物的名称。下面这段话引自钦定本《圣经·创世纪》,描述的是亚当作为伊甸园中唯一的人,如何为与他共同生活的动物取名。
耶和华神用土做成荒野、各种走兽和飞鸟,一一带到亚当面前,他说什么,那个物种就取什么名称。
《创世纪》2.19
很多个世纪以来,这段话在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一直处于语言学思想的中心位置。另一段重要的话是有关巴别通天塔的故事,在同一本书中稍后出现。亚当取名的故事将语言的起源阐释为某种在我们周围罗列事物的方式。第二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整个地球”没有使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言语”。因为上帝为了束缚人类,故意以此来“困惑”大众(11.1——9)。
不管起源如何,这种“困惑”始终困扰着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来讨论bird和oiseau。这两个单词都是斜体,英语中的bird和法语中的oiseau均指代一类动物。说英语者用those birds表示不同种类的鸟群;而为了表达相同的意思,说法语者则用ces oiseaux。以上是我们的基本发现,主要涉及单词在不同语言中的使用方式。人们通常使用英语、法语或某种其他语言来表达物体的名称,因此不难达成共识:法语中的oiseau可以用英语中某个与之意思相近的词(放在引号中)代替。在英语中,我们用“bird”表示oiseau,正如在法语中,我们用“oiseau”表示bird。然而,我们不可强求每种语言中都有某个意义指向一个先在的“鸟”的概念。各种语言之间的主要关联存在于bird和oiseau之间,存在于在这两个单词和西班牙语pájaro之间,如此等等。
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对于词汇意义等值的缺失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比如,法语学习者都知道,法语中没有一个与英语中的river相对应的单词。有时可以用fleuve,但多数情况下用rivière。即便用rivière,也无法准确表达英语中river和stream之间的细微差别。英、法两国世代为邻,它们的语言存在许多共同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从对应点谈起。但有时明显的相似点却会误导我们。
例如,“母亲”在纳瓦霍语中怎么说?纳瓦霍语(Navajo)这个词的发音与它的另一个写法相同(“Na-va-ho”),它是生活在美国西南部地区的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他们至今拒绝只用英语交流。如我们料想的一样,他们的传统文化尽管与我们的相距甚远,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是由女子生育出来的。英语中的mother是指每个人与他/她的母系长辈间的生物学上的关系。可以说,某些“意义”先于相应的单词而被我们人类所感知。
最先研究该民族的人类学家发现,在该民族的语言中,有一个词shimá对应英语中的mother,但它的基本意思并不是“生物学上的女性家长”。根据加里·维瑟斯本20世纪70年代做的有关记录,该民族特别强调shimá繁衍和维持生命的行为。只要具有此种行为的生物,就可被称为shimá。在一个对其他人或动物的权利极其敏感的社会中,母系一族的任一成员都是shimá。进一步扩展下去,每一个女性成员都是shimá。这个词常常是有效的:比如,shimáyázhi可以用来翻译aunt(虽然不是每次都可以)。我们甚至可以将shimá的所指延伸至人类以外,因为不只是人类繁衍和维持生命。如玉米田、羊群也是如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shimá。地球本身也是,它也是shimá。
我们感叹道:“啊!当人们说‘大地母亲’时,并非说地球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当然,在英语中,mother的原义是指生物学上的女性家长,上述表达方法只是第二位的。词典上通常首先给出单词的基本意义,然后是一系列的引申意义,如其他担当母亲角色的人,或许多能够繁殖的物种,等等。但在纳瓦霍人传统的文化中,地球并不只是一个shimá。用维瑟斯本的话说,它“不但是一位真正的母亲……而且还是一位最伟大的母亲”。因为地球本身是有生命的,她创造了最早的纳瓦霍人,并不断供养她的子孙后代。对shimá在纳瓦霍人语言文化系统中的特定含义,我们仅仅涉及一点“皮毛”。通过对该词的阐释,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他语言中一定存在与我们的母语相对应的单词。同样,我们也不能从单词mother中抽象出一个意义“mother”,并用其他意义如“雌性”、“家长”等来界定这个意义,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语言已明确将这两个意义与别的意义区分开来。“意义”并非与生俱来或任意存在,它们与文化密切相关,而语言只不过是文化中的一个方面而已。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语言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应在自身文化和语言的情景中,学会客观地审视语言。在古希腊历史以及《圣经》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单词就是名称。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正如Mary Smith是某个可见到的人的名字,bird、mother或love也都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名称”。同样,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本族语放在引号中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意义。当我们说oiseau的“意思是‘bird’时”,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有一个意义“bird”摆在那里,这个意义与oiseau紧密相关。按此逻辑,bird的“意思也是‘bird’”。
严格地讲,上面这句话是不是一句废话?我并没有下此结论,否则,许多同行会提出相左的意见。相对于单词或更小的单位(如元音和辅音)来说,意义似乎更加复杂难懂。这些单位是不是一望而能知其意呢?
单词
我们对于诸如bird这样的单位组合视若无睹。毕竟,我们不是外星观察家,我们对于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然而,如果不能仔细观察我们的语言,这个良好的开端完全可能是假的。比如,我正在以书面形式讨论语言,因而很容易确定书面语中的每一个单词,如bird、mother以及oiseau。这样做没有不当之处,反过来却很愚蠢可笑。同样的做法有时是正确的,有时却失之偏颇。
在英语中,将书面语看作口语表达的指南是欠妥的。come中的ome与home中的ome并不押韵;call中的元音与haul、bought中的一样,后两个写出来分别是au和ou(或ough)。因此,有时在字母组合旁附上音标,放在方括号中,作为词典中的发音指南,这一做法有时于学习者大有裨益。在《简明牛津英语词典》里,按照英国南部的读音,come和home旁分别标注着[kʌm]和[həʊm]。[həʊ]中从[ə]到[ʊ]表示元音从前面往后面移动。相对于[kʌm](come)和[kɑl](col)中的短元音而言,[kɔ:l](call)中的元音为长元音,其中[:]是长元音的标志,再如,[hɔ:l](haul)、[bɔ:t](bought)、[kɔ:k](cork)、[pɔ:](pour)中的元音均为长元音。
按照惯例放在方括号中的字母是国际音标(IPA),发明国际音标的目的是为了标注任何一种语言。音标[ʌ]相应地具有绝对意义,与come中的元音非常相似。国际音标本身只不过是一种书写体系。我们稍不留心就以为每个单词都能被单独标注。例如,句子She will come由三个单词组成:She([ʃi:])、will([wIl])和come([kʌm])。在She'll come中,“will”的音标变为[l]('ll),这样还能算是三个单词吗?
另一种是把She'll看作一个词,用音标标注为[ʃi:l],与[fi:l](feel)相似。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单词中的撇号说明,'ll是单词will的缩写。下面以blackberry为例,它写作black和berry,显然是两个单独的词,如词组a black berry(“一个黑色的莓子”)。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单词而不是两个单词呢?事实上,作为单个的单词,berry的相对重音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