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日本 [11]
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日本海军倾全力对美国发动了攻击，摧毁两艘战列舰、两艘驱逐舰、近200架战机，美军另有至少10艘其他战舰受损。偷袭致近4000名美国人伤亡。相比之下，日本仅损失不到30架的战机和65名兵员。
图7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照片中可看到美国军舰“俄克拉荷马号”已经倾覆，旁边是“马里兰号”，“西弗吉尼亚号”正在燃烧
如同日本在1904年偷袭旅顺口时一样，这次针对珍珠港的袭击也在宣战之前发生。事实上，在袭击刚刚发生后，位于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公布了遭延迟的宣战通告，因为大使馆的职员花了太长时间对宣战信息进行译码和翻译。尽管如此，“偷袭”这一事实（以及之后进行的刻意宣传）在动员美国公众舆论抗击日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使美国人下定决心参加之后的太平洋战争。东条和东京的策划者们原本想对珍珠港造成毁灭性打击，以为美国公众会因此失去同日本作战的勇气、很快降服。当时日本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精神”植根于一片充斥摇滚舞曲、高楼和道德真空的蛮荒之地：是现代性疯了。这可能是东条的最大误判。
虽然如此，偷袭珍珠港一战仍可算是对美作战中的巨大成功。英国人占据的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很快便陷落了。菲律宾群岛和荷属东印度[12] 也落入日本帝国军队之手。至1942年，日本人的帝国北起库页岛，横扫伪满洲国，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和韩国，再经由东南亚群岛贯通至日本。东京建立了“大东亚省”，管理帝国，称帝国为所谓的“共荣圈”（kyôeiken）——这便是日本计划的“在亚洲走自己的路”的实质。
反帝国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
1943年11月，被侵略国家（或日本所称“成员国”）的“领导人”获邀请至东京，参加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东亚会议”。在会上，“代表”们被邀讨论，为实现全体成员的互利，“共荣圈”怎样组织最好。自明治时期起就在日本公众舆论中膨胀的大亚细亚主义，化身成了日本帝国的花言巧语。而实际上，东京感到越来越难维系它扩张不止的帝国，并且（为时已晚地）意识到需要培养殖民地的亲善。它还（同样是为时已晚地）意识到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中也有人受够了西方帝国主义，他们可能自愿参加一场真正试图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的运动：将亚洲还给亚洲人民。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帝国假装成任何意义上的反帝国主义，都显得极其荒谬、令人反感。
在日本国内，人们热烈讨论“共荣圈”这样的华丽词藻。近卫在1933年建立了一个叫做昭和研究会（shôwa kenkyûkai）的“智囊团”，负责替东亚新秩序编制计划。研究会成员包括京都学派[13] 哲学家三木清，他在1939年发表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描绘了穿越现代性、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日本和东亚，并为这幅远景建立了指标。文部省试图通过这些问题实现“国体明征”，于是在1937年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国体之本义》[14] 。1941至1942年间，包括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其他四名主要成员，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座谈会，主题涉及“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与历史性”，最终指向“总体战的哲学”。1942年7月，举行了著名的“超克现代性”座谈会，其他思想流派的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讨论。甚至连现代日本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也撰写了题为“世界新秩序之原理”的短文（显然是供东条本人阅读的），参与争论。
争论中提出了严肃的重大问题：日本如何才能超克与西方化等义的现代性中存有的文化霸权，如何以某种方式穿越这种“拿来”的现代性，实现自身真正的现代性？日本如何才能（如何应该）帮助亚洲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最后，日本如何才能建立一种地区秩序，既含括亚洲其他国家，又不推行帝国主义？与会者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至今仍处于争议之中。战后时期，在一个越来越美国化的世界中，日本想要保留其认同，这种状况下，关于如何？是否超克现代性的讨论重又浮现出来。
事实上，组织“大东亚会议”之时，日本已在输掉战争。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败，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航空母舰，大势发生逆转。至1944年7月，美军夺取了塞班岛，盟军轰炸机终于能够轰炸到日本，日本基本上就输掉了战争。东条当月辞职，1945年2月，近卫公爵向天皇请愿要求投降，以减轻他的人民遭受的可怕痛苦：“总体战”的条件已致使许多日本人处于极度贫穷乃至饥馑之中；空袭和火焰弹令主要城市几乎无法居住。是裕仁本人拒绝了这个请求，还是那些仍然相信有可能通过一场关键战役取得胜利的高级军官替裕仁作出了决定？就此尚无明晰结论。总之，日本人继续作战，并且越来越狂暴和绝望：被称为神风（kamikaze）的海军自杀式攻击队（官方名称是“神风特别攻击队”）撞击盟军舰船；在可怕的冲绳之战中，数千日本平民以树枝、岩石乃至赤手空拳同美国军队战斗，在走投无路后撤入山间，而后自杀以免被俘。[15] 冲绳最终陷落时，已有25万日本人死亡，其中包括15万平民。
正是在这种狂热主义的背景下，历史学家们试图评判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必要性。事实上，日本军民的狂热献身促使美国政府委任了一位人类学家，让其尝试解释日本人如此忠诚的原因，以及因此可能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取得对日最终胜利。这项委托的成果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那部著名的专题论文《菊与刀》（1946年出版了单行本），该书标志着现代日本研究的肇始，体现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同美国政府之间的独特关系。
1945年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公告》以日本的“迅速完全毁灭”相威胁后，同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原子弹，苏联在8月8日攻入日本的北方领土，美国又在8月9日向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日本陷入绝境。然而即便在那时，日军参谋长和陆军大臣仍然拒绝投降，除非盟军能保证天皇安然无恙。美国仅回复说，他们将把日本的未来留给日本人民自己，而这并未能让日本的高层放心，因为高层总是对民众充满疑虑。最终在8月14日，裕仁天皇本人介入，以打破讨论[16] 上的僵局；他投降了，次日他向垮掉的国家发表了广播讲话。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
由于两颗原子弹造成了可怕的伤害和痛苦，对两座日本城市使用原子弹，尤其是第二颗原子弹的使用，至今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原子弹的使用是否必要，换言之，日本是否已经输掉了战争。当时的日本没有资源、没有盟友，海军已被摧毁，城市在面对空袭时很脆弱，美国、英国、苏联和兴起的中国聚力抗击它。原子弹的使用是否本可避免？对此存在各种解释，例如，原子弹的使用是一场科学实验的组成部分，美国想要看看它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区域会产生何种效果；另一种看法是说，原子弹轰炸主要是为威吓苏联，美国是着眼于战后解决方案和冷战。然而，当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被问及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较强的参战者在对手显现衰弱迹象时缓和攻势，很少是明智的。”
在其面向日本人民的著名广播讲话中，天皇裕仁提及，原子弹轰炸是他决定投降的原因之一。他强调日本民族（以及东亚人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强大，但直率地表示，先进的现代科技改变了战争的平衡：日本终究被现代性超克了。裕仁的话是在警告，使用这种科技，可能会给文明本身带来终结的危险。他的讲话的含义引起了争论，但讲话的基调是暗示日本人不应该让物质科技的力量毁灭他们的精神或根除他们的“日本人特质”；如果任由现代科技统治一切，那么把我们塑造为人的精神又将何去何从？战后日本即使面临现代科技的饱和，也应当留存其精神财富。
图8 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升腾至超过两万英尺的高空
第四章 经济奇迹和后现代社会的形成
新的开始：美国占领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初次对日本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呼吁人们“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1] 。不可战胜的神圣日本帝国已被打败，尽管付出了牺牲和劳苦、忍受了苦难，日本最终还是失败了。以令人惊讶的高音，使用许多日本人并不能懂的古老日语，天皇为“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的事实而道歉。他向日本人，也向日本在东亚的盟友（依旧执著于“共荣圈”的华丽词藻）表达他的遗憾。裕仁接着呼吁日本忍受那些必将到来的变化，以保日本“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仿佛即将发生的改革只是确保“国体之精华”存续的手段——裕仁话音上的这一有趣转折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引来史家和论者众议纷纷。明治时期的维新者们曾呼吁“和魂洋才”（日本精神和西方科技），这是一种既欲实现日本现代化，又欲保留日本精华的策略；裕仁似乎是在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提议将上述策略同样运用至战后时期。
对于战败的消息，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方面自然是存在不理解和绝望：本土人民经历了那么多，又被灌输了那么多帝国军队的荣光，可永恒的帝国如何竟会败给颓废且道德失范的西方？对一些人而言，绝望不知不觉化为了耻感，大约有350名军官因自感护土不力而自杀。另一方面，又存在某种害怕和恐惧，因为人们被告知，美国人是怪物，会劫掠土地、强奸妇女。那些位高权重之人恐惧尤甚，各种记录和可致人罪的文书被付之一炬，火光照亮了8月15日的夜晚。但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敌对状态的终结和美军抵达的景象带来了某种安慰乃至希望：这场战争是可怕的磨难，也许变革的时候到了。
占领的现实设法满足了每个人的期望。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羞耻，事实上，日本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开设“慰安所”（也就是妓院）来服务美国兵。美国占领者很快便开始乐享这一慷慨的供给，尽管1946年1月他们最终禁止了这类国家赞助的“慰安所”，因为此类机构侵犯妇女人权（卖淫则仍然合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饥馑和苦难，因为日本人业已耗完食物和补给，本土经济颓然崩溃，仿佛张力刚刚被释放一样。营养充足的美国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