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8]
在支持武士道为“日本之魂”的人当中，新渡户稻造或许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讽刺的是，新渡户认为武士道是现代性问题的答案；他认为欧洲列强都具有复杂且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体系，这令诸国保有一贯的认同和道德价值：他担心日本缺乏这样一种国家认同。新渡户并非伟大的历史学家，但在回顾日本历史时，他将武士道看作一条贯穿的线索（尽管“武士道”这一术语实际上始于现代），并在将武士道介绍给世界时，称其为日本版的欧洲“骑士精神”。新渡户的名作《武士道》（1899年）事实上是以英文写就、面向西方读者，后来才有了日文译本。尽管如此，至20世纪早期，武士道并非武士阶级的一套理想而是日本的意识形态这一观念，已深深嵌入对征兵制军队的训练之中，并且更广泛地植根于社会。
从许多方面看，在日本即将迎来20世纪之时，“国家认同”问题是最为紧迫的主题之一，并且人们可以在新形成的、活跃的公共空间中参与讨论这一主题。致力于探讨“现代世界中何谓‘日本人’”的杂志开始出现。冈仓天心[5] 等知识分子牵头，欧内斯特·费诺罗萨[6] 等外国在日访学人士助推，他们都渴望挖掘日本人的“奇异”之处，以供欧洲和美国消费——一种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自我拷问行为诞生了。后学认为这是所谓“日本人论”（Nihonjinron）文学（即探讨日本人独特性的文章）的肇始，此类文学今日仍有炮制。这种认同危机常被看作现代性成长之痛的普遍症候。
这一问题有许多维度。一方面，日本一些最伟大的现代小说家，比如夏目漱石，在他们的作品中把同现代性的遭遇作为中心主题。漱石曾在世纪之交游学英国，当时英国受到污染的工业城市昏暗无光、已变得令人沮丧，漱石便带着这种印象回到了日本。他的许多最著名的小说哀叹传统日本价值的丧失，因为它们被此类工业现代性吞没了。其他作家，例如冈仓天心本人，则试图通过对比易逝的现代性重商主义来认识并明确定义日本的美学；如果不能认识“日本的”价值，又如何能保存它们？
另一方面，外行人则试图发现新日本的界限，暗中以他们的行动探察其边界。内村鉴三事件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内村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1891年1月，内村拒绝向天皇本人签名的《教育敕语》鞠躬。他声称明治宪法允他以宗教信仰的自由，作为一名基督徒，被强制敬拜偶像将是对他的信仰的侵犯。不幸的是，官方和校方均未表示同情，在针对这一所谓叛逆行为的抗议声浪中，内村最终被迫辞职。内村事件显示对基督教的猜忌仍未绝迹，正是这种猜忌令德川政权禁止信教，同时也显示了日本正在形成的国家认同中某些核心的要素。这一事件尤其体现了一点，即天皇其人及其象征均不可侵犯，仅在不侵犯臣民对天皇的义务的前提下，自由和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换言之，明治日本对现代性的接纳有其特质。日本曾是半封建的政治联盟，经济联系松散，外交政策发展不良，后转变为统一的国家政体，拥有国民经济和在国际上逐步提升的实力，然而，它的国家认同和统一深深受缚于天皇这一传统象征。当然，许多现代欧洲国家也曾是君主政体，至19世纪末，西方最终以废止不平等条约的形式承认了日本的现代性。
然而，即便在日本吸收西方科技、医药、文学和哲学之时，日本人已尝试定义并保存那些使他们成为“日本人”的独特特征。此类特征之一就是天皇本人：日本是帝国政体。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一帝国的认同，加上巨大物质力量的累积、关于社会进化的欧洲观念和首都的自然扩张，将日本引向了一条道路，令日本企图通过向邻国并且最终向欧美的民主国家开战来“超克现代性”。
第三章 超克现代性和被现代性超克：战时日本
面对所谓西方世界列强时的国耻感和不安感，触发了19世纪下半叶席卷日本的巨大变化。然而，日本成功地接纳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外在特征，并摆脱了强加在它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民族自信心因而高涨。日本社会的某些部分选择接受一种观点，即现代性是成套的，不仅包括技术革新，也包括社会道德观念和文化实践；然而另一些部分则开始运用新生的自信心，以此为契机，挑战现代性必然等同于西化的主张。既然日本已跻身现代世界，最紧迫的问题似乎不再是如何定义“现代日本的现代人”，而是转向了一个更为个人化的问题，即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意味着什么。
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浪漫回答。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及活动家向想象中的日本往昔寻找有关日本人“本质”的线索。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将武士道重塑为“日本之魂”，或将神道教重塑为国家宗教和拜天皇教；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发现对易碎、阴暗之美的特殊审美，它是日本美学的特点。换言之，现代性带来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它迫使日本社会自省其认同，从而催生了新的文学，这种文学后被称作“日本人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在于如何令这种认同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更接近沙文主义的反应。这类观点认为，核心困境并非如何在现代化带来的急剧变化中保存“日本人”的元素，而是如何对抗现代化进程本身。这一立场将日本的传统（且不论是否由生造而来）极端化，并断言这些传统较西方国家的传统优越，据此认为在“进步”这一错误伪装下，西方国家传统将有可能污染并削弱日本。随着日本自信心与力量的增长，上述沙文主义便有陷入侵略性使命感的可能，即认为日本在道义上有义务重申它自己真正的认同，而这一义务意味着，帮助其他亚洲国家超克现代性及西化的隐性感染，是所谓日本在道义上的“使命”。简而言之，上述立场提供了条件，令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亚洲出现；日本的任务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明治帝国的政治
上一章已经论及，就其特征而言，明治维新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具有帝国的本质。在被称为“帝国的年代”的时期，西方列强的魔爪已经遍布亚洲，在日本的政治和军事精英看来，他们的新生帝国主义国家也应拥有自己的帝国，这似乎十分自然。方从欧洲回到日本的山县有朋，正是抱着这种想法，效仿彼时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狭小岛国大不列颠的海军，努力去建设强大的日本海军。
虽然西乡隆盛在1870年代早期入侵朝鲜的计划遭到元老们，尤其是遭到山县有朋的阻止（元老们为阻止该计划提前结束了岩仓使节团在欧洲的行程），但政府并非反对这一计划的帝国主义野心，而是反对其方式和冒险的理由。事实上，山县本人在1876年论述说，朝鲜是日本“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作为不甚现代的社会）较为弱小，难以抵御日本的区域野心和西方野心，同时，这也使日本为朝鲜的孱弱所累。山县声称，既然总要落入某一方手中，朝鲜就应当受日本支配。
抱着这种帝国主义竞争的想法，兼且意识到自身是区域舞台上的新势力，日本在1876年将《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江华条约》的签订过程简直一如佩里强加《神奈川条约》于日本，前后相隔不过20年，两项条约的条款也具有相似的剥削性质。山县等人认为，朝鲜若不实现现代化，就不配享有平等条约。于是在整个1880年代，日本派遣特使，就如何实现教育体系、经济和政治体制现代化向朝鲜提出建议，恰如日本曾从欧洲获得类似的指导。
朝鲜形势极其复杂，尤其是因为日本和中国历来竞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江华条约》及如此众多的日本顾问的存在激怒了中国统治者，也激怒了许多朝鲜民众。在日本，舆论领袖们试图依靠大亚细亚主义的花言巧语——说日本是在助朝鲜以助自身，作为亚洲兄弟国家帮助另一国抵御西方的威胁——来掩盖日本外交政策中赤裸裸的伪善。但针对日本特使们的暴力事件在朝鲜仍频频发生，最终在1894年爆发了反对外国干涉的全面起义，即东学党起义。这场起义部分是一场宗教运动，部分带有大众排外主义，部分带有反日情绪，它严重动摇了朝鲜的稳定，以至于朝鲜统治者为恢复秩序，向中国（朝鲜的传统宗主国）请求了军事援助。日本对这一举动深感恼火，遂以保卫“区位优势”为借口派自己的军队开赴朝鲜，并在朝同中国人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引发了甲午战争，这是中日在现代的第一场战争。
拜山县有朋鼓动的现代化建设所赐，日本军队远较庞大邻国的军队强大。此外，日本以大英帝国为榜样，建设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史无前例地拥有了能与中国匹敌的海上力量，并且具有技术优势。结果日本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利，其在朝鲜的特权地位由此得到巩固。此外，日本还霸占了中国的台湾岛、中国大陆上虽小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辽东半岛，并索取巨额现银作为战争赔偿。
日本人民曾对军队的军费和特权相当不满，但甲午战争这场巨大的成功受到了日本人的极度追捧。在公共空间中，兴起了众多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张目的言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说（“要么成为帝国，要么只能做殖民地！”），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扩张进程说，还有对国家建设计划的浪漫呼声。就后者而言，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日本公众被填塞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建构，这种建构或许始于所谓的水户学。水户学混合了儒家孝道和神道教神话，制造了日本作为宗教秩序神圣中心的幻象，并把给亚洲人民带去天皇之光作为所谓的“道德使命”。
简单来说，公众对政治问题的所有权意识越来越强：日本是他们的国家。事实上，自1890年在新宪法下进行首次选举以来，大众参政的动力就很强，那次选举中，两大政党（自由党和改进党）共赢得众议院300个议席中的171个席位。尽管选举权事实上仅为1%的人口（男性且为高额纳税人）所有，但国会议员和选民在支持社会福利措施方面态度严肃，因而也就严肃地运用他们制定国家预算的权力。市民社会则更广泛地在报章、集会和示威活动中进行此类辩论。
与此同时，对于让“平民”影响国家决策，尤其是影响军事预算，元老们、他们的亲政府政党（在1890年的选举中仅收获不到80个议席）和不经选举的贵族院深感怀疑。尽管有政党批评被山县坚称为保卫日本“区位优势”所必需的庞大军事开支，但事实上，这些政党对于重新分配预算以改善民众境遇却并不十分感兴趣——工人权益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直至1911年，才通过了一部极其软弱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