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纪录片 [10]
公共事务纪录片是作为一种更老到、更深刻的新闻而不断发展的——类似一种针对头条新闻的特刊。曾与爱德华·R.默罗合作、之后成为公共电视界领军人物的传奇制作人弗雷德·弗兰德利认为，制作公共事务纪录片的任务是“当人们的理解落后于事情的急速进展时，为人们提供解释、背景和理解”。制作这些纪录片的一般是男性，少数情况下也有女性，他们将自己视为新闻撰稿人，很多时候是从事调查的新闻撰稿人。他们相信新闻界作为第四等级[17]的力量：它是权力的监督者。同时，小心谨慎的执行制作人又需要较高的收视率来保持继续运作；他们也相当清楚，大权在握的政客在严密地监视他们，而这些政客手中握有发放许可和命令的权力。
历史与文化
20世纪50年代电视时代的到来，为纪录片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早期的纪录片是由电影人制作的；现在，人们却离开广播和纸媒新闻，投入了电视的怀抱。英国广播公司推出了《特别调查》（1952——1957），还有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全景》。英国的格拉纳达商业电视台推出了《世界在行动》（1963——1998）。在美国，三大电视台分别推出了自己的系列纪录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现在请看》（1951——1958），1959年又有了《CBS报道》；全国广播公司的《白皮书》；以及后来美国广播公司的《零距离》（1960——196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了《纵横》（1970——1972）和现在仍在播出的《十字路口》。因为这些公共事务纪录片都是以系列片的形式通过主要的新闻和信息频道播放，所以背后有一个隐含的论断：它们涉及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话题。
电视商业的每一次发展，几乎都曾给公共事务纪录片系列剧带来过威胁。电视观众数量的增长增加了收视率的风险，多频道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电视的到来引入了更多竞争，让纪录片越来越难有理由获得高额预算。管理放松和私有化大大减轻了电视台弘扬公共利益的职责。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电视台纷纷放弃了系列片，改为制作特别节目，有时候会将这些节目外包给自由纪录片人，包括以好莱坞为中心题材的导演戴维·沃尔珀和不拘小节的独立制作人乔恩·阿尔佩特。
20世纪70年代时事杂志节目开始流行起来，如《60分钟》和《20/20》。这些高度模板化的节目在利用电视公共事务纪录片名气的同时，也进一步冲击了这类纪录片。制作人汤姆·斯佩恩曾在理查德·佩利治下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摄《20世纪》，从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认为纪录片的“好日子”——其他人叫做“黄金时代”——终结于“《60分钟》开始走捞金路线的时候……或许，我们会把自己看成佩利先生圈养的一大群好狗——他可以在人前炫耀我们，让我们变戏法，或让我们变成招徕顾客的特价商品”。到20世纪90年代，“黄金时代”的公共事务纪录片模式在各个商业电视台已经非常少见。公共电视台还在制作高端的公共事务纪录片，但制作人也在寻求各种方式来缩减成本、改换模式，制作有意义的作品。比如，美国公共事务纪录片系列《前线》一直勇于创新，它仍继续制作自己的王牌节目，同时也尝试推行低成本的节目，有时会在互联网上播出，运用的是最新的数字设备。
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在美国的诞生，一部分原因是大型基金会对于公共事务纪录片在商业电视台的播出限制感到失望。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项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支持；1967年，它成立了一个机构，将联邦拨款分配到全国上百个地方电视机构（不过，联邦拨款从未超过公共电视资金来源的五分之一）。该基金会出资拍摄了一些颇具争议的纪录片，其中《银行与穷人》（1970）批评了银行的贷款政策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其中一个放贷机构是尼克松总统竞选的主要赞助者。后来尼克松发起了反对在公共电视上播出公共事务纪录片的行为，直到他遭到弹劾才被迫停止。
这一经验让电视机构的经理人开始对所有的公共事务纪录片都更有顾虑。各种基金会出资赞助那些可以消除公共广播机构及其成员机构疑虑的纪录片人。专业新闻人比尔·莫耶斯、罗杰·韦斯伯格、赫德里克·史密斯和阿尔文·珀尔马特对一些大的话题如教育、中产阶层化，甚至死亡和濒死进行过调查深入、高度专业的报道。对当前的政治话题进行调查性新闻报道则更具有争议，也更难找到赞助。
20世纪70年代纪录片制作成本的降低，催生了一代以纪录片表达不同政见的人士。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组织起来，要求要在公共电视上占有一席之地。在他们的努力下，产生了《前线》等以调查性新闻为主要特色的系列作品和《视角》等展示个性化纪录片的节目。1991年，独立制片人终于成功地为主要制作纪录片的独立电视台获得了用于公共电视的联邦资金。
影响与意义
电视公共事务纪录片常常引发巨大的关注。《现在请看》的几集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在这几集中爱德华·R.默罗质疑了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反民主行径，最后将目标对准了最出风头的迫害者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2005年的故事片《晚安，好运》就取材于这段故事。）1968年《CBS报道》中的节目《美国的饥荒》暴露了联邦福利制度的失败，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参议院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该节目也获得了更多赞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美国的国防》（1980）同样引起了震恐，这部关于美国核军事政策的纪录片在欧洲拥有众多观众，并可能导致了欧洲各国政府对美国军事计划的敌对态度。英国制片人阿德里安·考埃尔为英国商业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毁灭的年代》系列（1980——1990），记录了巴西热带雨林遭到破坏的情况，这部纪录片引发一些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行动，促使世界银行的环保政策做出了改革。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噩梦的威力》（2004）由亚当·柯蒂斯导演，片中指出极端组织的势力上升，背后有美国新保守主义狂热分子的支持，影片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节目播出方却常常避免介入某个尖锐问题的争论焦点。比如，爱德华·默罗足足等了两年才有了曝光麦卡锡的机会。英国广播公司对是否播出《噩梦的威力》也很迟疑，最初播出的时候都没有做任何宣传。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的电视机构都刻意地避开越战话题；不仅如此，它们还从不提及其他国家包括古巴和越南针对越战题材制作的纪录片。由世界知名的广播电视记者迈克尔·麦克利尔和贝丽尔·福克斯等人制作的几部加拿大纪录片，也从未在美国播放过，这可能是因为电视台的管理层不愿意惹恼政客，或者就是因为他们也长期混迹于政治精英的圈子，受圈中人的影响，也讨厌不同政见。
最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利·塞弗的越南》（1967）打破了沉默，用没有评论却充满谴责意味的影像，展示了一场与政府宣传影片中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这部纪录片似乎开启了播出越战题材的可能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原来安排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去拍摄一部关于北越的纪录片。但该公司显然后来临阵退缩，取消了与格林的合同。不过，新生的公共电视台接受了这一纪录片。格林的《北越内部》（1968）展示了一个意志坚决，甚至充满欢乐的民族，其民族主义的雄心壮志让一些评论者想起美国殖民开拓者的豪情。这部纪录片激怒了一些国会议员，其中有一位威胁要切断对公共电视的资金支持。
随着反越战游行与公众反对意见的日益升级，美国的电视机构有了更大的勇气。197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纪录片《五角大楼的推销术》，该片常被认为是此类公共事务纪录片的巅峰之作。片中揭露了美国军方公关制度的运用范围之广，甚至批判了该电视台自己也（时而）参与其中。片子的播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政府和五角大楼对此感到很恼火），因此又播出了第二遍，收视率比第一次还要高。后来五角大楼撤掉了片子中所批评的一些公关资源。
与此同时，独立制片人制作了一些风格迥异的作品，这些作品从未在电视上播出。他们的作品常常不像电视纪录片那样采取严肃客观的立场或声称要全面详尽地展现问题。加拿大纪录片《黄皮肤的哀歌》（1969）由迈克尔·鲁伯制作，几个人的摄制组跟拍了三位美国记者的越南西贡之行，这部片子被反战激进人士用来动员人们支持他们的事业。在纪录片《猪年》（1968）中，埃米尔·德安东尼奥对越战进行历史分析，认为其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该片在影院上映。1974年，曾制作《五角大楼的推销术》的彼得·戴维斯又推出了《心灵与智慧》，一部尖锐的、令人心碎的纪录片，影片展现了戴维斯的观点：越战背叛了美国的基本信条与理想。如果说《五角大楼的推销术》是一个严厉而尖刻的报道，那么《心灵与智慧》则是悲伤与愤怒的表达。
习惯手法与批评
《五角大楼的推销术》和《心灵与智慧》在风格和基调上都有所不同，这样的不同体现了公共事务纪录片的习惯手法。电视纪录片是精心制作的、制度化的产品。它们由专业人士制作，所运用的灯光、剪辑和编剧技术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学来的。负责这些影片的制作人的个性，甚至他们的名字，都被融入了电视台的集团形象，这一形象在节目主持人身上集中体现出来。
制片人创造了一系列的习惯手法来表现纪录片的权威、亲民、平衡、准确和重要意义。他们通常会请一位既有权威感又有亲切感的采访者或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就是一个典范，他袖子卷起、烟不离手、语调凝重，周围不仅环绕着电视设备，还有他在广播事业的名声所带来的光环。他的举止让人把他和知识联系起来，却并不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这些节目有大量的辅助画面和象征材料，随着电视的节奏加快，它们用采访脚本作为故事素材，剪去评论，将其插入故事主线。声音最重要，旁白和配乐都可以帮助观众领会。
在这样的情形下，1959年，当《生活》杂志的摄影师罗伯特·德鲁和他的团队向美国广播公司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公共事务纪录片制作方式时，美国电视界的管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