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9]
据说，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本名卢西娜·戈多伊·阿尔卡雅加，1889—1957）的笔名来源于她最钟爱的两位作家：加布里埃尔·邓南遮[20]和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21]。也有不同的说法认为“米斯特拉尔”得名于法国地中海地区的密史特拉风[22]。米斯特拉尔出生于省会比库尼亚城一个拥有巴斯克和印第安血统的贫困家庭。她十五岁便自学成才，成为一名教师。教育是她的诗歌中反映出的重要部分，她为墨西哥和智利的教学系统作出重大贡献而享誉世界的同时，也在整个拉丁美洲拥有了大批读者。她曾任智利驻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里斯本领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居于美国。米斯特拉尔坚持为处于贫困和战争中的儿童发声，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摇篮曲，在西语美洲世界的母亲间广为吟唱。身负诗人和外交使者的身份，她于1945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米斯特拉尔的个人经历造就了她的成功，也有助于理解她的作品。她的第一个恋人举枪自尽，这成为诗人后半生的创伤根源。诗人因此写下首部诗集《死的十四行诗》（1914），获得地区文学大奖，在智利一炮而红。另一本诗集《绝望》于1922年在美国出版了西班牙语版本，为她赢得国际声名。1924年，以孩童成长为主题的诗集《柔情》出版；1938年，女诗人将主题延伸至母亲身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诗集《塔拉》。这些都是她的代表作。其时，米斯特拉尔已成为西班牙语诗歌创作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成了像达里奥那样的著名巡回诗人；此后，这一角色将由巴勃罗·聂鲁达和奥克塔维奥·帕斯扮演。
初恋男友的自杀使米斯特拉尔认为，基督教的创世是中断的。她是一名基督教徒，正是这种感受促使她在作品中加入了与上帝的对话。在一篇诗作中，她满怀柔情地追忆往昔，请求上帝原谅她死去恋人的自尽行为（自杀是一项不可饶恕的宗教罪过），并为他祝福。在创作早期，米斯特拉尔的诗风严肃，但并不阴郁。在早期诗作中，她不仅与上帝对话，也与死去的恋人对话，告诉他她会走入他的坟墓，与他共同“做梦”。在另一些诗作中，她将他想象成需要照顾、宠爱和理解的孩童。米斯特拉尔将诗歌看作祈祷。她在一些诗歌中采用了《圣经》主题和人物，甚至将路德视作自己的化身。作品中展现的对孩童无限的爱，一方面来自她不能为人母的遗憾——她为了死去的恋人，决定终身不育；另一方面来自孩子可以减轻死亡带来的痛楚的想法。她写给孩子和为孩子而写的诗篇，充满了柔情的母爱和博爱天下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如下面一节摇篮曲中所体现的：
上帝如父亲
缓缓摇宇宙。
黑暗中，我感到他的手
轻轻摇摇篮。
米斯特拉尔在诗中成功地将痛苦和希望用一种常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表达，不向悲伤让步，触及了诗意表达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她备受世界读者的尊敬与仰慕。
尽管米斯特拉尔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坚持写作，她的首部诗集发表于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那一年。这场战争将19世纪的荣光彻底终结。象征主义者所秉持的诗意的完整性（存在于诗性自我深处及其与以符号表达的表象世界的深层原因的关系中）被一场19世纪帝国列强间的战争粉碎；欧洲大陆遭受重创，西方世界所勾画的人类的美好未来化为泡影。
20世纪的预言者纷纷登上舞台：哲学界有尼采，心理学界有弗洛伊德，190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这一切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动摇了人类对物质现实的认识。此前，印象主义早已动摇了人们对每日所见，甚至大气和光影变化的感觉和期待。新世纪伊始，新一批的艺术运动将带来全新的世界观，波德莱尔作品中歌颂的“交感世界”已不复存在。
拉丁美洲的诗人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从欧洲诗歌中轻易找到创作的基础，只能另辟蹊径。欧洲艺术家共同感受到了缺失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寻求在极端的先锋派派别（如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表达新自由。反映了这一情况的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最先由两位智利诗人领衔创作：巴勃罗·聂鲁达和维森特·维多夫罗。同时，在西班牙出现了一群顶级阵容的诗人，被称为“27年一代”，他们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豪尔赫·纪廉、拉法埃尔·阿尔维蒂、佩德罗·萨利纳斯和达马索·阿隆索。
与此同时，西班牙早一代诗人如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将于195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和安东尼奥·马查多仍然活跃于文坛并有影响力。这些诗人的共同创作和新的拉丁美洲诗歌——远不止维多夫罗和聂鲁达，还包括塞萨尔·巴列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尼卡诺尔·帕拉和何塞·莱萨马·利马——谱写出了西班牙语诗歌史的“黄金时代”。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世界浩劫，那么另两场在西班牙语世界打响的灾难性战争——墨西哥革命（1911—1917）与西班牙内战（1936—1939）——则孕育出西班牙与拉丁美洲诗人间的共同理想和风格。尤其是后一场战争，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将西班牙语世界，甚至其他地域和语言的诗人吸引过来。这是20世纪文学的转折性时刻，对诗歌界而言尤甚；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街头，甚至在战场上，诗人因为共同的政治追求走到一起。在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聂鲁达、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帕斯和其他一些名头稍逊的诗人。西班牙内战使艺术和政治意义上的先锋派运动相互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尽管短暂，却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
先锋派诗歌紧跟洛特雷阿蒙和马拉美等先驱的脚步，将象征主义对自由的追求推向高潮。它不仅摒弃了格律、韵脚、诗节的条条框框，而且跳出了语法、逻辑和写作原则上的诸多规则。这与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对现实主义绘画的颠覆、对空间和视角的不同理解、用颜色模仿自然界万物的尝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歌的意义开始通过意象和比喻来表达，而在意象与意象之间、比喻与比喻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关联。修辞代表了自由关联或非常规性关联的心境，留待读者依据感知和心境加以整合。实际上，就多数共同标准而言，许多现代主义诗歌很深奥，普通读者很难读懂。诗中的断句和停顿显得随心所欲，有时通过非常规的排版方式制造出不寻常的视觉效果，犹如立体主义绘画中的线条。同样的思潮也发生在小说创作和其他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制作（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中。到20世纪20年代，新登场的诗人只在一般和抽象意义上继承了达里奥；他们并不像埃雷拉·伊·赖西格或米斯特拉尔那样，从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起步。他们一出场，就是羽翼丰满的现代主义文学家。
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出生于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的小镇圣地亚哥德丘科。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西班牙神父，祖母和外祖母分别是祖父和外祖父的印第安情妇。巴列霍常不无痛苦地宣称自己以印第安血统为傲，作品里也常常出现盖丘亚语。他在当地接受中学教育，两次进入大学，却由于经济原因从大学辍学。最终他完成了本科阶段的学习，于1915年在特鲁希略大学获得了哲学和文学学位。随后的岁月里，他在同一所大学研修法律。1918年，巴列霍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黑人信使》，这给他带来了些许声誉，并由此获得在学校教书和为报社撰稿的工作。在利马，巴列霍加入了先锋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团体，该团体在秘鲁的经济和社会形势每况愈下的当时，正向政治团体转型。1923年，一段因政治事件而起的短暂的牢狱之灾后，巴列霍辗转去了巴黎，并在那里成为一名政治活跃分子，于1931年加入共产党。他被派往苏联，后来在饱受战争蹂躏的西班牙长时间从事政治工作。巴列霍此后一直没有回到祖国，但秘鲁一直在他心中。
《黑人信使》仍然具有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文风，比起达里奥的诗作，与卢戈内斯的《感伤的月历》更为接近。这部作品的出版在拉丁美洲诗歌史上称得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是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向的开端。巴列霍摆脱了句法和韵律的桎梏，这让他的诗很难读。诗歌再也不是原来浅显易懂的文体，即使达里奥晚期最阴郁、深奥的诗作，也不似巴列霍的诗作这般令人费解。诗人的绝望通过碎裂的语法结构和惹人憎恶的人物角色来展现。它是非理性的，拒绝臣服于正统诗体。这里有达里奥创作早期的帕尔纳斯派传统的痕迹（达里奥几乎影响了所有拉丁美洲人的创作），然而《黑人信使》最具现代主义特征之处，在于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般死气沉沉的战后图景（诗集的标题即已彰显）。正如T. S.艾略特在《荒原》中所描绘的，西方文明的核心似乎破灭了；艺术的责任是呈现这业已崩塌的世界，而不是用美丽的纱巾将其遮掩。《黑人信使》的头几行，已成为西班牙语文学中描绘忧郁基调的典范之笔：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我不知道缘由！
这些打击仿佛来自上帝的憎恨；仿佛在它们面前，
一切苦难经历的深水
都从灵魂里涌起……我不知道缘由！[23]
然而这几句中的悲恸既没扩散也不暧昧；每个读者都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影子：失去兄弟，抑或失去恋人的哀伤。巴列霍诗歌中的绝望之美，在于它的亲密、热情和强烈，蕴含着被上帝和所有无用的宗教仪式及祈祷背叛的痛苦。
《黑人信使》初步展现了巴列霍独树一帜的创作手法，而下一部作品《特里尔塞》（1922）则更加不同凡响，几乎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一位诗人曾经出版过风格相似的佳作。它成为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的发轫之作，西语现代诗歌创作的标杆。诗集名《特里尔塞》本身就表明了诗集中的诗作是完全的独创：这是个生造词，它究竟代表什么含义，评论界一直争执不下。作者仿佛在宣称：他不仅在创造诗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