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7]
朱迪斯·梅里尔的《壁炉上的阴影》（1950）同样产生于核恐怖情绪开始弥漫的阶段，小说描写了纽约的一名家庭主妇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种适当的可行措施去应对核打击。帕特·弗兰克的核战争小说《唉，巴比伦》（1959）自面世以来，就一直没有停版。小说的情节和梅里尔小说中的自救情节属于同一类别。不过，这部小说采用了比较远的视角，从佛罗里达州中部的一座小镇观察核战争，其情节关注的是如何在抢劫等犯罪行为日益猖獗的情况下维持公共秩序。弗兰克对核打击的这种洁本式描写包含着很多缺陷，当小说逐渐接近尾声，这些缺陷就凸显了出来，尤其是这个矛盾：任何小镇都不可能脱离城市中心而取得食品、医药和电力供应，但是这些城市中心都已经被摧毁了。所以，不等小说情节发展到最后一页，小镇就面临着彻底崩溃的结局，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小说却回避了这个事实。
弗兰克准现实主义的写法同内维尔·舒特的《海滨》（1957）轻描淡写式的叙事相似，后者与1959年的电影改编是对核战争时期的最有争议的描写。内维尔·舒特最初计划写一个求生故事，但是当他对放射性沉降物的扩散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改变了情节，转而写了一个无人生还的故事。小说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放射性沉降物无情地飘到了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亚。小说的情节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描写墨尔本地区的人万般艰难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以服下毒药自杀作为结局；另外一部分则描写一艘核潜艇开往了美国等地区，去寻找幸存者。出乎舒特所料，这本小说很畅销。斯坦利·克雷默对该小说的改编打破了50年代以耸动的方式表现恐怖的核威胁的套路。当时的《原子怪兽》（1953）刻画了一头在核爆炸之后从北极圈的冰层中出现的生物，而《它们！》（1954）则展示了因附近核试验场的辐射而长成庞然大物的蚂蚁。
相比之下，克雷默的电影并没有这么多的戏剧性，他只是表现了人物的日常活动慢慢地走向停止，并有意避免可能会削弱电影冲击力的任何存有希望的迹象。因为这种立意直接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民防政策相抵触，所以电影因它的失败主义而遭到了批判。这部电影的科学假设可能有问题，但它依然是以最谨严的态度反思核战争后果的作品之一。
图15 戈登·道格拉斯《它们！》的剧照（1954）
核战争小说必须处理一个反复出现的关于表达的问题，即如何描写无法形容的事物。很少有小说刻画一场实实在在的核打击，一般情况下核战争小说倾向于描写核战的后果，而这又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个时刻。所有作家都同意这样的战争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破坏，有些小说把核战争后的景象描写为倒退到前工业时代的世界，一个被摧毁的世界。在阿道斯·赫胥黎的《猿和本质》（1948）和金·斯坦利·罗宾逊的《荒蛮海岸》（1984）等作品中，角色们在毁灭后的世界中翻捡残余的有用物品。在阿尔弗雷德·科佩尔的《黑暗的十一月》（1960）、惠特利·斯特里伯和詹姆斯·库纳特卡合著的以新闻报道形式出现的《战争日》（1984）等故事中，大地已经破碎，被割裂为遭到污染的小块居住地，而且有待主人公们去发现。这部生存小说中对自明原因的一般性强调同詹姆斯·莫罗的《这就是世界终结的方式》（1985）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后者中，主人公受到了一场审判，审判他的是死于核战争的人，是他把他们的命运交到了“疯帽匠”的手上。这是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角色与确保同归于尽的核威慑战略的异文合成，具有荒诞色彩。詹姆斯·莫罗计划把这本书写成对战争受害者的提前悼念。
有两本公认的经典核战争小说值得特别提一下，一本是小沃尔特·M.米勒的《莱博维茨的赞歌》（1959），它以三段式结构将核战争描写成西方理性科学探索迷狂到达顶点的结果。小说把犹太–基督教的历史移植到了美国的土地上，并让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重演。一场发生在过去的核战争——火焰暴雨是整个故事的序幕，这场核战争消灭了文明，并让无数的人成为畸形人。之后米勒在叙事中重述了西方的文化史，印刷术再次被发明，科学复兴，直至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小说的高潮伴随着终极的重复，核战争在超级大国之间再次爆发。米勒把西方历史描述为已有脚本的循环，它注定了要重复自己。罗素·霍本在《行者里德利》中同样将他的文本当作羊皮故纸上的重写本，这是后核时代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名为里德利的叙事者绕着弯子去了坎特伯雷，而不是径直过去的。霍本笔下召唤出了新铁器时代的文化，而里德利则要完成他名字所代表的使命[15]，当他在大地上四处走动时，需要破解一个个谜语。他的语言，也就是小说文本的语言，是一种变形的英语，包含着双重的含义，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它就像是亚当的故事和原子裂变这两件事情的异文合并：
尤撒愤怒了，他发出辐射，他一直拖着小人亚当的胳膊往外拉。小人亚当被撕裂了，他哭了……他们裂成了碎片，闪光的小人亚当如同涟漪，一波波地发出光。[16]
这里的双关描述的是原子在物理的强力作用下分裂了，接着发生了连锁反应，向外辐射出能量，令人想起从高空鸟瞰的核爆图景。
或然历史
科幻的时标可以向前也可向后延伸，所以在19世纪末，当作家们对历史做虚拟式推想时，关于或然历史的文学类型浮出水面，也就不足为奇了。早期或然历史的作品集有J.C.斯夸尔的《如果事情不是这样》（1931），在这本集子中，希莱尔·贝洛克和G.K.切斯特顿等作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可能会产生的不同后果、结局进行了一番推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文学类型盛行起来，“二战”、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美国内战的余绪成了这类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主题。或然历史小说探索了历史的分岔点，即历史在某个岔路口走向不同方向的问题。这个分岔点往往出现在战争期间，或者着眼于有限的事件，如一场战役或某个继承人的出生等等，换言之，出现在或然历史叙事模型无须十分复杂的节点。
或然历史叙事的目的通常在于另辟蹊径地理解当代社会，因为这类小说起到了向后追溯的时间环的作用，而沿着这个时间环而行的叙事，最终要回到读者所处的当下。在描述美国共产主义革命结局的故事集《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往事》（1997）中，尤金·伯恩和金·罗宾逊审视了对政治左派的妖魔化。菲利普·罗斯的《反美阴谋》（2004）以林德伯格篡夺罗斯福的总统职位为主题，描写了这个国家反犹主义盛行的局面。哈里·托特达夫（常被称作“或然历史大师”）和布赖斯·扎贝尔在其网络小说《不满的冬天》中质疑了美化被暗杀的肯尼迪的做法。该小说于2007年开始连载，主要情节为肯尼迪总统在暗杀中幸免于难，但随后却因腐败受到了审判。
美国的或然历史小说中有两部公认的经典之作。沃德·穆尔的《迎禧年》（1953）描写了假定美国内战南方获胜，此后美国可能的走向。在穆尔笔下，获胜后的南方经济萧条，尽管废除了奴隶制，但是种族主义盛行，技术发展极为有限。叙事者名为霍奇，他从第一页开始就放出个让人困扰的烟幕弹，声称他是在1877年写自己的故事，但小说中其实又讲了后世的事件。叙事在一个层面上以不同寻常的成长小说的形式展开，描述了霍奇的书商经历和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该小说的核心主题是历史以及霍奇重构“历史全景”的欲望，但是穆尔展示的这个社会是如此混乱，以至于无法做理性的描写。穆尔拐弯抹角地涉及了众多历史学家（如布鲁克斯·亚当斯、兰道夫·伯恩等），读者对于单一历史叙事的期待逐渐落空。小说中，霍奇组建了一个团队，其中有位曾经设计过时间旅行机器的科学家。霍奇实现了历史学家的终极梦想：重返过去，去验证他的知识。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中，霍奇无意中造成了一名南部邦联军官的死亡，改变了战役的进程和历史，因此再也无法回到他自己的时代了。这样产生的叙事效果相当于在科学实验中观察者干预了数据，从而使实验结论归于无效。
受到《迎禧年》的影响，菲利普·K.迪克的《高城堡里的人》（1962）描述了美国被获胜的轴心国瓜分的故事。美国的历史因为批量制造的“纪念品”而商品化，小说则对这个发生过程进行了探索，并且用书中之书《蝗虫之灾》这一“反事实”叙事把描述复杂化了。这本书中之书将事实（轴心国战败）与虚构（珍珠港事件没有发生）结合在一起，迪克用这种办法彻底动摇了读者对历史事实的看法，并暗示欧洲历史可以重演——纳粹计划在落基山制造一起事件，来证明他们侵略西方国家并从日本手中夺取控制权的合法性。穆尔和迪克的小说的力量就在于它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关注历史，把它当作一种叙事建构。
或然历史的一个分支是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的“蒸汽朋克”，该术语描绘了此类小说把赛博朋克精神投射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特点。例如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林的《差分机》（1990）描述了查尔斯·巴贝奇的早期计算机对社会的影响。在小说中，历史走向的分岔点就在于差分机这一实际发明及其导致的信息技术的变化。小说对19世纪英国做了拼贴式的描写，虚构人物和历史人物各擅胜场。保罗·迪菲利波在他的《蒸汽朋克三部曲》（1995）中以戏谑的方式解构了一本正经的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女王被一个克隆替身所取代，这个替身有着亢奋的性欲；艾米丽·狄金森和沃尔特·惠特曼不仅见了面，而且在激烈的性爱中把礼仪（还有衣服）都抛到了脑后。
灾难
灾难、天启、世界末日都是科幻中的核心主题，同时这些主题的根源都很古老。同样，种族末日在19世纪也已经成了文学主题，让–巴普蒂斯特·库赞·德·格兰维尔的《最后的人》（1805）和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1826）是该主题小说中最有名的两个例子。在玛丽·雪莱的这本书中，是瘟疫导致了人类的灭绝。虽然这些著作以末日为主题，但它们一方面提出了灭亡的推想，另外一方面又暗示生命将继续存在，所以末日永远都不是最后的末日。核弹等可能造成的各种毁灭，自1945年以来开始为人所知，在这些毁灭的威胁中，通常还有一点关于劫后重生的暗示，或者说，某些小说对灾难过后恢复正常秩序还存有坚定的信念。
对于灾难的相反观点可见于苏珊·桑塔格和J.G.巴拉德的著作。桑塔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