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12]
尽管对日占领理论上应是多边事务、应受远东委员会（成员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菲律宾和荷兰）的监管，实际上却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独角戏。苏联曾要求参与盟军对日管制委员会，但委员会在1946年2月才召开第一次会议，而那时麦克阿瑟已经在日本作出了实质性的改革。美国政府非常强硬，要在战后国际秩序中将新日本控制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
尽管麦克阿瑟享有操控方面的巨大自由，他还是选择了扮演间接角色的策略，以令他的影响力最大化。尤其当他意识到政府机关的象征价值时，他马上决定，天皇应得到保护和保留。事实上，他的思虑与日本历史上那些老生常谈如出一辙，担心废黜天皇可能导致日本民众变得难以管理。此外，纯因实际和语言上的原因，麦克阿瑟不得不依靠日本口译和笔译译员来完成工作。因此，这位盟军总司令雇用了一批双语政治技术人员，负责他的盟军总司令部和同样获得保留的日本政府之间的沟通工作。结果，日本当局感受到了自身的存续和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这有助于麦克阿瑟促成他的改革，但也导致一部分战时和战前的日本官僚机构得以苟存。
麦克阿瑟的改革计划雄心勃勃。他认为战时日本饱受过度中央集权、军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之苦，因此在制订计划时，遵循两个相互联系的“日本问题解决办法”，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最简单的办法最先实施：麦克阿瑟立即解散日本国内外的所有军队，这意味着有700万人被遣返回日本。他撤废“特别高等警察”（所谓的“思想警察”）——这些警察曾在战时监视政治犯和持异见的知识分子，而后启动了属于他自己的对政治威胁的整肃（从政府、官僚机构和商界赶走了20万人）。虽然麦克阿瑟不把天皇其人视为问题，但为了打消对天皇的狂热崇拜，总司令实行政教分离、废除了国家神道教，并强制天皇公开否认其神格。
图9 裕仁和麦克阿瑟，1945年
非军事化运动的大幕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称东京审判）的形式拉开，法庭自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开设。东京审判本欲在地位上等同于在德进行的纽伦堡审判，却存在巨大争议，常有人说审判只体现“胜者的正义”；的确，东京审判中处死的战犯远较纽伦堡为多，一些高级军官获死刑，更多地是因为“阴谋策动战争”这一前所未见的罪行，而非战争罪行本身。最引人注目的案例就是东条英机，他因战争罪行和阴谋策动战争获罪，并被处以绞刑。然而，这些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麦克阿瑟将天皇列在受审范围之外。在战后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例如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看来，对于麦克阿瑟的第二大雄心即日本的民主化而言，未令天皇直面责任是有害的，因为这开了危险的先例，破坏了政治主体的观念，而这一观念正是民主意识的根本。
麦克阿瑟认识到，军国主义和垄断经济之间显然存在关联，因此，作为民主化的第一步，他推出了打破经济垄断的措施。他实行了一系列农地改革，强制地主售卖所有土地资产，仅准许他们保留一块地。这使劳动者获得自己耕种过的土地的所有权。不过，经济民主化的样板要数瓦解财阀集团企业的计划，麦克阿瑟认为财阀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
总司令相信，这些财阀企业精心导演了日本殖民地的战争经济。然而最终，瓦解财阀的工作并未彻底完成。许多家族把持的企业被解散，银行取而代之，但原有的企业网络很快又围绕银行建立起来。其结果是产生了同财阀有相似之处的企业，这种企业后被称为系列（keiretsu）[2] 。日本商业中最著名的名字——三菱、三井、富士、住友、日产——都存续到了战后。
在推进民主的社会和政治措施方面，总司令立即公告称，将会保护日本公民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在日本历史上，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首次得到承认。
图10 控诉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
公告赋予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为了促进思想自由，总司令引入了教育改革（尤其是撤掉了“伦理”课，在战时，课上讲授的是《国体之本义》），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九年），驱逐了政治倾向有问题的教授。此外，虽然总司令自己也实行审查制度，但他宣称（日本人的）审查制度为非法，同时还宣告大赦政治犯，这事实上意味着释放亲共人士。
在政治领域，总司令鼓励新政党的发展，尽管这实际上促成了战时政党的改头换面。连续性再次藏身改革之中。立宪政友会化身自由党（今日自由民主党的前身），而立宪民政党则变身为进步党。经过一系列密谋（其中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中支持），1946年，吉田茂作为自由党总裁，成为战后第一任首相。事实上，亲美的吉田在此后的八年间断断续续地当着首相。
不过，民主化运动的最大成就要数1946年11月颁布（1947年5月生效）的全新宪法。麦克阿瑟原本认为，日本人应该在宪法的起草上起主要作用，这很重要。1945年10月，总司令任命法学家松本烝治组建委员会，在当年12月之前（也就是在有苏联参加的远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前）重新起草宪法。所谓的松本委员会为新日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增加日本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然而，松本的报告书建议让天皇保留主权（固然也建议应劝说天皇不要经常运用权力），认为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大臣应向天皇提供参考意见。麦克阿瑟感到松本的报告书完全不可接受，便立即任命了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局长、美国人科特尼·惠特尼来起草更合适的方案。日本政府以为后来呈给他们的文书就是定稿——部分是由于对文书性质的这一误解，惠特尼的草案最终几乎未经日本人修改，就在1947年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名义上由天皇作为明治宪法的修正案颁布，这部宪法将天皇转化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并把主权交到国民手中。它以美国《权利法案》的模式承认人权，并建立了遵循威斯敏斯特模式的两院制议会。宪法引发争议的第九条还禁止日本发展陆军、海军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力量”。60多年后的今天，1947年宪法一枝独秀，在世界上生效后未经修订的宪法中，它的寿命最长。
然而，接近1947年底时，占领军的政策发生了突兀的变化。欧洲落下铁幕[3] ，国际环境随之改变，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失势。在华盛顿看来，苏联在意识形态和领土方面的野心昭然若揭，这令麦克阿瑟对日本国内逐渐活跃的劳工运动和政治左派的成长心怀戒备。总司令自己曾在战后大赦中释放了许多起领导作用的共产主义者，并已在1945年宣布日本共产党为合法。在1946年举行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新成立的日本社会党收获92个议席（占总投票数的18%），至1947年，则飙升至143个议席（占28%）。这样，到了1947年底，总司令开始意识到，战后日本的危险因素已不再是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反倒是共产主义的崛起；他在目标上作出巨大逆转，以迎接这一新的挑战。
1947年初，目标转变的早期征兆已经显现，这种转变后被称为“逆流”。当时有一个工会联盟（共有超过200万名工人）想要运用他们的新权利组织一场总罢工。罢工原定于2月1日进行，但总司令在最后一刻介入，于1月31日晚禁止了这场罢工。在许多评论人士看来，这一步严重挫伤了日本初生的劳工运动，此后工会成员人数锐减（一度有超过50%的工人加入工会，到了1960年代，仅有不超过25%的工人加入）。工会成员人数至今仍处低位，大多数组织如今只是小规模的“企业工会”。
很快，麦克阿瑟的计划就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了再军事化和经济稳定化。此时，美国希望在全球与共产主义的对抗中，日本能成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于是总司令主导了一场“整肃赤色分子”的运动，从政治和商业岗位上开除了13000人，口实是整肃对象“阻挠占领目标的实现”，而此前整肃政治右翼时也是以此为理由。逆流整肃有时一如字面所示，导致了原有战时职位任命的复辟。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放弃了对抗财阀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耗时远超预期，并且严重损害经济。最后，总司令在1950年推动日本政府建立自己的准军事性国家警察预备队，这支队伍最终将为更具实质性的军事力量奠定基础——1952年，队伍变身国家保安队，而后自卫队在1954年成立，日本陆海空军至今仍沿用其名称。对于这些军事力量是否违背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军事力量的存续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至今仍存有激烈争议。
占领军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日本经济的整体健康。1945年至1949年之间，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严重损害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华盛顿因此担忧，日本人民会由此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资本主义阵营首先应当以繁荣来抵挡共产主义——“渐增的富裕”将会抑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传播。美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召来底特律银行家、汽车高管约瑟夫·道奇，令其重整经济，试图让日本恢复生机。所谓的“道奇路线”基本上是一种紧缩政策，该路线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废止国家补助和国债，裁减超过10万名公职人员），放松对外汇的监管，并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固定在极好的比率（360:1）以促进出口。在这一汇率下，日元币值被日益低估，固定汇率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
虽然道奇路线成功控制了通胀，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它将彻底弄垮日本。而后，吉田首相在1950年收获“天赐良机”——朝鲜战争。20亿美元的军需采购成了“天降的甘霖”（在其后的三年中占据日本出口额的60%），出口增至原先的三倍，产量提升超过70%，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以12%的速率增长。
是朝鲜战争带来的战时景气——而非道奇路线——为日本在其后20年间显著的（甚至是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在战争初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10亿美元。至1950年代中期，该数字已增长250%。至1970年代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3000亿，从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图11 前首相吉田茂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