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20]
在关于科幻本质的所有争论中，虽然像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和塞缪尔·德拉尼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科幻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但非裔美国人的声音作为一个整体直到近几年才为人所知。1998年，塞缪尔·布兰登学会成立了，以虚构的黑人科幻迷作家命名这个学会，意在促进少数族裔科幻的发展。该学会的奠基人之一是出生于加勒比地区的小说家纳洛·霍普金森，他曾经进行过克里奥尔语写作实验，并尝试把非洲–加勒比的民俗融入科幻。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非洲未来主义”的松散的运动，该运动从赛博朋克科幻中吸取了一些灵感。尽管叫未来主义，但是该运动中的辩论家们否认它同未来有关，而是关注黑人身份与当前赛博空间技术之间的调和。因为社会疏离现象已经成为非裔美国人叙事的核心，也因为这些叙事倾向于表达对自由的乌托邦式向往，说所有的非裔美国人的作品都是科幻，基本不算夸大其词。谢里·R.托马斯的选集《暗物质》（2000、2004）对非洲族裔科幻文学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本选集纠正了非裔美国作家在科幻文学领域缺场这一先入为主的看法。书中有的作品的写作年代可上溯至19世纪，通过收录这些作品，该选集展现了一个实际存在但却被忽视了的传统。在被收录于该选集第一卷的文章《黑人和未来》中，沃尔特·莫斯利再次提出科幻是“挑战现状的文学类型”，而这个评价常被当作是科幻的优点而为人所引用。莫斯利这么声称，表明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那些把科幻当作分析社会、挑战社会的独门武器的科幻作家的长长队列中。上面提到的选集在美国所承担的功能与纳洛·霍普金森和阿品德·米恩2004年的选集《魂牵梦萦无了时》相似，不过后者的目标要更大些：来自前殖民地的作家面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试图通过科幻来“颠覆被灌输的语言和阴谋”，米恩在编后记中如是说。
科幻批评
我们已经看到科幻文学批评如何从科幻模式自身之中产生，原因就在于科幻作家不断地争论科幻小说的本质。实际上，科幻作家就是科幻领域的一流批评家，因为他们对科幻的每个方面都提出了争论。不考虑早期的孤例，面向普通读者的美国科幻小说批评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1957年，西里尔·科恩布卢特为一部以科幻的社会学视野为主题的论文集贡献了一篇文章，他是以纽约为大本营的左翼未来主义者组织的成员，在文中他抨击科幻未能够履行自己作为“有影响”的社会批判武器的天职，他认为科幻的批判作用被弗洛伊德象征主义削弱了。对他而言，“有影响”似乎意味着直接地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这是对文学可以快意恩仇地施加影响力的幻想！但是他的批评中令人震惊的观点是科幻能够充当社会批判武器的假设。不得不说科恩布卢特对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小说过于苛求了，事实是50年代的科幻为了逃避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当局面前戴上了奇幻的面具。詹姆斯·布利什对该时期的讥刺体现在《他们应该拥有群星》（1956）中，该小说是“飞行的城市”系列中的第一部作品，它把美国描写成独裁国家。在50年代，出版任何讽刺J.埃德加·胡佛和麦卡锡的小说，都是勇敢的行为，布利什除了写小说，还用小威廉·阿塞林的化名发表了重要的批评。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学术性科幻批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和托马斯·M.迪施等作家都对科幻的狭隘性提出了批评。1979年，《科幻研究》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达科·苏恩文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观点，认为科幻是一种“认知陌生化的文学”。他为回答科幻实践的独特性在哪里做出了开创性的努力。陌生化的概念在文学批评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是苏恩文赋予了该术语特别的转调，他认为科幻文本被他所谓的“诺瓦姆”[18]所支配。“诺瓦姆”这个名词可能给人别扭之感，其意思是概念的具体化或实体化，这个术语能够涵盖各种创新——包括发明创新、新背景、与读者世界观相去较远的新关联等。苏恩文除了主张要对科幻进行严密的批判性思考，还强调了视角的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对世界的感觉与科幻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真实之间进行互动的重要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苏恩文的批评文章。他认为不应该混淆科幻与乌托邦两个领域，但是这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密切的关联，后者根据时代历史的迫切要求而发生变化。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文章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关联，他一贯地把科幻同当时社会经济的广阔背景联系在一起。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理解为以无深度、表面意象或假象的美学为特征的时代。他对文化无孔不入的本质的洞察，意味着具有批判思维的读者必须成为“考古学家”，去挖掘隐藏在叙事背后的嵌入式叙事，所以他那关于科幻的重要著作就叫《未来考古学》（2005）。詹姆逊不断提醒读者，每个历史时刻都包含着期待，科幻在这些希望和恐惧的表达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例如，把对某种倾向的感知以预言的方式投射到敌托邦式的未来。希纳·米维尔从苏恩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汲取了养分，把科幻的概念及科幻的表达规则、接受规则再次社会化，而卡尔·弗里德曼用他的“认知效果”来进一步拓展苏恩文的分析。对弗里德曼而言，如果说科幻和奇幻小说都试图说服读者去相信，那么这些小说模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模式同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可割裂的。
马克思主义一脉的科幻批评及其变种已被证明是最卓有成效的批评方式，尤其是在陌生化概念的应用方面。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的科幻批评集体解构了性别、身份和性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暗示某些结构是“自然的”，这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创作的那些科幻作品中尤为常见。因此可以说，科幻批评的新模式呈现了那十年中乌托邦、女性主义、反威权主义运动澎湃巨浪的余威。针对性在科幻中的表现，最清晰的批评之一来自非裔美国小说家塞缪尔·德拉尼，他通过科幻小说提供给读者的密码或线索对之展开分析。他强调科幻文本的符号学，这代表了一种读者反应批评，与语言表达的细节密切相关。德拉尼在分析性阅读与他对宝石的长期痴迷之间做了个类比：这两者都是美丽的东西，都会折射光芒。正如宝石有分光的作用，德拉尼的科幻批评也试图解构科幻叙事。
在本书中，我强调过科幻电影同科幻小说之间的密切关联，虽然有人认为前者基本是后广岛时代的现象。这里要再一次提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对于分析科幻电影表现手法的本质很有用。科幻理论领军人物维维安·索布恰克曾经探索过这些表现手法，它们分别是意象优先于对白、反浮士德式交易的倾向性、对异族的不断变化的描述、深空与惊奇的关联性设定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幻电影再次阐明人们沉浸在无深度的电子文化中这个事实。因为异化越来越被当作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异族这个概念也几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已经技术化，我们对历史的感觉已经淡薄。有人曾经说，电影和小说的下场就是呈现出拼贴的倾向［如火星人在《世界之战2》（2008）中以机器螃蟹这一合成形象出现］，并通过更加宏伟的场面和更加精湛的特效来更多地剥削观众的情绪。在比喻失去传统意义的情况下，当代科幻小说内部文类界限分崩离析是否意味着文本含义的瓦解？对于这个问题，争议依然存在。然而，不管个体的作品如何具有实验性，它也能够通过与科幻小说在几十年间累积形成的“超级文本”互动这一途径而产生意义，当然，这也并非获取意义的唯一途径。
注释
第一章 太空漫游
[1] 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在希腊军队攻下特洛伊之后，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故乡的故事。——译注
[2] Rama是印度教神名，一般译为“罗摩”，克拉克在小说内也提及此名称就是指印度教的神灵，但国内通行译本作“拉玛”，现从众译，以免混淆。——译注
[3] 《火星竞赛》原书名为The Martian Race，其中Martian可以指“火星上的”，也可以指“关于火星的”，race可以指“种族”，也可以指“竞赛”，所以是双关。——译注
第二章 遭遇异族
[4] 原文为alien，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词在这里译作“异族”，在下文中根据不同的情境会翻译为“异族”、“异形”或“外星人”。——译注
[5] 奥森·韦尔斯（1915—1985），美国演员、导演、制片人，他根据H.G.韦尔斯的小说《世界之战》制作了同名广播剧，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向听众播报火星人入侵地球的事件，在美国引起巨大恐慌。
第三章 科幻与技术
[6] 根据英语读法的谐音，“124C 41+”可以联想为“one to foresee for one another”，即“互为预言”。——译注
[7] 俄州佬指20世纪30年代从俄克拉何马州出来的移民，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出去找工作。——译注
[8] 英文意为“小子”。——译注
[9] 黑色电影（film noir），电影术语，指20世纪四五十年代好莱坞拍摄的充斥悲观和末日气氛、以侦探和警匪为主角的黑白电影，又称black film。——译注
[10] 《化身博士》中的善恶两个人格。——译注
[11] 伏尔甘是罗马神话中的火神，朱庇特之子，维纳斯之夫。诸神手中的神器由他打造，他还建造了诸神的宫殿，他冶炼出的神器代表了诸神的权力和职责。——译注
[01]大陆通译作《黑客帝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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