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3]
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1932）的写作动机部分源于对韦尔斯乌托邦叙事，尤其是《神一般的人们》（1923）的反感，此外，当时流行的关于生物工程的猜想也给了他部分启发。赫胥黎于1926年访问了美国，之后他坚信美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的这本小说是对全球美国化的一种想象，第一页上伦敦的摩天大楼则是这幅全景的第一个画面。小说中的社会建立在对流水线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应用之上，这种生产方式以“福特制”而闻名，产品数量和生产效率在其中是至高无上的。考虑到克隆技术，小说描述的生育过程现在看起来实际上没有那么神奇。小说把人类“产品”命名为阿尔法、贝塔等等，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命运是由生物方式决定的，社会的标准化则体现在人们所穿的制服和习语当中。严格地说，赫胥黎为人们保留名字是一种前后不一致的做法，因为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体性的存在是时代错误。但是，赫胥黎使用名字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表明行为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诉求在那个社会中是趋同的。《美妙的新世界》是一个讽刺性的敌托邦故事，这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是性倒错，一夫一妻制在此遭到谴责；二是描述了两个世界——理性化的世界国和保留地的“原始”社会，两者在地理上相互分离，但是两个国家都存在游走于边缘的人物，通过他们，两个国度之间相互渗透。赫胥黎描写了一个政治上冷漠的国家，人们享受着它提供的无边逍遥，滥用毒品唆麻，这个情节是对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命题的讽刺性改造：现在，鸦片成了人民的宗教。
1958年，赫胥黎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他在那年出版了他对美国文化的调查，将之定位为对他那著名的敌托邦小说的回归。《再访美妙的新世界》刻画了一个阴郁的世界，1932年的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被具象化了。赫胥黎设想了权力的大规模集中，这种状况威胁着个体的自由。他警示世人：“现代技术导致了经济政治权力的集中。”他的这本书意在让世人对这些“巨大的非人力量”的作用保持警惕。他坚持认为这些趋势在下个世纪将达到其发展的顶点，控制全世界的人物将降临世间，美妙的新世界最终将成为现实。
1958年的这本续作勾勒了战后美国科幻小说中敌托邦的一些典型特征，这是赫胥黎所没有想到的。人口过剩的危机在哈里·哈里森的《腾出地来！腾出地来！》得到了处理，在小说中的1999年，纽约成了一个人口密集、食物经常短缺的城市。赫胥黎所说的“政治商业化”成了弗里德里克·波尔和西里尔·M.科恩布卢特1953年的小说《太空商人》的主题。小说写道，未来的大公司篡夺了政府的职能，外太空可以开发成定居点，所以也变成了商品。在花哨广告的表象之下，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受到各种迫害，苦役工人从事着合成食物的生产工作。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一部小说《自动钢琴》以工业巨头（原型是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方式为核心主题，展示了生产线如何左右公司的理念。冯内古特承认自己受到了赫胥黎的影响，他描述了机械如何取代人的活动，同时造成人的“机械化”：人们在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一些家常便饭似的口号的过程中，就被所谓的社会正统观念给洗脑了。
在《再访美妙的新世界》中，赫胥黎表达了对公众接受社会潜在机制的深切担忧。他主要关注一个普遍性问题的最恶劣的例子，那就是操控技术的泛滥。他对洗脑的讨论后来又出现在威廉·伯勒斯、安东尼·伯吉斯和玛吉·皮尔西等作家的作品中。1932年，媒体被证明是一种转移公共视线的手段，雷·布拉德伯里在《华氏451》（1951）中探讨了这个问题，这是该时期又一受《美妙的新世界》影响的敌托邦作品。在《美妙的新世界》中，赫胥黎不时用到一些文学典故，以此提醒读者已经失落的历史文化。因为布拉德伯里的敌托邦禁书，所以小说不断地提及自身作为虚构文本的重要身份，但是这种元小说技法并不是要提醒读者它的虚构性，而是要把读者置于一种不服从该政权的关系中。这是一本关于禁止小说的世界的小说，这个悖论在读者和主角蒙泰戈之间代入了一种共谋关系，甚至在他的不满浮现出来之前就已经产生了。通过一系列的身份认同（书籍—鸟类—人类），布拉德伯里发现书籍的命运实为整个社会的命运。从这个命题外推，他继而展示了对书籍的禁止如何构成对言论的压制，最后是电视肥皂剧的媒体“共在感”取代了社会交往。特吕弗据此拍摄的电影中，蒙泰戈的妻子带着宗教般的虔诚观看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就是诱使她入内的多重结构的电子空间。但是，在小说中，是消费主义驱使她产生了自己被四堵电视墙封闭在内的幻想，这场景类似于当代的三百六十度全景观影。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蒙泰戈飞离了郊区和遭到轰炸的城市，进入了“书之民”所居住的象征性领域，这里的人把人间全部的书都读完了，从而使“有书如人”这个隐喻的字面意义变成了现实。
《1984》及其遗产
“奥威尔式的”这个形容词已经变成了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标准描述，指以严酷的制度来实现官方权威的政权。在《华氏451》中，蒙泰戈身兼两职，既是消防队员，又是警察。消防队员实际上是清洁工，因为焚书行为就是“清洁”。虽然布拉德伯里想要让焚书者体现多重身份，但身着黑色制服的警察角色在特吕弗的电影中得到了强化，从他们身上能够发现纳粹的影子。在相对繁荣富裕的背景下，强制依然是家常便饭。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呈现了英国战后即将面临残暴统治的严峻现实。在小说中描写的政权统治之下，国家情报部门的设备中回荡着德国纳粹（仇恨周）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声音，对官方“历史”的伪造、篡改则永无止境。温斯顿·史密斯和蒙泰戈一样，在国家机器内是一个操作员，被赋予了亲自见证如何毁灭事实证据的罕有机会。布拉德伯里把电视描述为娱乐，奥威尔则强调电视的控制作用：隐藏的摄像头到处都是，甚至在乡村也是如此。他描写了社会成员相互监视、相互揭发的社会，但令人更加不安的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老大哥——一个存在于人们推想中的国家监控象征——是否正在监视他们。
图12 迈克尔·安德森《1984》（1956）的剧照
史密斯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命运。小说冷酷地证实了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隐蔽处响起电子合成的人声，宣告人们被捕了。奥布赖恩告诉吓坏了的史密斯，党内的精英都是自封的、永远的“权力祭司”，因为他们控制着塑造思想和感知的方式。矫正史密斯的态度是不可抗拒的过程，甚至不必带着把他改造成模范公民这样的目的。在小说的结尾处，读者被告知他爱着老大哥，这真是一个讽刺的结局，但是让所有人毛骨悚然的是来自前例的暗示：史密斯很快就会消失，这意味着被处死。
安东尼·伯吉斯的敌托邦小说《1985》（1976）向奥威尔做了致敬，对敌托邦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有意思的是伯吉斯处理这个传统题材的方式。他讨论了奥威尔对扎米亚京创作的借鉴，以及奥威尔对《美妙的新世界》的摒弃，并把自由的命运作为主要议题。但是，伯吉斯对行为主义的敌意渐渐地占据了主要舞台，这种敌意指向苏联对巴甫洛夫的支持，也指向B.F.斯金纳后期的著作，后者对待人类实验对象的做法在《发条橙》中遭到了抨击。伯吉斯在那个时候不可能知道斯金纳还参与了MK–ULTRA计划，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的意识控制项目。另外一方面，他确实知道斯金纳也写过一部乌托邦小说，名为《瓦尔登第二》，这部小说探索了行为矫正技术。
《发条橙》（1962）反映了公众对青少年行为不良的焦虑，并将当时的秘密监控实验融入了小说。伯吉斯在小说中使用的奇特语言（在小说中叫“纳德萨特”，意为“青少年”）把俄语、美国腔、伦敦东区俚语混合在了一起。为了做到这点，当时同情报部门有关系的伯吉斯从一名身为东欧通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那里得到了帮助。小说的叙事者名为亚历克斯，是一名谙熟街头生活的帮派头目。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亚历克斯出于取乐目的而施行暴力的行为，导致他被捕；亚历克斯被监禁并接受矫正治疗；亚历克斯回归社会。让伯吉斯恼怒的是，他的美国出版商起先删掉了最后一章，让亚历克斯陷入了前途未卜的境地。以亚历克斯的口吻来叙事，让读者能够立即感受到这个小群体漫不经心看待暴力和性等的那种心态。因此，这部小说，甚至连同库布里克根据这部小说在1971年执导的电影，都受到了批判，理由是它们美化了亚历克斯团伙的行为。但是，小说的敌托邦诉求实际就体现在对亚历克斯接受的厌恶疗法的描述中，所谓的厌恶疗法就是让对象接触到暴力行为时产生恶心反应的一种对心理的负调控。小说的第二部分对这个过程做了描述。当亚历克斯在看电影的时候，他的眼睛被一种眼科所用的支撑架强行撑开，这是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之一。
图13 斯坦利·库布里克《发条橙》（1971）的剧照
伯吉斯一贯地抨击当时行为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斯金纳，因为他认为亚历克斯遭受的这种治疗剥夺了治疗对象的意志力。因此，《发条橙》可以被解读为对官方实施的行为控制的抨击，这和玛吉·皮尔西在《时代边缘的女性》（1976）中对主角接受电击厌恶疗法的描写类似，也和托马斯·M.迪施的《集中营》（1982）中叙事者无意间成为政府秘密实验对象的情节类似。这三部小说的叙事者都是实验的对象，他们的主体性都因为实验的恶劣性质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剥夺。
菲利普·K.迪克所建构的世界
乌托邦叙事有时会谈论自己的建构，即谈论它们自己的理想目标，但与之相对的是，敌托邦往往以既成事实的面目出现，其叙事常常遵循一种对现存政权进行解构的套路，通过如蒙泰戈这样的与现状格格不入的另类主角的行动而展开。菲利普·K.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