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1]
吉布森在《模式识别》中暗示，俄国黑手党可能跟这些视频有牵连。他把叙事的重点放在了诠释学上，重点描述数据阐释的问题。相比之下，帕特·卡迪根的小说则对所有权和网络技术规则更加敏感。她的第一部小说《心灵扮演者》（1987）中的主角艾丽发现自己因为偷了一只“疯帽子”（一种虚拟现实头盔）而触犯了法律，被所谓的大脑警察里里外外拍了个遍。小说中这个奥威尔式的组织使“干洗”一词具有了洗脑的邪恶含义，其强制技术的先进程度超过了《1984》。像光身搜查这样的身体行为改为从内部进行，这暗示心灵也属于国家财产。《合成人》（1991）通过对媒介的描写进驻洛杉矶，这个媒介不是影视系统，而是一种自动交通控制网络，名为利德电网。城市陷入了害怕灾难降临的情绪中，“大灾劫”可能是地震，但在小说中，实际发生的是电力供给的灾难。一场大规模交通堵塞上了媒体的头条，一如其他的轰动新闻。随之而来的普遍性灯火管制冻结了整座城市。在这部小说中，卡迪根表达了同《银翼杀手》等作品类似的对未来的想象：名为“多样化公司”的由计算机在幕后操控的娱乐巨头控制了城市。供电线路的意象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象征，不仅象征着个人的虚拟现实体验，而且还代表一种自我扩张的关系网。小说标题中的“合成”一词，贴切地表达了洛杉矶人集体经验中的关联、合成的意义维度。在《合成人》中，扩张是一个商业事实，然而在卡迪根2000年的小说《数字苏菲派托钵僧》中管制已经制度化了。该小说中，主角是高科技犯罪调查人造现实分部的主管，正在进行一项虚拟现实调查。一些女性主义者发现，赛博朋克小说极力渲染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却没有反思男权主义关于行为和风格的种种预设；卡迪根的叙事较大地校正了这一缺陷。
尼尔·斯蒂芬森是赛博朋克形成期的又一位关键人物，在解释1992年的小说《雪崩》的书名含义时，他说，雪崩是指没有信号时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雪花，但同时也指吸食可卡因后毒品效果消退并导致情绪低落。雪崩在小说中作为一个隐喻有两个重合的含义，一方面指一种毒品，另一方面指一种电脑病毒。小说背景设定在后民族国家的未来时代，美国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自给自足的飞地，它们被称作“郊郡”。小说主角弘是一名计算机黑客，同时也是比萨饼快递员，身份和吉布森的《虚拟之光》（1993）中的投递员差不多，都是递送某种货物的人。斯蒂芬森笔下的美国人已经集体脱离了真实的美国，在一模一样的城市居民区内寻求庇护。剩下的那些和美国打交道的人就是“靠着残羹冷炙活命”的街头一族。弘是那种典型的过着刀头舔血的生活，同时依靠讨价还价通过病毒设置的重重关卡的人。书中的病毒正如威廉·伯勒斯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涵盖了计算、疾病甚至语言的一揽子术语。通过这部小说，斯蒂芬森区分了虚拟的现实和实在的现实，他笔下的“大街”和吉布森描写的“斯普罗尔”一样，是无数“化身”占据的虚拟公路。斯蒂芬森从印度教中借来“化身”这个词，用它来指网络中虚拟的人格。在《雪崩》中，化身们聚集在一家名为黑太阳的虚拟夜总会。黑太阳这个名字暗示一种神秘的、隐秘的内部组织，但实际上它和真实世界中的大型聚会场所没有什么两样。
斯科特·布卡特曼曾经提出，电子系统主宰了当代世界，赛博朋克和其他的“终极身份小说”体现了这种感觉，从而提供了关于当代文化的最可靠的报告。这些小说展望后机械时代的幻象，表现了最难视觉化的技术形式。然而，正是这些小说的视觉化策略在当代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之间架起了桥梁。最后要讨论的一批科幻作品，其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联结。这个联结主题大不相同于以往，以至于人格和技术根本没法割裂。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把电子技术和人类身份之间的关联作为小说的核心主题。在《置换城市》（1994）中，他描写了复杂的虚拟现实建筑群，刻画了从人脑中“复制”内容的过程。谢莉·杰克逊从《弗兰肯斯坦》和《绿野仙踪》里为她的电子拼贴式小说《拼图女孩》汲取灵感，而马克·阿梅里克在《文法机》（1997）中创造了“虚拟写作机器”。J.C.哈钦斯的《第七子》（2009）是一部关于神秘政府项目的惊悚科幻小说，以播客和纸书两种形式发表。杰夫·赖曼的《空气》（2004）描述了信息技术来到某中亚共和国的情节，书名则指因特网的一种形式。信息技术对该国文化的改造通过文本逐渐“电子化”而反映出来，随着情节的推进，文本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电子邮件和音频副本。
对技术变革加速发展的认识导致了“奇点”概念的形成，未来主义者雷蒙德·库兹韦尔和科幻作家弗诺·文奇是此概念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使用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模式来预言一个属于超人或者人类/机器智能的新时代，它是乐观精神护佑下的黄金时代，承诺着精神的超越性，仿佛自身就是一种科幻叙事。肯·麦克劳德的《牛顿的觉醒》（2004）和查尔斯·斯特罗斯的《渐速音》（2005）等小说对这一技术发展的高潮已经做出了科幻的预言。
第四章 乌托邦与敌托邦
达科·苏恩文将文学中的乌托邦定义为“对或然历史的一厢情愿的建构”（强调为苏恩文所加），这个定义同作为一种杂多类型的科幻有着密切的关联，且应被当作是一种语言中的建构，而非对异域的直白描述。苏恩文把科幻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颇有助益，因为科幻和乌托邦之间不断重合，而它们的分裂也较少出于对概念区别的执着。更多时候，由于文学批评界不太愿意从学术上重视科幻，才导致科幻和乌托邦话语的分裂。幸好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往日的偏见。苏恩文列举了乌托邦的一般特征，例如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全景式的、一览无遗的描写，某种形式化的体制，还有与读者心目中正统观念相悖的戏剧性策略。
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乌托邦”这个词是个杂糅概念，意为“好地方”或“乌有之乡”。这个词是在1516年作为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的书名而进入英语的。在这本书中，莫尔描写了一个具有理想化秩序的岛国，它位于向帝国贸易和征服开放的新世界的某个地方。莫尔以旅行者拉尔夫·希斯拉德的见闻录的形式呈现了这个故事，为后来的乌托邦叙事树立了典范。希斯拉德在小说中的功能是充当读者所熟悉的生活与新世界之间的中介人。莫尔在书中还展现了乌托邦社会形式的倾向性，即展示和为良序新社会而努力的倾向性。
在这本书中，乌托邦是作为一个终极目标而非事实存在的。乌托邦因地理位置而四面受敌，其奴隶有很多就是战俘，国内也存在犯罪现象和不同政见。莫尔反对超过国家的限制而去追求物质和性欲的满足，在乌托邦内死刑只作为对第二次通奸行为的惩罚而存在。最后，书外的一个因素也可以提一下。写作《乌托邦》的时候，莫尔担任了伦敦市副司法长官一职，当时的伦敦是一个毫无规划、野蛮生长的城市，对英国的乌托邦书写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刺激。城市发展导致的污染和社会不公在19世纪晚期达到了危机水平。
尤其是到了20世纪，乌托邦出现了被“敌托邦”取代的趋势，敌托邦这个词意味着走向反面的失序乌托邦。此时的乌托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讽刺性质的，非裔美国作家乔治·斯凯勒的《不再有黑色》（1931）就是一例。在这部小说中，有位科学家发现了改变皮肤色素沉积的办法，从而使得黑人和白人无法再区分开来。当使用这种医学手段的人数越来越多时，美国社会开始走向崩溃。这并未带来人类的解放——这是乌托邦的主要目的——相反，这项新技术给社会带来了混乱。
对于丹尼尔·笛福、乔纳森·斯威夫特、托马斯·斯宾塞、罗伯特·帕尔托克等18世纪的作家来说，乌托邦已经成为写作的核心要素。帕尔托克的《珀金·沃贝克》（1751）是最早的乌托邦小说之一[12]，它把理想社会设置在空心地球之中。《格列佛游记》（1726）是该时期最著名的乌托邦小说之一，它沿袭了异域游记的奇幻传统来审视人类的本性。除了通过对话形式（这是呈现乌托邦的至关重要的方式）在第一、第二卷中对各种制度做了比较性的讨论，叙事把尺寸大小也真实地具体化了，还采用了多视角的复杂写法。小人国一开始让格列佛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花园国家，但是小人国国民渺小的个头让他渐生优越感。在大人国情形则相反，格列佛同该国人相比好似玩物一般。这造成了一种视觉效果，好像格列佛的视觉焦点从远景切换到了特写。这种视角的变化和书中提到的光学设备都在暗示格列佛的人体知觉取决于同对象之间距离的远近，因而是一种错觉。《格列佛游记》的每一卷都从不同角度讽刺人类的骄傲，如第三卷讽刺人类对实验手段的骄傲，而第四卷讽刺人类自诩高等物种的骄傲：人类徒具人形，而毫无理性。人们反复提出陌生化效果是科幻的典型特征，如果是这样，那么，《格列佛游记》因为使用了复杂的视角转换而直接符合这个标准，在小说中，正是因为视角的转换，格列佛成了自己经历的受害者，成了一个“笨伯”。
乌托邦的黄金时期
从19世纪晚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有两百多部乌托邦主题的著作面世，除了其中少数脍炙人口的作品，大部分都与大众无缘。涌现出这么多乌托邦著作，原因有很多，其中必然包括科技的快速变革、美国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对社会正义的激烈争论等。这些著作使用的叙事技巧各不相同，举个例子，塞缪尔·巴特勒就利用了传统的游历故事模式，让旅行者进入一个奇怪地颠倒了诸多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价值观的世界。《埃瑞璜》（1972）中描述的社会把生病当作犯罪，机器被废除了，因为人类害怕机器会取代人类。加拿大作家詹姆斯·德·米尔在其1888年的小说《铜管中的奇书》中，把船难与失落古卷的套路结合在一起，描述了一个靠近南极的世界，在那里男女已经实现了平等。在《乌托邦》（1884）中，阿尔弗雷德·D.克里奇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外星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