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6]
史前小说
时间一旦被想象成可以加以探索的广延，那么除了向前方的探索，还有向后方的探索。描写史前生命的叙事被称为“史前小说”，这个用词发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该类型也诞生于法国。以埃利·贝尔泰的三卷本小说《史前世界》（1876，英译本1879）为例，这部小说的开头描写了石器时代的巴黎，或者不如说是未来巴黎的所在地。小说的自然风光中并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或者建筑物的存在，而这正是某些类型特征的表现。因为这类小说描述的是文字诞生之前的世界，所以读者在读每一页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此类叙事只是想象性的建构。这类小说也往往属于类型故事，展示些一般性的概念和行为，如物种等级或采集食物等。史前小说为安德鲁·兰、拉迪亚德·吉卜林，当然还有H.G.韦尔斯（《石器时代的故事》，1897）等一系列作家所实践的进化理论提供了讨论的平台，也为进化理论变得有血有肉提供了想象的框架。失落世界叙事与史前小说这种类型有重合之处，因为它们通常有探险、考古发现这样的情节。柯南道尔的《失落的世界》或罗伯特·W.钱伯斯创作的故事背后的主导假设就是可以从当下真正地回到远古，好像进化之绳由一股线拧成，每一根线的律动都有自己的节奏。
史前小说的早期创作者中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是杰克·伦敦，他的《亚当之前》（1907）从一开始就小心地应对读者的疑问。杰克·伦敦凭借这部小说和《星际流浪者》（1914）客串科幻是他天马行空的思维不愿受羁绊的表现，后者中的主人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各个历史时期。在《亚当之前》中，叙事者把自己描述为梦想家，他有能力把自己读到的信息变为现实，这同迈克尔·毕晓普的《时间是唯一的敌人》（1982）的开场比较相似：叙事者的父亲所用的幻灯投影机可以作为跳板，将他投射到古代非洲的任何一处风景中去。在《亚当之前》中，这种能力被描述为“种族记忆”，它能够使主人公回到远古，去体验其种族意义上的“父母”的生活：他的母亲“像一只个头很大的红毛猩猩”，而他的父亲则是“半人半猿”。就这点来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关于遗传的玄想。
杰克·伦敦把他的叙事者定位成带着读者去游历的梦想家，从而避免了当代叙事同古代主题组合在一起有时候会过于生硬的情况，伦敦想要强调古代和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这么处理是合宜的。威廉·戈尔丁的《继承者》（1955）巧妙地构造了与他笔下的尼安德特人的能力密切匹配的话语和感知模式，从而令人印象深刻地避免了这种生硬之感。这部小说的前面部分章节采用了这些尼安德特人的视角。自1980年以来，史前小说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当属让·M.奥尔，他的“地球之子”系列以史前欧洲为背景。斯蒂芬·巴克斯特于2002年出版的小说《进化》以从灵长类讲到现代的一系列叙事总结了达尔文主义，每一段叙事都同进化的一个阶段中所预设的观念相调适。
未来战争
由于I.F.克拉克的开创性工作，我们现在知道，自1871年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产生了数量极其多的未来战争叙事。虽然以前也有此类叙事，未来战争这个亚类型还是源自切斯尼的《杜金战役》，这部小说在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出版了。这部描述德国入侵英国本土的小说在很多国家都有读者。关于未来世界政治格局、大众通讯、军事技术的描写在小说叙事中融为一体，形成了对备战需要的一种全国性警示。这些描写为后来的科幻小说确立了一种可以效仿的类型。未来战争叙事同兵棋活动有密切联系，兵棋是普鲁士人于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后来就通过计算机模拟而制度化了，有时候这些计算机模拟非常逼真，都难以同现实区分开来。这种困难以及对军方计算机系统可能会失控的担心，构成了1983年的电影《战争游戏》的中心主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许多未来战争叙事都被遗忘了，但是在它们的时代，它们是帝国的希望与恐惧的戏剧性代表。比如说，路易斯·特雷西的《美国皇帝》（1897）描述了一名富有的、野心勃勃的美国阴谋家如何登上法兰西皇帝之位。更富有幻想色彩的是古斯塔夫斯·W.波普的《火星之旅》（1894），它描述了美国宇航员飞往这颗红色行星的旅程。在火星上宇航员们发现了一个拥有发达技术的先进种族，这个种族非常友好，他们的火星海军旗舰甚至升起了星条旗向这些访客们致敬。
可以说，侵略者的身份是不断变化的。在克利夫兰·莫菲特的《征服美国》（1916）中，德国人对美国发动了侵略，而弗兰克·R.斯托克顿的《战争辛迪加》（1889）却描写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这些差异表明世纪之交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多变性，但是有些主题是经常回归的。美国的技术知识和发明创造能力同欧洲大国更为保守的军事组织之间通常处于竞争状态，最后的胜利常常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说，属于英国和美国的同盟。此类叙事中有很多都隐藏着种族主义，这在描写所谓的“黄祸”时越发明显。M.P.希尔1898年的小说《黄祸》描写了黄种人统治世界的残暴计划，他们计划让欧洲大国互相攻击，然后待这些国家元气大伤时，发动对欧洲的入侵。读者被告知，当他们蹂躏法国的时候，“这些瘦骨嶙峋的黄种人兽性大发，暴虐无道”。后来军队中瘟疫流行，上百万人呜呼哀哉，才让西方从军事失利中缓过了气，恢复了种族之间的势力均衡。希尔夸张的描写比起G.G.鲁伯特的预言还不算那么耸人听闻，后者是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牧师，在他写的《黄祸，或东西方决战》（1911）中，东西方军队在未来发生了一场大战，而西方最终会打赢，坐实《圣经》的预言。
这些未来战争小说为读者提供了最著名的侵略战争小说——H.G.韦尔斯的《世界之战》（1898）的相关背景。在这部小说中，有两个意象挑战了作者所处时代的自满态度。第一，小说一开头，读者便得知地球上的人类正处于火星人的观察之中，好像地球人是低等物种一样。第二，当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时候，他们的着陆地点瞄准了帝都伦敦。正如大量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韦尔斯毫不含糊地颠覆了帝国叙事，并提醒读者不要忘了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灭绝了，而英国人也可能重蹈覆辙。韦尔斯笔下的火星人有两重性，一重是机械性，另一重是生物性。最后证明帝国的主力无法摧毁他们，因为他们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具有高度机动性，同时也因为他们具有致命的新式武器——热线。韦尔斯小说的初版插图反复展示了倾斜的场景，像是暗示英国在与火星人的战争中总体上失去了平衡。
图14 H.G.韦尔斯《世界之战》（1898）的初版插图
在他们的金属外壳之下，火星人的真面目如同章鱼一样，长着大脑袋、萎缩的四肢，这副样子是韦尔斯对人类进化前景的想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之战》其实写了一个未来人类进攻现在人类的故事。乔治·帕尔在1953年把这部小说搬上了银幕，把主要背景设定在加利福尼亚。美国军方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但对火星人却没有产生任何的防御作用，该情节让读者明白，未来战争叙事这个科幻文学亚类型是在冷战期间核冲突的背景下再次成为热门的。
后核时代的未来
虽然韦尔斯对以文学形式表现核战争起到了形成性的作用，但是这个主题在冷战期间才成为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然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才成为众多小说的表现对象。韦尔斯的《解放的世界》（1914，美国版书名为《最后一战》）暗示了镭与乌托邦希望之间的关联，尤其是与人类进入后民族时代、战争被终结的希望之间的关联。讽刺的是，小说出版之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1945年，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事件突然间把韦尔斯的小说场景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现实，“末日时钟”成了这一现实的象征。自1947年起，《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每一期的封面上都是这一意象，时钟设定在差几分钟就到午夜的那一刻。一夜之间，诸多的小说家都在为未来的浩劫以分钟作倒计时，时间变得弥足珍贵。当弹道导弹替代了喷气式轰炸机，预警时间也极大地缩短了，珍妮特·莫里斯和克里斯·莫里斯1984年的小说《四十分钟的战争》（异乎寻常地由伊斯兰圣战分子所发动）把主要情节压缩到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跨度中。在一些乌托邦小说，如苏西·麦基·恰尔纳斯的《走向世界末日》（1974）中，核战争作为常规社会解体的一个方便的解释而存在于背景故事中。
绝大多数核战争小说都以苏联为反角，通过身处战争中的美国人的视角，以情绪化的语词描写战争。在核战争中，民族的存亡和个人的生死成了首要问题。在大量的小说中，美国都被描写成已为苏联所占领，如西里尔·M.科恩布卢特的《不是这个八月》（1955，英国版名为《圣诞夜》），或者奥利弗·朗格的《范登堡》（1971）。菲利普·怀利的《明日！》（1954）有点不同寻常，它描述了对美国中西部两个城市的实际轰炸，而这两个城市的居民一直在争论民防措施的价值。怀利描写了令人震撼的伤亡场面——婴儿被纷飞的碎玻璃开膛破肚，一个男人在脚被炸掉后用胫骨行走——他想用这种振聋发聩的方式让读者明白防御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到了1963年，当他的第二本核战争小说《胜利》出版的时候，他对于民防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