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13]
由于种种原因，《旧金山和约》引发了争议。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抱怨和约对日本不够严厉，认为至少应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们设定赔偿。在苏联和其欧洲伙伴看来，占领结束后仍在日本保留美国驻军的条款尤其令人不快，这些国家拒绝签署和约。最后，中国甚至未曾获邀与会。日本国内对于和约条款也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日本人为主权的恢复而感到喜悦和放松，但主权似乎并不完整，因为美国将会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还会在一段时期内（实际持续至1972年）保持对冲绳岛的控制。此外，《日美安保条约》好似一柄双刃剑，它虽然向军事上较为脆弱的日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同时也令日本卷入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将日本拖入美国面临的其他矛盾冲突。在其后的数十年中，这一和约的复杂性将会如阴魂般缠住日本的外交政策。
经济繁荣
日本社会在战后初期经历了惊人的变革，恐怕唯有明治早期之变才能在规模上与之相提并论。事实上，认同问题是个现实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日本于19世纪进入现代世界时如此，面对建立在二战废墟之上的新世界秩序时也是如此。许多主题如出一辙：日本处在赤贫之中，曾经受西方列强摆布，而今则受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掌控；传统遭到破坏，被动接受一种允诺巨大财富和力量的新生活方式。这些并行之处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在一些人看来，战时政权终结了，和平、民主的宪法诞生了，这意味着与过去诀别、塑造新日本的契机。大多数人则在努力适应已经发生的、已经失去的和或将得到的，延续过去和变革现状的急务构成了复杂的网络。选择未来的权利似乎掌握在民众手中，这在日本属于史无前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现了经济奇迹，但这数十年却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动荡不安。
人民中的大多数迈出了很实际的一步——不考虑结果，投身工业、重建他们的国家。在1950年代早期，日本政府试图以第一次“产业合理化”浪潮来启动建设进程，瞄准钢、铁及煤矿开采这样的核心工业。获得近7500亿日元投入的金属行业急剧发展。一度遭到破坏的钢铁工业也受益于惊人的增长，至1959年，战后日本这一行业的盈利水平已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种增长既是得益于在朝美军的巨大需求，也是得益于不断从欧美涌入的新技术。由于日本不必为研发投资（现成的技术可以从外面买来），故而增长很快。
金属行业的增长带动了其他产业，例如造船和（其后的）汽车工业。日本在造船方面已有经验（日本造船业规模在1935年位列世界第三），但它的资源在战争中被毁。同样，日本能够迅速构建新的造船能力，部分是因为迎合朝鲜战争带来的需求，部分是因为新技术的涌入。至1960年，日本已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造船业。至1975年，全世界将近50%的新船都是日本制造。
许多日本汽车制造巨头都在朝鲜战争带来的繁荣中起家：日产、丰田和五十铃都为美军造车，美国提供设计，但制造是在日本。这不仅为汽车工业带来了惊人的增长，而且向日本制造商提供了免费的技术转让——1960年代高增长的关键正在于此。1960年代初期之前，日本国内并未真正形成对汽车的需求，因为人均收入仍然处于低位：1956年，日本仅仅为国内消费生产了10万辆汽车；至1963年，这一数字达到100万；到了1960年代后期，则是接近400万。至1967年，日本已成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国。
从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不仅是重工业，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在其他领域还触发了连锁反应——作为消费社会的日本由此诞生。日立、松下等厂商开始制造洗衣机、电视机和冰箱，1950年代后期，这些产品的产量至少各自增长了8倍。1956年只有1%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至1960年，拥有率已超过50%。
说到区别，同样是快速增长，1960年代的增长要更快一些。池田勇人首相著名的“收入倍增计划”于1960年开始运作，这一计划希望在10年间令日本的国民财富翻番。这一空前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低估了日本经济的膨胀速度——197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60年的三倍，这意味着12.1%的年均增长率。至1960年代末期，日本消除了之前一直间歇性拖累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然而，那些喜欢谈论“经济奇迹”的人应该记得，在1950年至1970年间，所有工业经济体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日本的增长本身并不特殊，只是速率（年均超过10%）确实出挑。大多数评论人士将这一“奇迹”归功于一些极其寻常的因素：道奇路线将日元对美元汇率固定在360∶1，并且被人为限制在同一水平的汇率持续至1971年，因此日元被日益低估，这就刺激了出口；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日本受益于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5] 和关贸总协定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新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不必将大量预算花在军费上，因为它始终受《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作为发达经济体中的后来者，在自由贸易制度中，日本可以购入新技术，而不必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开发技术；人口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惊人扩展。也许日本的增长中最受热议的“独特”因素要数官僚制度和经济管理的作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通过发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政指导（gyôsei shidô），通商产业省和其他部门（尤其是财务省）在日本的快速增长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一个简单的因素不应被忽略，那就是日本人民自身的艰苦劳作、勤勉和创业精神。“日本人工作过于努力”这样的玩笑话在现实中有着坚实的基础：日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作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若把总时数相加，则他们每年要比欧洲同一阶层的人群多工作整整12周。对于雇员的奉献，日本的大公司报以“终身雇佣制”。
如此快速的增长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诸多好处：新的中产阶级迅速形成，他们抱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愿景，居所越来越趋向市郊，借助遍布的道路和广大的铁路网上下班。标志性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早在1964年就已投入使用，它以空前的便利和速度连接起东京和大阪这两个重要商业城市。同样是在1964年，东京还自豪地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已经重回国际社会，而且还是富足的、值得尊敬的一员。1950年代，消费者津津乐道家庭生活的“三件宝”（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至1960年代，出现了新“三件宝”（空调、汽车和彩色电视机）。
1960年代之前，在扩大后的教育体制中就学前所未有地成为了精英的象征。靠社会地位或金钱手段进入一流公立大学（前“帝国”大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最好的大学的入学名额分配几乎完全与日本全国人口分布相匹配，这在日本历史上（或许在世界历史上）可算史无前例，充分证明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分布广泛、入学容易、教学质量均一。这一成就的副作用则是，需通过令人难以想象的激烈竞争，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围绕东京大学入学名额的竞争尤为（且至今仍然）惨烈。备考大学的学生每天学习的小时数甚至比他们那勤勉努力的“工薪阶层”父亲工作的时数更多，许多（经济上有条件的）学生则到特殊的义塾（补习班）上课，以尽可能地增加自己考入心仪学校的机会。
尽管考入大学一事具有精英性质（或许正因如此），进入合适的大学对学生的职业前途而言仍然极其重要。东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被认为是其同辈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少数，她们将有机会选择政府或大企业的顶级职位。这种“考试地狱”令日本中学中的自杀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位，那些家庭收入较高的学生则从昂贵的义塾体系那里重新获得了优势。
教育领域的巨大成绩伴随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展露远为黑暗的一面。尽管女性在法律上已同男性平等，她们在社会中仍然从事有别于男性的工作。战时，女性曾为了菲薄的报酬在纺织工厂里劳作；战后，她们又成了电子产品工厂的主要劳动力。
图12 新干线子弹头列车
那些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常从事助理工作，并且一旦结婚雇主就希望她们辞职，直到1966年高等裁判所作出“结婚辞职制”违宪的裁决。性别政治进程缓慢。少数族裔（尤其是战后居住在日本的54万韩国人）和社会少数群体（尤其是部落民）继续遭受社会歧视，这成了“跨战争”[6] 的现象。尽管法律保护这些群体，但社会的一些部分依旧“下有对策”。
经济成就的代价还包括严重的环境危害和污染。由于扩张的城市占据了海岸附近稀少的平地（日本有约80%的土地因多山而难以开发），森林被挤入了山间。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总量巨大、缺乏监管的化学废渣，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早在1950年代，人们就在控诉汞中毒和镉中毒，前者后来以发病地区命名，被称为水俣病，后者则因症状得名骨痛病（itai-itai-byô，日文意为“痛痛病”）。然而直到1970年代早期，原告经历的痛苦始得承认和赔偿，恰当的环境法规始得施行。此后，由于经济趋于稳定、挺过了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日本逐渐成为世界上主导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
太阳族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代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反叛的理由。
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才过去14年，一场被称为太阳族（taiyô-zoku）的青年运动已在日本兴起。运动的英雄是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