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2]
虽然奥勒里希的这部小说气氛欢愉，但我们依然可以听到批判的声音。美国人安娜·鲍曼·托德的《未来共和国，或现实的社会主义》（1887）假托是一位瑞典贵族在21世纪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一系列信札。虽然他被穿越大西洋的气动地铁的速度所震撼，但是当他在纽约一家饭店逗留了几日却没有遇到一个人时，他便开始对自动化技术持保留态度了。不过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城市整齐划一的单调外观，“实在乏味到了极点”，而这种特质也正是共和国所推崇的政治平等的体现。单调是托德描写的主题，有服装的单调，也有生活的单调，国家承担了太多的职能，导致了这个结果。在爱德华·贝拉米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中，叙事者对此倒没有什么担忧。
《回顾：2000—1887年》（1888）是19世纪晚期读者面最广的乌托邦小说之一。世界各地都有这本书的读者，沙皇俄国将此书列为禁书时，无意中也赞美了这本书。贝拉米的小说触发了威廉·莫里斯和H.G.韦尔斯的乌托邦小说创作，他还在美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场运动主要致力于企业的国有化。在贝拉米的小说的影响下，“沉睡者醒来”这一传统主题流行了起来。这个模式是这样的：主角进入长期的深眠，醒来就到了未来的乌托邦。贝拉米以波士顿作为展示2000年的未来乌托邦的重要地点，朱利安·韦斯特醒来后发现自己置身于干净卫生的大城市，这座城市有着宽阔的街道和空旷的广场。社会冲突消失了，逐利的动机也消失了，因为所有的产业都由国家接管了，军队也承载着社会稳定和谐的理想。生产和消费看起来依然是分离的。虽然贝拉米暗示解放后的妇女有更多角色可承担，但是对女性的“美丽和风度”的强调表明这个国家依然以男性为中心。最让人惊讶的是《回顾》及其续作《平等》（1897）对私人资本通过和平方式转变为国家资本的描写，而这种千年之交发生的转变似乎与人类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毫无关系。
同贝拉米的渐进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最极端的例子，当属伊格内修斯·唐纳利1890年的小说《恺撒之柱》，该书描写了美国工人为反对工业寡头政治规则而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这场起义导致许多人丧生；此外还有杰克·伦敦的《铁蹄》（1908），它描述了具有原法西斯色彩的寡头政治（即与小说同名的“铁蹄”）在美国攫取权力的过程。《回顾》之后，贝拉米写了一系列的续作，同时代人也有效仿他的作品。贝拉米的影响力历久弥新，这在麦克·雷诺兹的小说中尤为明显。雷诺兹是美国社会主义劳工党的积极分子，专门从事他所称的“社会科幻”写作。在20世纪70年代，雷诺兹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以此来回应贝拉米的两部乌托邦叙事。他的这些小说表达了对千年福音的强烈质疑。在《公社：公元2000年》（1974）中，他描写了飞离过度管制的城市社会的移动公社；《平等：2000年》（1977）探究了20世纪的种种社会失败和性无能；在《回顾：从2000年起》（1973）中，朱利安·韦斯特被直截了当地告知：“根本就不存在乌托邦……乌托邦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你靠近，它就远离。”雷诺兹对乌托邦的怀疑程度在他的一系列作品里逐渐加深。
在评论《回顾》的文章中，威廉·莫里斯责备贝拉米想当然地认为乌托邦无须挑战时代的各种垄断就能轻易实现，将城市中产阶级理想化了。在莫里斯看来，贝拉米通过把城市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而延续了其“机器生命”。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1892）同样受到了过于理想化的批评，但却是因为他美化了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小说中的沉睡者醒来后看到一个改头换面的伦敦，在这一点上，莫里斯的描写令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和如影随形的烟尘都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鲜艳、小巧的房屋，伦敦呈现出了美丽的形象。当沉睡者威廉·盖斯特随意地说到某处风景让他想起了“发亮的手抄本”，这个比喻却给了读者暗示，让我们想到莫里斯的变革从本质上说是回归新中世纪的城市，即回到前现代国家。这种回归的迹象之一就是城市与乡村的迥异之处消失了，莫里斯时代的郊区又恢复为村庄。《乌有乡消息》描述了手工业行会，这是一种社群社会，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犯罪消失了（可能是因为逐利动机灭绝了），但是妇女依然要扮演育儿者这一传统保守的角色。当盖斯特跟随导游游览伦敦，后来又泛舟泰晤士河时，新社会的样子呈现在他面前。小说最关键部分是对引起社会巨变的那些变革因素的表现，而这些因素同历史事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在伦敦，盖斯特一度看到了特拉法尔加广场与1887年广场场景的“叠化画面”。1887年，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示威工人和警察、军队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根据莫里斯的乌托邦历史的说法，这场行动是大罢工的导火索，继而引发了重大的社会革命。
韦尔斯式的乌托邦
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未来会怎样？》（1916）中，韦尔斯承认自己有“预言的癖好”。他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畅想以多种文学形式为载体。《解放的世界》（1914）的书名宣告了此书的目的，韦尔斯发现，在文学的乌托邦中，解放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因素，虽然实现解放的手段听起来已经惊人地现代化了。在这本小说中，原子弹被计划用来抹除狭隘民族主义的最后痕迹。原子弹同时也会消灭生活在欧洲较贫困城市中的大量公民，但因为核战争会带来一个由开明国际政府统治的新时代，目的显然是将手段合法化了。在《神一般的人们》（1923）中，一群英国人在外星球上遭遇了未来的可能世界，一个阶级和政府已经消失了的世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韦尔斯像阿道斯·赫胥黎一样，开始把世界的未来与美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乌托邦》（1905）中，韦尔斯把叙事与理论探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杂糅的方法。他甚至把这部作品写成了电影剧本。在小说中，他用了两种声音，但是他打破了让主角的伙伴充当配角这样的老套模式。自苏格拉底对话录起，第二说话人的作用就是为主角阐明道理提供相关的线索，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韦尔斯的植物学家同叙事者高傲的理论腔主动唱起了反调。这个人物的存在帮助韦尔斯对文学乌托邦的整个传统提出了评判性意见，帮助他认识到该传统存在猜测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帮助他认识到了那种悬壶济世情怀的虚妄诱惑——改变这一团糟的世界。韦尔斯坚持认为文学乌托邦应当是“运动的”，必须与时代同步演进，他在此援引了达尔文的进化观念，将之作为一种“普遍的生成过程”而加以重述。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因为有关于20世纪30年代独裁历史的后见之明，所以嗅出韦尔斯乌托邦小说中的极权主义味道应当是较为容易的。他对人口过剩而导致物种冲突的达尔文式恐惧激发了一种要消灭“弱者”的想法。他以冷漠得让人惊讶的笔触写道，国家应当处理掉所有畸形的儿童，同时，持不同政见的人应当被流放到某座便利的岛屿上去，而不是关到现存的监狱里。民族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扩张到了世界各地，结果伦敦成了一个全球性帝国的中心。对于女性的角色问题，韦尔斯依然秉持性别本质主义，继续把养儿育女作为妇女的首要职能。对于种族问题，他的态度同样保守，他用进化理论来证明白种人的优越性是合理的。
韦尔斯在书中用大量的玻璃让伦敦改头换面，这显然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砖石建筑的反动。苏联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以26世纪为背景，他也把玻璃用作“大一统国”的主要建材。但是，玻璃在此处的作用并非仅仅是让更多的光线透进屋内，它承担着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功能。杰里米·边沁在1785年提出了被称作全景敞视监狱的模范监狱设计方案。使用这个方案，监狱管理者可以最大程度上轻松地监视管理所有的囚犯。扎米亚京笔下的政权同样通过监控而进行统治，在一个数学至上、推崇效率的国家内，公民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在《美妙的新世界》中福特是工业的守护神，美国的科学管理先驱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就是《我们》中颂扬的理论家。在这部小说的数学象征主义体系内，统一是国家凝聚力的理想体现，所以叙事者D–503建成宇宙飞船“一体号”这一事件具有非凡的意义，小说就以该事件作为叙事的开端。所有人物都用数字代号来称呼，他们独一无二的重要性都在于同整体之间的联系，这些数字之间存在着统一关系。不同政见通过叙事者自我形象的分裂、自我的瓦解来表现，自我的瓦解只有通过对所谓的幻想中心进行准治疗的手术才能逆转，这个手术相当于脑白质切断术。
韦尔斯最精细的乌托邦研究就是《未来事物的形态》（1933），该叙事假托是菲利普·雷文博士的原始记录，只是做了些编辑。在这部小说中，他通过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社会巨变、欧洲民族主义的崩溃、国际政府的诞生、通信交流工具的飞速发展以及人类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追溯了时代的发展历程。韦尔斯以此尽情地嘲弄了早期乌托邦。小罗斯福曾经发表了一篇叫作《前瞻》的研究报告，他在其中称赫胥黎为“最聪明的反动作家之一”。韦尔斯又一次使用了线性的进化模型，但是在这个发展历程和雷文手稿越来越多的空白之间存在着某种令人震惊的不匹配。第四卷（《尚武的现代国家》）应当是这场演化的最强音，但不过是“乱七八糟的笔记杂烩”，好像韦尔斯开始对自己叙事的连贯性产生了怀疑。
《美妙的新世界》等作品中的国家控制
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一系列敌托邦作品的出版，敌托邦国家的职能就是要利用对正统观念的需求来抹除个体性。詹姆斯·奥尼尔冷峻的小说《英格兰的地下世界》（1935）把空心地球幻想（超现实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同敌托邦寓言结合在一起，这个敌托邦寓言在叙事者的口中是“种族集体歇斯底里”的结果。叙事者穿过哈德良长城内的一扇盖板门往下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寂静得令人发怵的地下世界，这里的居民都通过心灵感应来交流。他害怕自己也会被“吸收”进去，就是说被集体意识所同化，从而彻底丧失自己的身份。黑暗的地下场景为这个国家“恐怖机器”一般的感觉增加了一种梦魇般的氛围，可以说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年代极权主义政体的翻版。
凯瑟琳·勃狄金的《万字旗之夜》（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