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科学革命 [2]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正负兼有。从积极的一面来讲，人文主义者得到了数百个新的重要文本，使考据学达到了新的水平。对柏拉图的重新引入（特别是由于他采用的毕达哥拉斯数学）提升了数学的地位，并且提供了一种与大学中受到青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不同的哲学。为了符合古人的标准，整个意大利的工程和建设项目均以古代工程师阿基米德、希罗、维特鲁威和弗龙蒂努斯为典范。其消极一面是，对古代的奉承可能走得太远，以致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一切事物都斥为野蛮。于是，欧洲开始失去对阿拉伯和中世纪成就的尊重和认识，而阿拉伯和中世纪在科学、数学和工程领域的成就——毫无疑问——大大胜过了古代世界。
印刷术的发明
1450年左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满足了人文主义者对文本的兴趣。这一发明（或至少是其成功推广）要归功于约翰内斯·古腾堡（约1398—1468），他原本是美因茨的一名金匠。活字印刷术的关键是铸造带有突出字母的金属活字。这些活字可以组装成完整的文本页面，在其表面涂上一种油墨，按压在纸上，一次便可印刷一整页（或一组页面）。印刷多份之后，可将活字页面拆卸开，很容易把字母重新排列成下一组页面。此前，书籍必须手工抄写，造成产量低下且价格高昂。中世纪晚期大学的发展和大众读写能力的增长使书籍供不应求，人们对生产书籍的速度有了更多需求，一批制书企业在修道院和大学的传统缮写室之外应运而生。产量的增加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抄写错误，人文主义者对此深感痛惜。印刷术确保了图书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尽管花费在造纸、排版和印刷上的劳动使得书籍仍然十分昂贵。（1455年印出的古腾堡《圣经》价格为30弗罗林，比一个熟练工匠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从抄写到印刷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手稿仍然和书籍并存，虽然手稿的使用越来越多地局限于私人的、稀有的或特许的材料。印刷字体模仿手稿书写；在北欧，这意味着用哥特字体印刷书籍，但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很快就成了印刷业的中心。意大利印刷工泰奥巴尔多·曼努奇［其拉丁化的人文主义名字马努提乌斯（1449—1515）更为人所知］采用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发明的更为干净清晰的字母形状（他们认为模仿了罗马人的书写方式），由此创造的字体不仅取代了旧字体，而且也是今天使用的大多数字体的基础；因此，我们优雅的斜体仍然被称为“意大利体”（Italic）。
印刷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于整个欧洲。到了1500年，大约有1000部印刷机在运转，已有三四万种图书被印制出来，总数约有1000万册之多。这些印刷制品在整个16、17世纪有增无减。书籍变得越来越便宜（往往质量有所下降），更容易为不太富裕的购买者所获得。印刷使得通过相互攻讦、时事通讯、小册子、期刊和其他生命短促的纸质媒介进行的交流得以更快地进行。虽然这些纸质媒介生产出来以后大都很快就消亡了（如上周的报纸），但它们在近代早期是非常普遍的。就这样，印刷机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印刷文字的新世界，一个读写文化的新世界。
印刷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特点是它能够复制图像和图表。在手稿传统中，插图是一个问题，因为准确绘图的能力取决于抄写者的技法，而且经常依赖于他对文本的理解。因此，无论是解剖图、动植物插图、地图、海图、数学图解还是技术图解，每一次复制都意味着质量的下降。一些抄写员径直忽略了困难的图形。印刷意味着作者能够监督生产原版的木刻或雕刻，然后便可以轻松可靠地生产完全相同的副本。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更愿意并且能够把图像包括在他们的文本中，从而促成了科学插图的第一次发展。
航海大发现
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事实证明，绘制插图的能力特别重要，因为新奇的报告和事物很快就会涌入欧洲。这些信息来自欧洲人直接接触的新土地。第一个来源是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葡萄牙人试图开辟与印度的贸易航线，以便绕过控制了陆路和地中海航线的中间商（主要是威尼斯人和阿拉伯人），遂使欧洲人接触到了这些地区。15世纪初，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开始派远征队沿西非海岸探险，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商人建立了直接联系。葡萄牙水手进一步南下，最终于1488年绕过好望角，其最高潮是达·伽马于1497至1498年成功远航至印度进行贸易。葡萄牙人沿途建立了贸易前哨，其中许多地区直到20世纪中叶仍为葡萄牙所拥有，他们最终将其常规航线延伸到中国，将香料、宝石、黄金、瓷器等奢侈品运回欧洲，还带回了关于遥远国度、奇异生物和未知民族的报道。
欧洲视野的这种拓宽并非在文艺复兴时期遽然开始。中世纪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航海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向东的航行早在13世纪就已出现，却因14世纪亚洲的政治动荡而被迫中断，到了15世纪又被恢复。中世纪的旅行者往往是13世纪两个新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成员，他们开始到遥远的地方传教和从事外交活动，这种使命我们直到现在才有所认识。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宗教场所，从波斯和印度一路推进到北京，并将相关信息传回欧洲，从而激励了后来的贸易航行。这些中世纪旅行使人们意识到欧洲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袤的世界有待探索。
当葡萄牙人正在向东开辟朝向亚洲的海上航线时，哥伦布却把目光投向了相反方向。他确信，地球周长大约要比在欧洲广为人知的相当准确的古代估计值短三分之一，因此认为自己向西航行能够到达东亚。这种错误的印象部分是由于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托勒密。人文主义者们刚刚重新找出了他的《地理学》，其中把地球的尺寸说得异常之小，大大高估了亚洲向东的范围。哥伦布的资助者持怀疑态度，他们认识到西行路线要更长，如果没有中间的地方提供新的补给，船员就会饿死。（没有人认为哥伦布会“航行到地球边缘掉下去”，因为早在哥伦布之前1500多年，地球的球形观念已在欧洲牢固确立。说哥伦布之前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平的，这是19世纪的发明。中世纪的人会对这种想法捧腹大笑！）因此，当1492年哥伦布的船只突然发现加勒比地区的陆地时，他自认为到了亚洲，而不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无论哥伦布后来是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其他人反正很快认识到了，于是急忙赶往这个新世界。在新发明的印刷机的帮助下，新世界的消息迅速传开。1507年，一位德国制图师根据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名字给这块新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由于这些地图以及韦斯普奇随之发表的关于南美的描述，这个名字流传开来。1508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二世为韦斯普奇设立了新世界首席航海家一职。这一新职位所属的商局（Casa de Contratación）成立于1503年，不仅是为了给带回西班牙的货物征税，而且也是为了对返回的旅行者所带来的各种信息加以收集和分类，训练领航员和航海家，以及用从每一位返回的船长那里新收集到的信息不断更新原版地图。各种知识和技术诀窍汇集到塞维利亚，帮助西班牙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面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在积累的领地和财富，其他国家也不甘心袖手旁观，遂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尽管他们落后于古伊比利亚人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因此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几乎所有关于新世界的报道和样本都是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来到欧洲的，它们改变了欧洲人的动植物知识和地理学知识。很难想象从新世界大量涌入欧洲的材料有多少。新的植物、动物、矿物、药品以及关于新的民族、语言、思想、观察和现象的报道使旧世界目不暇接，难以消化。这是真正的“信息过剩”，它要求改变关于自然界的想法，用新方法对知识加以组织。由于发现了新的奇异生物，传统的动植物分类系统不再适用。由于发现人类的居住地几乎无处不在，那种古代观念遭到了驳斥，即世界被分为五个气候区，包括两个温带和三个因为过热或过冷而不适宜居住的区域。开发美洲和亚洲巨大的经济潜力需要新的科学技术。地理数据和航线记录催生了新的绘图技术，而在欧洲与新国度之间安全可靠地通航则需要改进导航、造船和军备。
基督教改革
环游世界使欧洲人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观点，而宗教观点在欧洲本土也开始变得多样化。1517年标志着基督教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深刻的、往往伴随着暴力的持续分裂。那一年，奥古斯丁会的神职人员和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在维滕贝格大学城提出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些论纲或命题以经院论辩主题的格式写成，集中批判了当地出售赎罪券的不当做法，这种做法在神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关于仪式和教义问题的类似争论在中世纪大学的论辩文化中很常见，但路德的抗议超出了神学学术争论的通常界限，迅速演变成一场超出马丁·路德控制的、有广泛基础的政治社会运动。路德的主张最初很温和，但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胆和有对抗性，从地方做法的一些小问题升级为严重的教义问题。这些主张经由印刷机迅速传播开来，因与地方民族主义的联系而加深，并且受到了德国统治者的唆使，他们认为脱离罗马对其政治利益有利。就这样，一次地方性的抗议（protestation）出乎预料地发展成了新教（Protestantism）。新教几乎立刻分裂成了若干相互争论不休的派别。除了天主教与路德教的争论，很快又出现了路德教与加尔文教的争论，然后是加尔文教内部的争论，等等。所谓的“宗教战争”——激励它的往往更多是政治和王朝的操纵，而不是教义问题——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震撼着欧洲，特别是德国、法国和英国。
路德本人并非人文主义者，尽管他的一些理念，如强调对《圣经》的字面理解而不是天主教徒所青睐的隐喻读法，与人文主义者对文本的强调有相似之处。但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