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9]
英国为日本的战胜叫好，并在不久之后终结了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但并非所有欧洲列强都如英国一样乐见日本的胜利。《马关条约》的诸项条款甫一公开，俄国、法国及德国即发表了联合通牒，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返还给中国。俄国也自谋划在华势力范围，尤其是对俄国而言，虽小但具战略性的半岛给了日本在地区内的过大优势。日本公众将这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看作西方的奸诈，但日本别无选择，被迫撤回了军队。待到不久之后，俄国将半岛据为己有，其他欧洲国家乘中国孱弱之机，夺取了另一些港口城市，日本公众的怨恨情绪愈增。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三国干涉还辽”及之后的事件似乎体现了单纯的种族主义：尽管日本已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所有标准、已将自身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它仍然未被真正当作一个国际主体。
事实上，日本与俄国的缠斗才刚刚开始。所有列强都欲在亚洲——尤其欲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令它们产生直接的军事接触。在世纪之交，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1899—1901），日本加入国际联盟以行打击，英俄两国也是联盟成员。后来，日本试图让英俄两国正式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要求。1902年，日本在外交上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它同大英帝国结盟，根据盟约条款，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权利要求，并将同日本合作，对抗俄国在地区内的势力扩张。这是大不列颠首次与非西方国家结下正式同盟，日本国内对此大加炫耀，认为这意味着国家翅膀硬了。然而，俄国却未予相应的承认。
受日英同盟的鼓舞，前首相伊藤博文搬出了所谓的“满韩交换”（Mankankôkan），欲与俄国达成协议，以日本对俄国在中国东北优势的承认，换取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特殊利益的承认。然而，这项提议被俄政府回绝。日本将俄国的回绝解读为对方确凿的敌意，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在正式宣战前三小时，日本帝国偷袭了停泊在辽东半岛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分舰队。日本帝国海军进一步予俄国舰队以重创，围攻、占领旅顺口，而后在持续仅一天的对马海峡之战（1905年5月27日——28日）中完全击败了著名的波罗的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此前着实绕了大半个地球，经非洲好望角，欲突破旅顺口的包围圈（但在舰队到达时，旅顺口已经陷落）；日本在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震惊了世界。俄国人感到他们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人击败，莫斯科流传着出于愤怒、毫无根据的谣言——暗指波罗的海舰队是被作了伪装的英国海军摧毁。总司令东乡平八郎1870年代确实曾在大不列颠受训，他在对马之战以后获称“东方的纳尔逊”[2] 。英国皇家海军向东乡赠送了一束纳尔逊的头发，以庆祝他的功绩，山县有朋则在1906年从英王爱德华七世那里获颁功绩勋章。
日本的胜利在国际社会引发震荡，因为这是欧洲国家在现代首次被亚洲国家击败。俄国的军事力量遭到破坏，威望遭到严重损害——事实上，战败带来的耻辱也是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铺垫的因素之一。然而，尽管日俄战争富有戏剧性、制造战功、带来胜利，但对于日本来说，却并非巨大的成功。终结战争的《朴茨茅斯条约》条款，显示交战双方事实上是两败俱伤、所获甚少。日本成功展现了等同于乃至超越西方列强之一的实力，并因此巩固了它在地区内的地位：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主张，而朝鲜将在1910年被日本悄然吞并。此外，俄国还被迫移交旅顺口的25年租约，将旅顺口给了日本，由此逆转了“三国干涉还辽”的结果。最终日本（仅）得到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分。然而，日本未能像甲午战争结束时那般得到巨额战争赔款，而日本公众认为这不可接受——在日本的一些主要城市，甚至发生了由此产生的示威暴动。
日本国会和广大公众不那么支持军队及军费了。事实上，在下一个十年中，日本的城市中心频频发生示威和暴动，抗议军费挤占公共交通费用及粮食费用，同时还时有支持扩大选举权的示威游行。
同一时期，工会和“互助会”开始为人接受，初生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获得支持。1901年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成立，但立即遭到禁止。在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活动家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激进，转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幸德和片山最终在1911年的大逆事件中被处死刑。即使在日俄战争之后，正统的日本国家建设计划也从未接受过左派，因为左派声言挑战将整个明治国家统合在一起的那个象征：天皇其人本身。
如此一来，1912年明治天皇睦仁的死去就成了现代日本史的真正转折点。明治见证了日本统一为民族国家，也见证了国家的现代化，日本成为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在他死去之时，日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因为民意转而反对国家的军事化，且正寻求在日本建立真正的参与民主制。政党更趋协调一致、更关注议题，而不再只是国会议员加入的俱乐部。事实上，在明治死去之年，立宪政友会领导人原敬成功搁置了军队的新预算。甚至政界元老山县有朋也未能使局势变得对军队有利。由此开创了一段后来被称为“妥协政治”的时期。原敬进而在1918年成为日本首位依托于政党的、平民出身的首相。
大正民主
大正天皇嘉仁1912年至1926年在位，统治时期较短，昭和天皇裕仁随后即位，直至1989年死去，方结束其统治。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日本经历一个世纪的战事和斗争，其间大正时期似乎是透着宁静的一扇小窗。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如吉野作造提倡一种被称为民本主义（minponshugi）的民主，且他认为这同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并不矛盾。同时，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认为，最好将天皇看作整个国家结构中的一个“机构”，而不应将其等同于整个国家。而像新渡户稻造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则寄信心于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这样的秩序承认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成员资格。新渡户本人自1920年起就是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还是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的创始理事。
在此背景下，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心，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所谓的工薪阶层（sarariman）——到处可见的白领工人——由此诞生。这一时期还能见到新的白领女性阶层，她们或是“办公室女性”，或是在商店做服务员。大体上，从事这些职业的女性薪水极低，但她们作为现代生活的标志，出现在大众文化之中：她们浮华而时髦，沉浸于商品和时尚的消费主义，常常被刻画成道德自由的女性，向顾客出售西式服装和吻。这便是现代女孩（moga）。新的中产阶级（相对于原武士家庭的“旧中产阶级”而言）被表征为自由的和开放的，他们经常在不同公司换不同工作，并且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外在特征。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文化相依共生，并且日本人在大正时期热烈地接纳了许多美国消遣方式：棒球和爵士乐最为普遍。但日本自身的文化也在发酵发展，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等大概是日本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书写阴暗而优美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思索一些问题——诸如在迅速变化的日本社会中个人和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前卫诗歌和艺术盛行。“一日元书籍”的出现，全国性和地方性报纸的进一步发展，小说、杂志、漫画租赁店的开张，都将文化素材带给更广泛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公众。
当然，中产阶级形象并非大正日本的全部。属于工人阶级的工厂劳动者曾是明治时期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发现自己的境遇几无改善。年轻妇女又一次直面巨大的压力，男性则在更偏于重工业的、同样严苛的环境中辛苦劳作。不过，在大正时期，工人阶级也逐渐认识到了他们的苦境和力量：工人们开始组成工会和“互助会”，甚至部落民也开始通过结成水平社[3] （Suiheisha）来参加社会行动。整个1920年代，地方性论争和罢工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因为活动家们开始接纳自由的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
大正时期好似没有战事的避风港，这种景象至少部分是仰赖日本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经济繁荣。由于日本在一战时努力满足欧洲和国内需求，其工业产值增加到了原先的五倍，出口暴增（纺织品尤其突出）。在现代史上，日本首次成为了净债权国。
历史学家常常忽略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日本应盟友大不列颠的要求，在1914年8月23日参战，而后迅速占有了德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包括山东和青岛。日本帝国海军进而在10月占领了一连串德国的岛屿殖民地，包括马绍尔群岛。此外，日本利用了地区内不稳定的局势，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将矛头指向孱弱的中国——炮制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要求”，对华索取经济和领土特权。而在其他地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日本还与美国联合作战，试图支持“白军”[4] ；它还向地中海派遣过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海军中队，协助护送以马耳他为据点的英国船只。事实上，参与一战为日本赢得了凡尔赛宫的席位，四巨头（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商议了1919年的和平条约[5] ；日本同时还获得了国际联盟行政院的永久席位——这样的成绩二战后的日本在联合国却未能实现。
日本国内对西方各国的认可报以热情。然而，日本代表团并未能在和会上尽获所求。日本固然游说成功、得以继续占有其在亚洲的既得领土，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在《国际联盟盟约》的序文中添加种族平等的条项——却未能达成。
图6 处在十字路口的现代性，约1928年
由前首相、元老西园寺公望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向和会提议如下条项：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6]
事实上，在场的17个代表团——包括除美国外的所有非欧洲国家代表——投票支持上述条项，占据多数。原则上这意味着这一动议可获通过。然而，时任美国总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