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幻作品 [10]
唐娜·哈勒维在她1985年的文章《赛博格宣言》中提出了重要的赛博格理论，她把赛博格概念设定为打破虚假的二元对立——如人与机器泾渭分明的界限——的理论工具。她引用乔安娜·拉斯等人的女性主义科幻作品，赋予了赛博格核心文化概念的地位，因为赛博格代表了我们现代性存在的杂糅本质。她提出，《银翼杀手》中让德卡德又爱又怕的雷切尔，就是“赛博格文化中惧、爱、惑的形象化”。
玛吉·皮尔西1991年的小说《他、她和它》（非美国版又名《玻璃身体》）延续了哈勒维用赛博格来审视社会问题和性别问题的策略，其背景设定为2059年美洲的一块犹太飞地。小说中，名叫约得（希伯来文第十个字母）的非法赛博格被创造出来，用以保护这块定居地，这个情节设计有其历史背景——16世纪的民间传说提到的泥人就是用黏土创造出来保护布拉格的犹太区的。皮尔西在概述泥人故事的章节中插入了回顾约得和主角希拉之间关系发展的内容。赛博格能够思考、表现出快乐，甚至认为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是可憎的“怪物”，所以他区别于人的异质性被大大削弱了。约得提到了《弗兰肯斯坦》，这表明他认为自己的受造方式也等同于一种出生。事实上，比起没有任何禁忌的完美的理性生物，他作为半人工生物的性质表现得并不多，因为他的机械性的一面基本上没有外露。
以人类的形象来塑造机器人和赛博格，让人想起科幻作品中屡屡出场的解剖、拆分人体的技术，它的目的是重建或者改造人类。J.P.泰洛特等批评家指出，科幻中的这个技术主题可以追溯到《弗兰肯斯坦》，布赖恩·奥尔迪斯等作家将该小说视作科幻的原型文本。弗兰肯斯坦用死尸的器官组成了活人，违背了文化禁忌，他创造的“怪物”（或称“恶魔”）并没有名字，所以人们对后者的联想总是和弗兰肯斯坦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具有实验性的文本以此表达了对创造生命的矛盾情感。创造者和创造物之间视角的转换只是加强了这种效果。在早期关于生物工程的科幻叙事中，实验者和实验对象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最终害死了实验者，这样的例子有杰基尔和海德[10]、韦尔斯的莫罗博士和他的兽人、迈克尔·克赖顿《终端人》（1972）中的外科医师和哈里·班森。在最后这部小说中，人体内的植入式电极受附近计算机的控制，意味着班森只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接受治疗。植入物越是精密，接受植入后人格改变的程度就越大。1990年的电影《全面回忆》（根据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改编）是这种狂想达到极致的表现，在影片中，植入的记忆被当作虚拟旅行商品出售。但是，当道格拉斯·奎德去珍忆公司接受“治疗”时，却发现他早已让别人抹去了自己的记忆。在这之后，当他从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豪泽那里接收到一个影像，化装成女人进入火星时，他的身份就分裂为两个了。一直到电影结束，他都无法确认自己属于哪个人格。
计算机
“计算机”一词有两重含义，这两重含义在科幻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它可以指一个进行计算活动的人，也可以指进行类似操作的机器。战后科幻作品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计算机是人类的帮手还是人类的陷阱？计算机会替代人类吗？科幻作品中流行的观点似乎都是围绕第二个问题而来的。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一部小说《自动钢琴》（1952）描述了美国政府如何利用代号为EPICAC14号的巨型计算机预测消费者需求总量。但事与愿违，计算机的预测变成了一种规定，由它来决定应当采取何种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不管因此会有多少人失业。在冯内古特看来，计算机反映并且加强了人的行为、说话甚至思考的机械化。
菲利普·K.迪克1960年的小说《伏尔甘之锤》表现了更类似于妄想症的被监视忧虑。在这部小说中，监控者的角色由超级计算机伏尔甘[11]所扮演。这台计算机被安放在日内瓦的地下，位于世界政府的心脏地带，它能够制造移动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收集公民的信息。艾拉·莱文的《这完美的一天》（1970）则以一种更加外显的敌托邦风格探讨了这一主题。在这部小说中，世界政府再次出现，由名为“统一电脑”的计算机在幕后安排事务。它为孩子们分配名字，它委派“顾问”，当有人表现出异端行为时这些顾问就会上门来。操纵这台计算机的是一群身份隐秘的程序员，就和《1984》中的官僚一样，这些程序员的任务就是永远地维持国家的现状。
从伯纳德·乌尔夫探究冷战期间侵略活动反常根源的小说《地狱边境》（1952）开始，计算机就被同军事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东西方的军事设施都已经计算机化，双方都拥有自动化控制的军队，因此，计算机替代人类的问题再次出现了。双方的计算机都派遣军事人员到全球各个军事对峙区，行动都如出一辙。莫迪凯·罗什瓦尔德的《第七层》（1959）也表现了类似的计算机对决。叙事者是机械化地下防御工事中的操作员，只要他按下按钮，核战争就会按照自动指令启动。麦克·雷诺兹的《计算机战争》（1967）再现了在乌尔夫的《地狱边境》中首次出现的主题情节。世界被分裂为两个国家——阿尔法国和贝塔斯坦，只有阿尔法国拥有一台计算机，这台计算机预测阿尔法国将拥有超过其对手的经济实力，并最终不可避免地统治世界。但是，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为不断地与计算机做出的这些预测相悖，结果这些预测从来没有实现过。计算机在冷战政治对立期间象征性的存在同样呈现在《羊童贾尔斯》中，其作者约翰·巴斯并不以科幻创作著称。在这里，西方的意象是一座极其庞大的大学校园，它处在名为WESCAC的计算机的管理之下，这台计算机逐渐控制了所有的决策部门，表明信息就是新的政治通货。与WESCAC相对的是另一座校园（也就是东方）中的计算机EASCAC。这两台计算机之间的对立关系就如同东西柏林的隐喻，它们所划定的界线完全是主观任意的。
此类小说中凸显的主题就是计算机如何为腐败的权力体制背书。当这些计算机逐渐产生感知能力或当它们人格化的时候，它们与专制独裁之间就极易形成沆瀣一气的关系。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严厉的月亮》（1966）看起来就符合这个套路，虽然小说中这一主题的发展更加复杂。海因莱因写了一个关于殖民主义的寓言，月亮在他笔下变成了罪犯和其他“不良分子”的合适流放地。当局使用一台名为福尔摩斯4号的计算机来管理这些殖民地，故事从这台计算机表现异常开始。叙事者叫“曼纽尔”或“曼”，其身份是计算机程序员，他将这台计算机称作“迈克”，这不仅仅是拟人化的意思，而且还是为了把这台计算机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兄弟迈克罗夫特合理地联系起来。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迈克”使用了化名，为自己设计了脸部表情，并且“说话”时用的习语越来越精妙，使得它看起来愈发像活物。但是和其他小说不同的地方是，“迈克”根本就没有支持什么商业财团或帝国主义政权，却在月球反对野蛮统治者的革命中成了领导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安放在固定的位置，看起来像是大型操作台。但是随着电子控制系统的普及和小型化，计算机在科幻作品中的形象渐渐不再是物件，而成了复杂的信息交换网的一部分。计算机的高端化发展与计算机同电子环境的整合是同步的，1999年上映的电影《母体》[01]就包含了这样的转变，把现实生活表现为一种精巧的电子模拟，而向个人遮蔽了“真实”。主角托马斯·安德森是正式的电脑程序员，但同时也是一名秘密黑客，他了解到未来某个时刻人类与机器之间将发生一场持久的斗争。在电影中，真实与虚幻、公共与隐私、人类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处于不稳定状态，实际上电影的主要魅力正来源于此。二元对立界线不断地被打破，使得观众无从把握纯粹的真实，电影通过这种方式提示了因特网的当代表征——一种无中心、无施控智能的电子广延。此外，《母体》及其续集还阐释了信息技术和片名传达的人体意象：片名Matrix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电子网络，二是指它的词源含义，即“子宫”。主角的身体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变化，间歇性地变成情节上演的场所，简言之主角的身体就是自身的技术化。
赛博朋克以及后起科幻文学
赛博朋克小说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布鲁斯·斯特林在他为《水银墨镜：赛博朋克文选》（1986）所写的序言中指出，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响应“全球一体化的工具”的结果。在斯特林看来它是一种全球化的小说，他声称：“赛博朋克对边界缺乏耐心。”斯特林掷地有声的评论颇有见地，技术深度介入赛博朋克小说，堪称此类小说的标志之一。这从首创“赛博空间”一词的《神经漫游者》（威廉·吉布森，1984）中就可以看出来。后来的赛博朋克小说对赛博朋克有不同的阐释：网络数据通过三维模型或者更加松散的信息库而具象化，而这些数据的背景则是无限的、开放的系统。这种阐释对于理解《神经漫游者》这部把黑色犯罪小说与计算活动的新意象结合在一起的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是主角凯斯与莫利的关系（即书名蕴含的“新罗曼史”之意），二是凯斯寻找办法消除神经系统中的毒素。系统这个词别有深意。在小说中，从人体、犯罪网络直至矩阵，系统在各个层面都在激增，仅这个事实就造成了小说情节的复杂性。故事第一幕以酒吧为背景，酒保装着假肢和钢牙，这为小说定下了基调，即每个角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赛博格，或者曾经受到某种侵害性手段的伤害，例如凯斯的神经系统就被毒素败坏了。毒素使得凯斯基本上无法运动，让他陷于关于矩阵的梦境，回忆自己当计算机黑客的日子。他与莫利这个街头角色建立了关系，后者通过手术植入了眼镜，在十指末端植入了可缩回的致命刀刃。诸如此类的角色以“斯普罗尔”为背景而活动，这个词指复合城市，不管是日本、美国还是土耳其，都存在“斯普罗尔”。虽然国家之间存在名义上的区别，但是吉布森笔下的全球主义通过代表晚期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跨国公司集团而浮现出来。正如这些角色受到了假肢、药物、电子数据等的“入侵”，他们活动的世界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矩阵、全息图、基因工程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吉布森召唤出了一个全然技术化的世界，一个通过点阵般的隐喻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一切都像被处理的数据一样扁平化了。
在吉布森的《模式识别》（2003）中，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