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5]
关于关联世界的自然魔法理论令人印象深刻，堪称优雅和美妙，但自然魔法的关键特征在于实际应用。近代早期魔法的实践部分既有平常的也有崇高的，前者往往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德拉·波塔（1535—1615）的《自然魔法》一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拉·波塔因为在那不勒斯建立了最早的科学社团——秘密学院——和身为猞猁学院的一员而闻名，猞猁学院是17世纪初的科学社团，伽利略即为其中一员。德拉·波塔《自然魔法》的第一章概括了一个内在关联的世界的原理，并指出魔法为何“是对整个自然进程的考察”以及“自然哲学的实践部分”。他建议读者“大力对事物进行探究；既要积极认真研究，又必须耐心等待。……必须不遗余力地做事，因为自然的奥秘不可能透露给懒惰的闲人”。德拉·波塔的书的其余部分所揭示的实际自然奥秘的确包括对磁学和光学的考察，但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却是各种秘方和诀窍，从制作人造宝石和烟花爆竹，到动植物育种，再到关于制作香料、烤肉、水果保鲜等等的家用建议，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利用了关于世界的理论观念。德拉·波塔的书符合一种“秘密之书”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整个16、17世纪变得越来越流行，而这些“秘密之书”中有一部分直到19世纪还被重印。许多此类书籍都是先来阐述关于宇宙的宏大而崇高的观念，但主要内容是家庭管理或家庭手工业的诀窍，并不包含或几乎不包含关于世界本性的内容。
菲奇诺（1433—1499）处于该阶梯的崇高一端，他将世界关联性的实际应用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仪式中。菲奇诺经常抱怨自己的忧郁气质，他也许深受我们现在所谓的忧郁症之苦。当时的医学认为，黑胆汁——保持平衡才能维持健康的四种“体液”之一——如果占优势就会导致忧郁。事实上，表示黑胆汁的希腊词melaina chole正是“忧郁”（melancholy）一词的来源。（同样，被称为多血质、胆汁质和黏液质的性情分别缘于其他三种体液——血液、黄胆汁和黏液——占优势；见第五章。）菲奇诺研究了学术生活与忧郁之间的关联，建议其知识同道改变生活方式以解决问题。菲奇诺制定了一份食谱和药用补品清单，以防体内形成过多的黑胆汁，他的《论从天界获得生命》一文提出用天界的影响来应对这种职业病对学者的危害。
医生认为黑胆汁有冷和干这两种明显性质。土星拥有这些性质，从而与黑胆汁有一种共感关联。因此，任何与黑胆汁和土星相似的东西都要避免。太阳（热—干）和木星（热—湿）的相反性质抵消了黑胆汁的冷—干，因此通过类比扩展，任何与太阳和木星相似的东西都可能有助于缓解学术忧郁。［我们的“快乐”（jovial）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与木星有关的”，即显示出这种推理在我们的语言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和得到承认］。因此，为了利用与太阳的共感关联，这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建议穿黄色和金色的衣服，用向日性的花来装饰房间，获得充足的阳光，佩戴黄金和红宝石，吃“日光”食物和香料（如番红花和肉桂），聆听和歌唱和谐庄严的音乐，焚烧没药和乳香，适度饮酒。然而，当他还建议以古代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和扬布里柯为榜样——他将他们的作品从希腊文译成了拉丁文——制作图像来吸引和捕捉行星的力量时，一些读者认为这就有些过分了；对于一个被授以圣职的罗马天主教神父来说，这样做是相当可疑的。事实上，可以把菲奇诺理解成在这一点上跨越了界限，从自然魔法步入了精神魔法，虽然他很可能对这种解释表示异议。自然魔法运用隐藏于自然中的共感，而精神魔法则求助于精神性的存在——异教希腊哲学中的精灵和诸神，或者基督教神学中的魔鬼和天使。自然魔法不会招致反对，而精神魔法（非常合理地）招致了神学家的谴责。人们针对菲奇诺的正统性提出了一些质疑，但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可以把这些仪式理解成完全是物理的和药用的，因此完全可以接受。例如，一个多世纪以后，多明我会修士托马索·康帕内拉和教皇乌尔班八世用一场灯火、色彩、气味和声音的仪式（与菲奇诺的处方不无相似之处），来抵消日食期间因暂时失去健康的太阳影响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不良影响——曾有人预言这次日食会导致教皇死亡。教皇活了下来。虽然在预想的操作中该魔法是自然魔法，但一些旁观者的确认为这样的应用是可疑的。
现如今，对自然魔法的应用以及整个关于共感和类比的内在关联的世界这一观念有时会被斥为非理性或迷信。这种严厉判决是错误的。它源于某种自鸣得意的傲慢和历史认识的匮乏。我们的前人所做的，是对看起来类似的各种神秘自然现象作出观察，并由此将世界中的各种关联和作用传递推广为一种更普遍的说法——一种自然法则。这种推广导出了他们坚持而我们不认同的一个信条，即那些相似或类似的物体正在静静地彼此施加影响。一旦作出这样的假设，体系的剩余部分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合理地建立起来。他们试图理解世界，试图理解事物并利用自然的力量。他们将观察或叙述的事例归纳成一般原则，然后演绎出其推论和应用。我们也许会说（因为我们知道更新的研究），太阳与向日葵，月亮与大海，或者磁与铁之间的作用，可以不通过隐秘的共感之结而得到更好的解释。但我们并不能说他们的方法或结论是非理性的，或者由此产生的信念和做法是“迷信”。如果允许作这样的跳跃，那么在我们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最终未被接受的每一种科学理论——无疑包括我们今天相信是对现象的正确解释的一些事物——都将被判定为非理性和迷信，而不单纯是在当时既定的观念、观点和信息条件下通过理性方式得出的错误想法。
科学研究的宗教动机
自然魔法只是最强有力地表达了关联的世界、大宇宙和小宇宙以及相似性的力量这些广泛持有的观念。而同样类型的关联和思想往往隐含在从未强调自然魔法的自然哲学家的工作中。例如，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这种特征引出了科学与神学/宗教这一复杂论题。为了理解近代早期的自然哲学，有必要摆脱几种常见的现代假设和偏见。首先，几乎每一个欧洲人，当然也包括本书所提到的每一位科学思想家，都信仰并践行基督教。认为科学研究（无论是否现代）都需要一种无神论——或者美其名曰“怀疑论”——观点，这是那些希望科学本身成为一种宗教的人（他们通常亲自担任圣职）在20世纪提出的一则神话。其次，对于近代早期的人而言，基督教教义并非意见或个人选择，而是自然事实或历史事实。不同教派就更高级的神学观点或仪式活动显然存在着争执，就像今天的科学家就细节进行争论而不去质疑重力的实在性、原子的存在性或者科学事业的有效性一样。神学从未降格为“个人信念”；和今天的科学一样，神学既是一些经过商定的事实，又是对关于存在的真理的不断追寻。其结果是，神学信条被认为是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进行研究所必备的数据集的一部分。因此，神学思想在科学研究和思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是作为外部“影响”，而是自然哲学家正在研究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需要认真对待。
今天，许多人都会默认那个在19世纪末炮制出来的流传甚广的神话，即“科学家”与“宗教人士”之间进行着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尽管双方的一些成员仍在通过今天的行为不幸地延续着这个神话，但每一位现代科学史家都已经拒斥了这种“冲突”模式，因为它并未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关于压迫和冲突的流行故事充其量是过度简化或夸张，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毫无根据地捏造（见讨论伽利略的第三章）。相反，自然研究者本人都笃信宗教，许多神职人员也是自然研究者。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联部分地基于“两本大书”的想法。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阐述了这种想法，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和《圣经》一样，我们周围的世界是需要进行解读的神圣讯息，敏锐的读者通过研究受造世界可以远为深入地了解造物主。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例如，罗伯特·玻意耳就认为他的科学研究是一种宗教献身（因此特别适合在周日进行），自然哲学家可以通过沉思上帝的创造而增进对上帝的认识和察觉。玻意耳把自然哲学家描述成“自然的牧师”，其职责就是阐述和解释书写在自然之书中的讯息，收集和表达所有被造物对其创造者的无声赞美。
总之，近代早期的人——以不同方式——看到了一个内在关联的世界，其中一切事物（人类、上帝以及所有知识分支）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在某些方面，也许可以把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新近发展，看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在其世界中设想的那个看不见的相互依存网络。无论如何，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和中世纪先辈一样，凝望着一个充满关联的世界，一个富于目的和意义，饱含神秘、奇迹和许诺的世界。
第三章 月上世界
近代以前，天界依其字面含义差不多占据了人们日常世界的一半。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天和天的运动视而不见。虽然现代科学对天界运行的解释比过去更好，但现代技术的运用却使大多数人不再能够亲眼看到夜空的运行、感受天界的存在并赞叹它的美，这显得讽刺而有悲剧意味。今人要想像先人那样看到绚丽的夜空，就必须远离光污染和工业污染。早在文字发明很久以前，古人就对天的运动有所认识。然而，解释这些运动却耗费了18世纪之前诸多敏锐天才的心力。对天界隐秘结构的逐步揭示是科学革命的一种关键叙事。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名字——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都是这一叙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文学的发展代表着科学革命时期的唯一叙事，并且是这一时期被称为“革命”的主要原因。
一个生活在公元1500年左右的有识之士会认为，宇宙分为两个区域：月下世界包含了从地球到月球以下的一切，月上世界则包含了月球及其上面的一切。这一划分出自亚里士多德，他基于日常观察区分了不变的天界和变动不居的地界。在月下世界，土、水、气、火四元素不断地结合、分解和重新结合；新的事物产生，旧的事物消亡。月上世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