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4]
图1 基歇尔，《磁石，或者论励磁的方法》（罗马，1641）标题页版画，表明各个知识分支以及上帝、人和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
极为博学的耶稣会士基歇尔（1601/1602—1680）在罗马维护着一座奇迹博物馆，他是耶稣会士就自然哲学进行通信的一个中心。在他关于磁学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一幅优雅的巴洛克风格的卷首插图（图1）描绘了这种内在关联的世界。
该图显示了一系列圆形印章，每一个印章上都带有某个知识分支的名称：物理学、诗学、天文学、医学、音乐、光学、地理学等等，神学则在最顶端。一个链条将这些印章连接在一起，表达了所有知识分支的内在统一性。对于近代早期的人而言，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壁垒使科学、人文学科和神学彼此隔绝，它们形成了探索和理解世界的环环相扣的方法。在基歇尔的图像中，有链条将这些知识分支与三个更大的印章连在一起，后者代表自然世界的三个主要部分：天界（比月球更远的一切事物）、月下世界（地球及其大气层）和小宇宙（人）。世界的这三个部分也同样连接在一起，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无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关系。整个图像的中心处是分别与三个世界直接接触的原型世界（mundus archetypus），即上帝的心灵，它不仅创造了世间万物，而且包含着宇宙中一切可能事物的模型或原型。基歇尔以一句拉丁文格言完成了这幅图像：“由隐秘之结关联起来的万物平静地安歇着。”
这种对各个学科之间以及宇宙各个方面之间关联性的感受是自然哲学的典型特征。自然哲学是近代早期自然研究者所从事的学科，它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科学密切相关，但在范围和意图上更加广泛。中世纪或科学革命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和现代科学家一样研究自然界，但这种研究是在包括神学和形而上学在内的更广泛的视野中进行的。神、人、自然这三个组成部分从未彼此隔绝。到了19世纪，自然哲学观念逐渐让位于更加专业化的狭窄“科学”视角，“科学家”一词正是在此时期被创造出来。如果不时刻牢记自然哲学的独特性，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或欣赏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工作和动机。他们的问题和目标并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和目标，即使研究的是同样的自然对象。因此，我们撰写科学史时绝不能把那些科学上的“第一次”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而只能通过历史人物的眼睛和心灵去审视它们。
自然“魔法”
在16、17世纪得到广泛认同的这种“整体宇宙”观是各种努力和事业的基础，即使不同思想家认为世界中的内在关联对其工作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在自然哲学中，与这种世界观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方面是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把这个拉丁词直接译成英语的“natural magic”是一种误导，因为“magic”一词很容易使现代读者想起特殊打扮的人从帽子里掏出兔子，或者头戴尖顶帽子、身披黑色长袍的皮肤干皱的人在大锅前喃喃自语，或者更加亲切地想起哈利·波特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而近代早期的自然魔法则非常不同，它是科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现代人来说，magia（魔法）最好的译法也许是“控制”（mastery）。践行魔法者被称为魔法师（magus），其目标是学习和控制内嵌于世界中的各种关联，以便出于实际目的对其进行操纵。再看看基歇尔的卷首插图。在左上角，自然魔法被列为一个知识分支，介于算术和医学之间。基歇尔用向日葵转向每天在天空中行进的太阳来象征它。（有几种植物显示出这种被称为向日性的行为。）为什么向日葵总是转向太阳，而大多数植物却不这样？显然，太阳与向日葵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向日葵能够跟随太阳，这种能力为世界中隐秘的关联和力量提供了一个绝好例子，魔法师力图确认和控制的正是这些关联和力量。
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将事物的性质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明显性质，即任何有感觉器官的人都能觉察的性质。热、冷、湿、干是首要性质。其他性质包括光滑、粗糙、黄、白、苦、咸、响亮、芳香等等所有激活感官的东西。毕竟，亚里士多德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常识性的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用这些明显性质来解释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作用，例如冰凉饮料之所以能够退烧是因为冷能够抵消热。但有些物体起作用的方式比较怪异，显示出一些无法解释的性质。这些物体被认为具有我们无法用感官觉察到的隐秘性质（qualitates occultae，常被误导地译为“神秘性质”）。这些性质常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起作用，暗示特定事物与其作用对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无形关联。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列出了一系列此类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磁铁。关于磁石（一种天然的磁性矿物），我们感觉不到任何东西能够解释它吸引铁的神秘能力。太阳与向日葵之间的表观吸引力、罗盘针指向北极星、鸦片的催眠作用、月亮对潮汐的影响以及其他许多事物也是如此。自然魔法便是要努力找出事物的这些隐秘性质及其效应并加以利用。
如何在自然中发现这些关联、这些“隐秘的结”呢？一种方法是近距离地观察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同意，认真观察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寻求自然魔法促进了这样的观察。同样重要的一种方法是发掘早期自然观察者的记录——古往今来各种文本记录中或平凡或怪异的叙述和观察。因此，许多魔法都要基于对文本进行人文主义式的认真解读，通过搜集早期作者的说法而建立起复杂的网络。鉴于自然的无限多样性，雄心勃勃的魔法师的任务宏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几乎是为所有事物的属性进行编目。是否可能存在一种捷径？一些自然哲学家相信自然中包含着若干线索来引导魔法师，这些线索也许由一个仁慈的上帝植入自然，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创造并从中获益。征象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声称，一些自然物被“签署”（signed）了显示其隐秘性质的迹象。这往往意味着两个有关联的物体看起来有些相似，或者有一些类似的特征；例如，向日葵不仅追随太阳，日葵花的颜色和形状也类似于太阳。植物的各个部分好似人体的各个部分；外壳中的核桃仁看起来很像颅骨中的大脑。这是否暗示着核桃补脑呢？魔法师固然要试验这些东西，但观察以及征象的观念为研究、解释和利用自然界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出发点。
征象学说只是代表着近代早期无处不在的一种更广泛的类比思维模式的一个方面。现代人往往会把这些相似之处看成仅仅是巧合或偶然，或者看成“诗意的”而不是物理的，但近代早期的许多人看待事物的方式却完全不同。他们预料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类比关联，对他们来说，发现自然之中存在着一种类比或对称就意味着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实际关联。两个自然物之间的每一种类比绝非人类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标示出了创世蓝图中的又一条线，是上帝植入宇宙的一种隐秘关联的可见迹象。因此，类比论证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和明证性超出了我们今天的习惯看法。这种联系的确实性乃是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相信宇宙不是随机或偶然的，而是充满着意义和目的，它由神的智慧和意志以多种方式引导，最终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这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类比推理的运用并非为那些对自然魔法感兴趣的人所独有，而是属于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位严肃的思想家。
运用直接观察、类比、权威文本和征象，近代早期思想家搜集了大量他们认为存在关联的事物。例如，还有什么可能关乎太阳与向日葵的关联？太阳是大宇宙的热源和生命之源，它在小宇宙中的对应部分必定是心脏。（再看看基歇尔的卷首插图——在代表小宇宙的人体的心脏位置有一个小太阳。）太阳是最高贵的天体，光辉夺目，呈现明亮的黄色，类似于矿藏中的黄金，并进而类似于所有黄色或金色的东西。在动物领域，太阳使公鸡打鸣，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特殊关联。狮子的黄褐色、百兽之王的地位以及类似于太阳的头部（狮子头上的鬃毛宛如太阳射线）似乎也与太阳有关联。同样，狮子的勇敢又对应于心脏。太阳、向日葵、心脏、黄金、黄色、公鸡和狮子都有某些共同特性，因而存在着实际却又隐秘的关联。在自然魔法的倡导者看来，可以把这些类比关联变成可利用的操作性关联。最实际的应用是把黄金或向日葵用作治疗心脏的药物——但我们将会看到，事情可能变得更富戏剧性。
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束缚在这些相似性网络之中的物体关联起来，人们对此有不同看法。但这些物体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共感”（sympathy）起作用，其字面意思是“一起遭受或一起接受作用”。考虑两张调好音的鲁特琴，分别位于房间两侧，拨动其中一张琴的弦，则另一张琴相应的弦将立即开始振动并发出嗡嗡声，与拨动第一张琴发出的声音相呼应。今天，我们仍然称这种现象为共振（sympathetic vibration）。对于近代早期思想家来说，这种现象体现了空间上分离的彼此“合调”的两种东西之间看不见的关联。有些人认为，空间上分离的东西之间要想传递作用必须通过介质；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没有一种居间的介质传递效果，一个物体就不可能作用于另一个有空间距离的物体。例如就琴弦而言，我们知道居间的空气传递着两个乐器之间的振动。对于其他共感作用，该介质可能是所谓的“世界精气”（spiritus mundi）——一种普遍的、渗透一切的、无形的或准有形的东西，通过把影响从一个物体传到另一个物体，它能使相距遥远的物体实质上彼此接触。这种“精气”并不是某种具有感知能力的超自然的东西，而是大宇宙中与小宇宙的“生命精气”等价的东西，“生命精气”是我们身体之中一种精细的东西，当我们的理智意识到有一辆两吨重的卡车正在加速向我们驶来时，“生命精气”经由神经将“快跑”的命令传到我们的脚。“世界精气”也类似地把“信号”从太阳传到向日葵，或者从月亮传到海水。大宇宙和小宇宙再次彼此映射，两者都包含着传递信号的精气。顺便提及，这种相似性也意味着大宇宙本身拥有某种灵魂——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断言了这一点，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下一章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从厨房到书房的实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