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5]
生态乌托邦和“火星三部曲”
欧内斯特·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出版于1975年，它让“生态乌托邦”（即与生态有关的乌托邦）这个术语广为人知，并有可能是这个合成词的出处。这本小说以记者威廉·韦斯顿对一处乌托邦飞地的系列报道的形式呈现。该飞地以旧金山为中心，当时已经从美国独立出来。韦斯顿记录了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回归了认同田园诗生活的部分价值观，并选择性地使用技术。他们的服饰变得更加简朴，行人在城市中享有新的优先权，他们定期举行仪式性的战争游戏，以此消除攻击行为。卡伦巴赫在回忆中承认，种族融合并没有实现，非裔美国人生活在独立的区域内，其名为灵魂之城。他的小说反映了科幻文学中开始形成的一种新的环境意识。保罗·泰鲁于1986年出版的小说《O区》描写了未来的美国，在中西部有很大一块土地被封锁隔离，原因是这里受到了有毒废物的污染。食物短缺造成加利福尼亚居民生活陷于困境，该事例刺激奥克塔维娅·巴特勒写下了她的寓言小说。《播种者的寓言》（1993）讲述了一名年轻的非裔美国妇女逃往北方去为名为“地球种子”的宗教建立社区的故事，这个宗教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活力论。《人才的寓言》（1998）则讲述社区后来落入宗教原教旨主义分子之手的过程。
以上小说中，主人公行动的可能性受限于来自敌对集团的阻力或者官方的惰性。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才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生态乌托邦小说。这史诗般的三部曲把乌托邦和太空移民主题合而为一，不过作者强调他并不想把火星写成避难所，而是要让它成为科学、社会理念的实验室。这三册小说勾勒了2026年发现并开始探索火星（《红火星》，1992），然后对火星进行地球化改造以使其适合人类居住（《绿火星》，1993），最后扩大火星定居点、出现动物区系（《蓝火星》，1993）的三个步骤。火星自身在这个三部曲中就是一位真正的主人公，有着自己先于人类的地质构成期。一旦人类旅行者从地球抵达火星，乌托邦就作为目的和过程进入了叙事。小说为辩论设置了多个场所，火星上的第一个研究站一开始是作为乌托邦实验场而存在的。但是，乌托邦同时也是一种整体主义方式，可借以观察萨克斯弗莱杰·罗素所推崇的环境，此公乃美国物理学家，小说中的主要评论员之一。罗宾逊曾经说过，他想要摆脱关于乌托邦的旧式观念，即乌托邦就是遗世独立的去处，而把乌托邦看成是“历史之路”。在小说中，他从来不让读者忘记三部曲的历史背景。
在构思“火星三部曲”的年月中，埃德加·赖斯·伯勒斯、阿瑟·C.克拉克、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给了罗宾逊无数的启发，波格丹诺夫的《红色星球》（1908）是一部以火星为背景的早期社会主义乌托邦小说。和这些作品一样，罗宾逊不断提醒我们远征火星的经济成本，小说中的跨国公司为远征火星提供了支持；他还提醒我们地球的意识形态差异有多么顽固，第一册的结尾处，这种差异导致了一场革命。在这个三部曲中，作者多次提到早期的科幻作家，这实际上也构成了罗宾逊自己文本的演变过程，即从“关于火星的想法”中诞生了这个三部曲。所以，小说叙事中包含了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一是宜居的火星地表环境的形成，二是小说本身从乌托邦构想的子宫中脱胎而出。火星主题继续吸引着科幻加工，因为从火星登陆器发回的珍贵信息依然在撩拨着作家，火星上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呢？
在这里要提一下最后一个术语，即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出来的“异托邦”。他用这个词来对比乌托邦的“无空间性”，换言之，“异托邦”是非此非彼的混合空间，它处于一种性质模糊的状态，既包含物质实在性，又难以定位。这个概念尤其适用于对现代城市的描述。例如在塞缪尔·德拉尼的《达尔格伦》（1975）中，小说的背景场所无法保持连贯；在希纳·米维尔的《城与城》（2009）中，读者在不同的空间领域中移动，有时候这些空间领域的边界是明显的，但有时候又是重合的。
第五章 时间的小说
同其他文学模式相比，科幻和未来的关系更加密切，换言之，科幻更多地涉及对时间诸方面的描写。首先，科幻是关于变革的文学，而变革根据其定义意味着对当下的认知要涉及对过去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塑造了当下。虽然对于未来的猜想早已通过塞缪尔·马登的《20世纪回忆录》（1733）、路易斯–塞巴斯蒂安·默西埃的《2440年》（1771）等作品进入了早期的科幻著作中，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时间的重要催化剂是19世纪中叶形成的达尔文等人的进化理论。《物种起源》（1859）以及地质研究著作开启了大尺度的时间观念，在这个尺度下人类历史不过是一瞬而已。另外一方面，达尔文伟大的进化论叙事也被同时代的种族理论所吸收。《物种起源》的副标题是“生存斗争中优势种族的保存”，而其结论看起来包含了这个希望：“自然选择的唯一动力和目的是每个生命的利益，因此任何肉体的或者精神的天赋都将臻于完美。”不管完美是否是进化的目标，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于1871年出版的小说《即将来临的种族》的书名就在暗示，当主人公从探井跌入地下世界时，他将遇到属于自己的不远的未来。与此相似的是，乔治·汤姆金斯·切斯尼的《杜金战役》（也是写于1871年）则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未来战争叙事类型，其内容为领土争端。马克·吐温1889年的小说《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也可以算作是时间旅行故事，故事主要情节是19世纪时的美国佬汉克·摩根被打昏了，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中世纪。马克·吐温使用时间旅行的策略来无情地讽刺整个亚瑟王时期的风气，把它表现为一种无意义的自我神秘化。摩根则代表了一种缺少想象力的实用主义的聪明，这种才智逐渐地摧毁了这个异质世界的神话和仪式主义。
在1902年的名为“发现未来”的讲座中，H.G.韦尔斯赞扬了达尔文的研究，他认为进化论质疑了世界有一个有限的发端的观念，同时还质疑了人类是最终极的生命形式的观念。相应地，他总结说：“我们正处于伟大变革的开端，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这句话中包含的乐观主义却没有体现在韦尔斯1895年的小说《时间机器》中，而该小说是时间旅行叙事的范本之一。早期的科幻中，跨越不同时代的时间旅行发生在非正常睡眠的时候，后世的科幻叙事里也有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从来没有消亡过。但是韦尔斯的小说标志着同这种写法的重要分野，因为他把时间描述为空间，而在时间中的转换相当于旅行。确实，以空间来隐喻时间，已经成了一种常规的写法，时间旅行不过是让一个坚实的隐喻嵌入了我们的语言而已。韦尔斯首次尝试描写时间旅行的小说《时间中的阿尔戈英雄》（1888）的书名即阐明了这种以空间隐喻时间的策略，它表明时间能够像旅行一样反向而行。《时间机器》不仅描写了一辆运载工具，还描写了旅行本身，这种描述同电影快镜头的呈现形式相同，威廉·霍普·霍奇森的《边境上的房子》（1908）中也有此类描写。韦尔斯把自己看作大隐隐于市的预言家，他以他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来教导他的读者，以至于小说的第一章就像是一堂以示范作为高潮部分的科学教育课。然而，小说中时间旅行者的经历根本没有为人类进化提供任何乐观的佐证，相反，他遇到的这个分裂的世界——一半是高贵又脆弱的埃洛伊人，另一半是住在地下的野兽般的莫洛克人——让他对人类的进步失去了信心。当时间旅行者逃离了莫洛克人的魔爪并继续向前做时间旅行时，他经历了更加无望的事情。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沙滩，眼前是一片临界景象，仿佛进化的开端和即将发生的宇宙热寂正汇聚到越来越浓的黑暗中。
韦尔斯那穿越时间而旅行的时间机器的概念再次出现于1963年，即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连续剧《神秘博士》中那间名为塔迪斯的蓝色警用电话亭。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时间旅行叙事试图避免涉及有形的装置。杰克·芬尼的《一次次》（1970）及其续作《时不时》（1995）讲述了政府秘密机构使用催眠技术让人回到历史上的纽约的故事，而理查德·马特森的《吩咐时间回来》（1975）中也有同样的描写。
时间向多重视角开放，过去和未来都成了科幻的主题。默里·莱恩斯特1934年的短篇小说《侧向时间的一边》的中心主题也是时间旅行，它描写了时空中的“混乱”。奇怪的不和谐始现于一座美国小城，某处有人看见了罗马百夫长，另外一处又突然冒出了远古时期的植物。这个故事主要通过数学教师詹姆斯·米诺特的视角来讲述，这位数学老师向他那些困惑的学生解释：有无数的未来和过去通过“超空间”而连接起来。这是超空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小说的例子。虽然莱恩斯特试图把不同时期的意象并置在一起，但是叙事自身是连续的，他只能展示一些奇特的转换。因为“时间断层”只能通过地震的类比来表现，小说中的人物在目睹事件过程逐渐失去协调性时只能无奈地旁观。
由于后达尔文式的时间概念，很多出版的小说都以未来历史为主题。奥拉夫·斯特尔普顿在《最后和最初的人》（1930）中把火星人入侵和外星球冒险故事结合在了一起，其编年体的叙事框架跨越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他的叙事者声称自己来自遥远的未来，在向读者展示“关于心灵的伟大主题”，其中包括置于一套宏大叙事之内的人类不同形态的持续演变过程，目的是要表明个体生命是多么的短暂，而人类的潜力又是多么的无穷。《星辰制造者》（1937）以即将发生的战争为背景，用了早期小说的主题——叙事者在宇宙中寻找各种智慧生命。这个故事的情节由一系列太空漫游组成，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飞行过程相当于是叙事者内部意识的有形外延而已。
在他的旅途中，他遭遇了不同形式的生命和不同的政治组织，这情节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艾萨克·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