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3]
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运动也在进行。在15世纪，宗教会议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不是很成功。更引人注目的是特伦托会议（1545—1563），这次大公会议通过处理腐败问题、澄清教义、规范仪式、集中纪律监督等做法，对新教作出了回应。直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特伦托会议一直是中世纪之后最重要的教廷会议，它拉开了天主教改革或者说“反宗教改革”的序幕。其措施包括改进教士的教育（这一改革是许多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以及加强对于发表作品中正统学说的监督。一个新组建的教士团体——耶稣会最积极地参与到了特伦托会议所倡导的改革之中。1540年，圣依纳爵·罗耀拉在教皇的授权下建立了耶稣会，耶稣会士们尤其致力于教育和学术，在科学、数学和技术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宣扬新教徒回归天主教，耶稣会士更广泛的影响在于他们在创会最初几年所建立的数百所学校和学院。耶稣会的教育基于一种新颖的教学和课程风格，它坚持了亚里士多德方法的重要性，但重新强调了数学（到1700年，耶稣会士占据着欧洲一半以上的数学教授职位）和科学。科学革命的一些新科学思想往往是在耶稣会学校最先讲授的，许多蕴育这些观念的思想家便是在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耶稣会士沿着新开辟的贸易路线前往世界各地，高姿态地进入了中国、印度和美洲（当然包括开办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的通信网络。该网络把一切事物都带回了罗马，无论是生物标本、天文观测和文化制品，还是关于本土知识和风俗的广泛报道。耶稣会对于研究科学和数学的态度表达了它的座右铭：“在万事万物中找到神。”虽然耶稣会士强调这种激励，但这并非他们所独有，而是几乎整个科学革命的基础。
16世纪的新世界
16世纪的欧洲人居住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新世界。和我们快节奏的今天一样，许多人认为这种状况是焦虑的来源，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一个充满机遇和可能性的世界。欧洲的视野在各种意义上得以拓宽。欧洲人重新发现了他们自己的过去，遇到了一个更广的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创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对旧观念作了新的诠释。事实上，用一个喧哗骚动、储备丰富的市场来形容他们的世界再恰当不过。纷杂刺耳的声音大大促进了各种思想、货物和机遇。人们摩肩接踵地对各种商品进行检验、购买、拒绝、赞美、批评或只是触碰。几乎所有东西都供人竞购。无论我们认为“科学革命”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还是经过14世纪的不幸中断之后对中世纪晚期思想发酵的恢复，毫无疑问的是，16、17世纪有学识的居民都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变化与新奇的时代。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新世界的时代。
第二章 关联的世界
近代早期思想家看到的世界是真正希腊意义上的宇宙（cosmos），即一个秩序井然、恰当安排的整体。在他们眼中，物理宇宙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密切交织在一起，并且与人和神紧密相关。他们的世界织成了一张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复杂网络，它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目的、密布着意义。因此对他们而言，研究世界不仅意味着揭示其内容事实并加以分类，而且意味着揭示其隐秘设计和无声的寓意。这种看法与现代科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益专业化使现代科学家只关注那些狭窄的研究主题和孤立的对象，其方法强调切割而不是综合，其态度主动排除了意义和目的问题。现代研究方法成功地揭示了关于物理世界的大量知识，但也造就了一个脱节的、支离破碎的世界，使人类感到疏离和孤立于宇宙。几乎所有近代早期自然哲学家都持有一种更为广泛和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他们的动机、问题和做法正是源于这种视野。因此，要想理解他们研究世界的动机和方法，就必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
一个内在紧密关联的目的论世界的观念有许多来源，但最重要的来源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不可回避的古代巨人以及基督教神学。从柏拉图特别是所谓的晚期柏拉图主义者或新柏拉图主义者——基督教时代最初几个世纪在希腊化的埃及积极发展柏拉图思想的哲学家——那里产生了“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的思想。根据这种构想，万事万物都在一个连续的层次结构中拥有特殊的位置。其顶端是太一，完全超越的永恒的神，其他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源于此。太一流溢出创造性的力量，使其他一切事物得以产生。这种力量越是从其来源流溢出来，它所创造的东西就越低和越不像太一。其底部是惰性的、毫无生气的质料。其间的等级按升序排列依次是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然后是人类，然后是精神性的存在，如精灵（daimons）和较小的神。一些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目标仿佛是爬上阶梯，变得更具精神性和较少物质性，将人的灵魂——我们最崇高的部分——从堕入物质所导致的盲目性中摆脱出来，经由精神性存在的层次朝着太一上升。这种古代晚期观念和基督教教义相互影响，正如公元5世纪的柏拉图主义基督徒伪狄奥尼修斯所指出的，用不同等级的天使取代异教的精灵和较小的神，用基督教的上帝取代太一，很容易使这种观念符合正统基督教信仰。由于这种基督教化，自然阶梯的观念在整个拉丁中世纪都广为人知，尽管它所基于的古代柏拉图主义文本已经佚失了许多个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这些柏拉图主义文本，并由菲奇诺译成了拉丁文。菲奇诺也获得、翻译和出版了一批以“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estus）命名的文本，其作者被假想成一位与摩西同时代的古埃及圣贤。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大量不同版本的《赫尔墨斯文集》产生出来，菲奇诺所获得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些文本虽然最初被认为要古老得多，但菲奇诺的《赫尔墨斯文集》实际上可能写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其重要性在于它的新柏拉图主义特征，强调了人类的力量，人类在关联的阶梯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类沿阶梯向上攀升的能力。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在《赫尔墨斯文集》中找到了他们认为的基督教的预示，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因此成了一位异教的先知，锡耶纳大教堂中描绘的众先知中就有他。
在对世界的阶梯设想中，任何被造物都有一个位置，都与它之上或之下紧挨着的被造物相关联，因此沿着所谓“伟大的存在之链”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有一个渐进的、无间隙的连续上升。一个相关的概念——存在于柏拉图论述宇宙起源的《蒂迈欧篇》中，这是拉丁中世纪所知的柏拉图的唯一作品——是大宇宙和小宇宙。这两个希腊词分别意味着“大有序世界”和“小有序世界”。大宇宙是宇宙的身体，亦即恒星和行星的天文学世界，而小宇宙则是人的身体。其基本思想是，这两个世界的构造基于类似的原则，因此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公元8世纪的一部被称为《翠玉录》的阿拉伯作品是对《赫尔墨斯文集》的一项晚期贡献，它将这一观点简洁地概括为近代早期欧洲众所周知的一则格言：“上行下效。”对于柏拉图而言，将人的小宇宙与行星的大宇宙联系起来有一种实际的道德意义——我们应把天界有序而合理的运作视为指导，以一种有序、合理的方式来支配自己。对于近代早期的欧洲人而言，小宇宙——大宇宙的联系首先有一种医学意义——它是医学占星术的基础。各个行星对特殊的人体器官会产生特殊影响，从而影响人体的功能（见第五章）。
对于内在关联和目的论的世界观的第二项主要贡献，源自亚里士多德关于如何获得知识的想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关于事物的严格知识是“因果知识”。我们需要对这个词作出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认识一个事物，需要确定其四种“原因”或者说存在的理由。第一个原因是动力因，它描述了制成该物体的是什么或谁。质料因描述了该物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形式因说明了是什么物理特征使物体是其所是，亦即其性质的集合。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目的因，这也是现代人最难理解的原因。目的因告诉我们事物是为了什么目的，即其现有的目标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目标或目的。我们可以用阿基里斯的雕像来说明这些“原因”。这尊雕像的动力因是雕塑家，其质料因是大理石，其形式因是阿基里斯的美丽身体，其目的因是为了纪念阿基里斯。每一种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例如，雕像还可能有作为装饰，或者在一些雅典式房屋内作为衣帽架的目的因）。
关键的一点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动力因和目的因的知识，在物体相对于其他物体的关系背景下对物体作出了定义。认识一个事物意味着找到它在与其他事物，尤其是产生它并且利用它的事物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在欧洲的基督教背景下，目的因与神的设计和神意的观念非常协调。自然中的目的因是上帝创世计划的一部分，第一动力因将该计划植入了受造物并对其进行编码。
近代早期的作者以许多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关联世界的理解。因化学工作而著名的英国自然哲学家玻意耳（1627—1691，学习化学的学生仍然要学玻意耳定律，即气体的体积与所施加的压力成反比）指出，世界就像是一部“精心构思的小说”。这里玻意耳暗指他非常喜欢读的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小说。这些小说的长度往往超过了2000页，并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主要角色，其复杂的故事情节不断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收敛和发散，字里行间都在透露谁偷偷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