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4]
如今，媒体、政府、公司、宗教团体、政治集团制造虚假的现实，电子硬件的存在把这些虚假的世界直接输送到读者、观众和听众的脑子里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
迪克笔下的主角通常被嵌入充满恶意的复杂组织之中，这些组织的运行机制难得一窥，遑论理解。尽管邪恶政权笼罩着神秘色彩，试图去理解其机制的冲动还是不断出现于迪克的作品中。
《幻觉》（1959）是迪克对制度性谎言最强有力的揭露。小说讲述了拉格利·盖姆在一座美国小城里的经历，盖姆所经历的现实中不断出现匪夷所思的事情，最有戏剧性的是一台软饮料自动售货机在他面前解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似乎处在一个巨大阴谋的中心，他发现自己已经陷于可怕的现实和伪造的历史之间。迪克笔下，各种相互竞争的美国形象同写作该小说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核战争的恐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逐渐发现自己受困于强大力量的盖姆，是典型的迪克式主角。迪克的小说以冷峻的笔调把主角无力证实自己身份的现实慢慢推向高潮。《倒数第二个真相》（1964）描写了在地下建筑里的生活，这里的居民完全依靠媒体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1966年发表的小说《批发记忆》（1990年改编为电影《全面回忆》）展示了记忆移植的商业、政治体系。迪克小说中的现实总在他处，超越了主人公的能力范围；他最黑暗的小说总是策略性地让读者无法理清头绪，从而对角色的恐慌能够感同身受。对这个主题最极端的处理出现在《谎言公司》（1966/1984）中，主人公怀疑自己从一家计算机巨头公司接受了潜意识信息；它也出现在迪克最后一部完整的小说《瓦利斯》中：地球之外的情报系统揭示了地球的本质，于是小说中的人物深陷于对此本质的思考。
女性主义乌托邦
女性作家一开始就参与了乌托邦写作。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燃烧的世界》（1666）是最早描述隔绝世界的小说之一，她笔下的世界只有从北极才能接近，小说中融入了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探索活动。由于女性主义学者的历史研究，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复兴活动，挖掘出了如凯瑟琳·勃狄金这样的作家，因此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女性作家对乌托邦以及其他科幻传统的贡献。
玛丽·格里菲思的《此后三百年》（1836）是最早的由女性所写的美国乌托邦小说，它描写了一名男性时间旅行者的经历。当这个角色从睡眠中醒来时，他发现铁路已经普及，交通运输业发生了自行驱动车革命，而性别平等也已经实现。和这些以寻常方式审视两性关系的乌托邦不同，玛丽·E.布拉德利·莱恩的《米佐拉预言》（1881）有点不同寻常，它描述了一个完全没有男人踪影的世界。小说的叙事者叫薇拉，这位俄国公主在北极遇到了船难后从极地的一个入口进入了地下世界。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社会，这些女性消除了社会冲突并建立了一片“脑力劳动者的乐土”，在这里肉体和全体人民都受到合理的科学管理。同时，上帝被认同为大自然，当薇拉带着敬畏凝视米佐拉无边无际的疆域时，视野所及之处无不包含着女性对她们社会的信心。在这个世界里，商业已经集中化，并且同盈利脱离了关系。电力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科学被应用到了生活的每个方面。但是，这是一个白色的世界，有着白色的建筑和白肤金发的女性，遵循优生学的法则来繁育后代。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她的国》（1915）通过颠覆失落世界的男性叙事而获得了最基本的力量。她从一开始就用四名男性主人公[13]来表明避免陷于简单的男性刻板印象描写的用意。特里代表粗鲁的探险家，而叙事者凡则能更加明智地评价他们的经历。吉尔曼幽默地描写了四位旅行者在女性之国的无力感——他们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这却是婴儿的待遇。虽然吉尔曼并不完全避免进行说明，但小说还是通过对风格、着装的细节表现而将性别歧视戏剧化了，用20世纪6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用“行为政治”达到了这个目的。实际上，她通过对性别预设的质疑，展现了叙事者对自身所谓男子汉气概的逐渐疏离，并暗示性别是操演的，即性别的本质中社会控制的成分要大于生理机能，这个观点后来被朱迪思·巴特勒理论化了。
20世纪70年代，在民权运动持续开展了十年之后，美国科幻作品再次关注性别，这主要体现在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的创作中，同时也体现在对上至19世纪的小说传统的甄别过程中。帕梅拉·萨金特编选的文集《神奇的女性》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被埋没著作的兴趣，如弗朗西斯·史蒂文斯的《刻耳柏洛斯之头》（1919）。在这部作品中，三个角色通过一种灰色的尘埃被输送到了未来费城的一处“神秘的浪漫之地”。同时，有很多作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海因莱因等传统科幻作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美国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该领域最复杂的人物当属艾丽斯·B.谢尔顿，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情报分析员，以两个化名出版过小说，其中一个化名是男性的（小詹姆斯·提普区），另一个是女性的（拉孔娜·谢尔顿）。在她的小说《被插入的女孩》中，女性叙事者要求她的男性读者（“僵尸”“老爹”）听听她如何以电子方式与人造的、性感的“小妖精”形象联系在一起，从而被赋予了一个不同于自身的身体形象，这是关于男权社会规定女性美标准的一个讽刺性的寓言。
在这个领域，乔安娜·拉斯是最犀利的批评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1972年，她宣称美国文学“不是关于女性的，不是平等地关乎男性和女性的，而是男性书写的、关于男性的文学”。1983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如何不让女性写作》的讽刺性指南。通过她的宣言，拉斯为自己的小说准备了施展的空间，同时她也挑战了那些无意识的、习惯性的趣味和偏好，她要求读者反思科幻中对女性、局外人的描写。她强化了这个观点：女性在早期科幻中一直受到压制。这个立场的根基现在已经动摇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由女性所写的科幻作品被挖掘了出来，这种观点被批评为歪曲了历史。
乔安娜·拉斯于1975年出版的小说《雌性男人》中有四个主人公，其名字的首字母都同作者一样。乔安娜生活在当代美国，她感觉自己必须要乔装成一个“雌性男人”，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珍妮特·埃维森则来自乌托邦星球“悠闲星”，那里的男人已经绝种了；让妮娜是一名纽约图书管理员，她从一场格外漫长的大萧条中活了下来；雅亿是民族志学者兼杀手，在她生活的世界中，两性之间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她的名字则是《圣经》中杀死迦南军队军长的女性的名字。和《她的国》中的情节一样，这四个主人公阻止了任何女性刻板印象的出现，并且承担了不同的角色，这些在小说中互动的角色分别是社会观察家、被解放的女性、历史学家和战斗人员。小说不断地打乱其叙事模式，在访谈脚本和第一人称叙事之间跳跃，从一个主人公跳跃到另外一个主人公。第二部分以“我是谁？”这个问题为引子，而整部小说则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有时候，小说中是哪个“我”在说话并不清楚，从拉斯的角度来说，这是刻意为之的一种策略，因为她不断邀请读者比较、对比不同的章节。在结尾处，拉斯复活了“使节”传统，派出了“使节”把她的小说送到她希望改变的社会中。
新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要么试图呈现一个女性社群，在这个社群中生育过程完全由女性自己管理，就像在苏西·麦基·恰尔纳斯的《母系》中那样（1978）；要么展现两性之间的冲突矛盾，例如谢里·S.泰珀的《女国之门》（1989）把男性武士文化同独立的女性世界做了对比。
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展开漫长对话的小说是厄休拉·勒奎恩的《一无所有》（1974），这部小说的开头就出现了两面神般的意象——一堵墙。小说里有很多影射国际政治的地方，当时柏林墙代表着东西方的对立，但是勒奎恩在代表物质财富、社会保守主义的星球乌拉斯和荒凉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星球阿纳瑞斯之间做了进一步的对比。小说一开始有一个副标题——“歧义的乌托邦”，勒奎恩让有关这两个星球的章节交替出现，以此来表现这样的双重视角。就这样，读者被迫反反复复跨越两个国度之间的墙。主人公谢维克是阿纳瑞斯星球的理想主义者，作者以娴熟的技巧通过他展开了这种对比，特别是当谢维克访问乌拉斯星球的时候，他的局外人视角特别突出了这个星球的消费主义。当谢维克的科学研究与权力结构（阿纳瑞斯星球的无政府主义宣言甚至声称不存在权力结构）发生冲突时，作者还用他来更加含蓄地揭露阿纳瑞斯星球通过隐秘的意识形态来维持正统观念的做法。在这里，主城被描写为崇尚实效的典范，城市有着矩形网格的布局，所有事物都一览无遗（假定如此）。然而乌拉斯星球的老城却已经衰败，让人联想到《1984》中类似的街区，不过，在那里依然可以享有某种自由。在一篇重要的文章《美国的科幻小说和其他》（1975）中，勒奎恩抨击了科幻中的社会保守主义，因为这种社会保守主义“假设了一种永久性的尊卑等级制度，富裕的、野心勃勃的进攻型男性处于顶端，而底部则是穷人、文盲、无名的大众和所有女性，两者之间存在巨大落差”。拉斯会同意这个看法，为了质疑这种分割方式，她把她的外星人带到了纽约，勒奎恩则引入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
勒奎恩把乌托邦描写为一个没有实现过的终极目标，而《使女的故事》（1985）则描写了一个被实现了的原教旨主义神权国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把《圣经》典故（她笔下的世界叫基列[14]）与《1984》、部分美国右派所践行的福音派新教融为一体。在这个另类的世界中，女性被贬低为服务于卫士的资源，而这些卫士就是这个一点都没柏拉图气味的乌托邦中的统治阶级男性精英[02]。阿特伍德从20世纪社会中提炼出常见的元素，然后用这些元素构建了一个歧视女性的独裁政权，如使用源于父名的姓就是其中一种元素。叙事者被命名为“奥芙弗雷德”（意即“弗雷德家的”），以此来表明她不属于她自己。作为一名“使女”（这个词含有性奴隶的意思），她必须定期为一名卫士服务，而她只有通过完全让自己的意识脱离下身才能做到这点。阿特伍德在通篇小说中暗示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