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8]
同墨西哥一样，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南锥体国家[19]，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也似狂风般席卷文坛，尤其是在发达的大都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达里奥曾于1893年来到那里并蜚声遐迩。很多作家都是这位尼加拉瓜大诗人的追随者，但其中最成功的，要数阿根廷人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1874—1938）。他在阿根廷文坛独领风骚三十余年，后被任命为教育总督察，最终位至国家图书馆馆长。卢戈内斯拥有精湛高超的叙事技巧、精巧细腻的表达、广泛卓越的资源，在散文和小说两种体裁上均颇有建树。身为散文作家，他在演讲合集《行吟诗人》（1916）中将《马丁·菲耶罗》认定为展现阿根廷民族身份的史诗作品，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参政的经历使他逐渐成为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支持军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
因此卢戈内斯颇受时人诟病，但他的文学成就极高，后世重要作家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尊他为阿根廷文坛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他在拉丁美洲诗歌史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或许是恼于自己的政治选择，或许是经历了一段与一位年轻女性的不完满的恋爱关系，卢戈内斯在1938年服毒自尽。
卢戈内斯的第一本诗集《金色山峰》（1897）使他远离了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他进一步推进了达里奥及其追随者的某些创新手法。下一部作品《花园的黄昏》（1905）体现出他对帕尔纳斯派创作理念的完善和对连续意象的象征主义偏好；一些意象清新得令人称奇，如“墙上的吊衣钩上/是钉在十字架上的燕尾服”。下面这段节选自一首感人至深的诗作《单身汉》：
燕子，
穿过粉色的云朵，追逐
看不见的蝴蝶，
勾勒出谜一样的字母
像在书写离别。
我们能从中看到达里奥的影子（粉色的云朵、燕子和蝴蝶），但诗人笔锋一转，让燕子在天空书写，而书写的内容是离别——这太有新意了；这种转喻无疑超越了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修辞范式。这个意象的核心在于被追逐的蝴蝶是看不见的，这就使得燕子的飞行自由而随机，且饱含诗意（尤其是当它们书写时）；而“书写离别”则给全诗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郁。卢戈内斯的精致优雅可见一斑。
不过，卢戈内斯最著名的作品还要数《感伤的月历》（1909）。诗人不仅吸收了传统象征主义的精髓，还承袭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于勒·拉福格的风格，在作品中引入讽刺元素，这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跨入了先锋派或现代主义的阵营。
讽刺的意味在作品标题中就有所体现：卢戈内斯选取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常见意象（散发忧郁气息的月亮）和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常见意象（勾勒出美丽物体形状的银色光芒），并且将月亮仅仅描绘为记录时间的工具。这是一轮通晓潮汐和其他自然轮回现象的月亮，日复一日、毫无新意地升起和落下。“月历”在西班牙语中并不是一个优雅的词，甚至有点粗俗。卢戈内斯试图将日常用语引入诗作，这一创举并不符合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审美需求，直到先锋派盛行时期才大为流行。标题中加入“感伤”一词，平添了讽刺的意味，因为这无疑给一个普通的计时物件注入了过多的情感。“感伤”一词也使作品标题蒙上了某种媚俗的味道。卢戈内斯的智慧和幽默是普通读者不易察觉的，也是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诗歌集体缺失的。他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广为人知，并最终使他成为西班牙语诗坛的权威代表。
与卢戈内斯几乎同时代的另一位乌拉圭诗人胡里奥·埃雷拉·伊·赖西格（1875—1910）来自附近的蒙得维的亚，后者的命运轨迹与前者的截然不同。他一生不曾远行，所到最远之处就是普拉塔河对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尽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身边有一小群朋友和仰慕者，但在去世后他的名声才广为人知。他出生在一个显赫却败落的家庭，他在父母屋子的顶部建了一方塔楼，那里是他的书房和举办文学沙龙的地方；而在屋子之下，就是蒙得维的亚一所臭名昭著的妓院。这一奇妙的创作空间成为他最负盛名的诗集《斯芬克斯之塔》（1909）的标题来源。
埃雷拉·伊·赖西格自幼罹患心脏疾病，常年注射吗啡，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嗜书者。他疯狂地阅读朋友从巴黎捎来的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同时也学习拉丁和希腊文学，因此他对神话典故的运用（尽管有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印记）均取材于原始资料；而田园诗也均有据可考——在引言中有所提及。埃雷拉·伊·赖西格的诗集《石头朝圣者》于1910年在蒙得维的亚出版。之后1913年在巴黎出版的版本中加入了委内瑞拉作家卢菲诺·布兰科·丰博纳所作的精彩序言，这一版本在拉丁美洲广泛流传，并使埃雷拉·伊·赖西格蜚声拉丁美洲。
相较于卢戈内斯，埃雷拉·伊·赖西格将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向前更推进了一步；同时，他那富有多重隐喻的大胆创作预示了即将到来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此外，他通过怪诞荒谬的人物形象来展现自己的潜意识，并融入了诸多神秘主义元素。由于他需要注射药物，一些评论家将作品中病态的、可怖的写作风格归因于药物的影响，此举或许过于浅薄。即便如此，作品中那种无拘无束的特质将他与达里奥（甚至卢戈内斯）截然区分开来。随后登场的先锋派诗人在埃雷拉·伊·赖西格身上嗅出了同类的味道：他已早早到达先锋派作家想要到达的高处。
达里奥在埃雷拉·伊·赖西格的创作时期仍在积极写作，但此时，由他开启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早已抛下他远去。随后出现的一个杰出诗人群体由四名女性组成，其风格介于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之间，她们全都来自南美洲（其中三位来自南锥体国家）。女性崭露头角已非新事。古巴女作家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就是19世纪拉丁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现代主义女诗人阵营中，同样来自古巴的胡安娜·博莱罗（1877—1896）亦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女诗人的大放异彩从侧面印证了，随着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到来和达里奥的大受欢迎，诗歌这一体裁在拉丁美洲已牢牢生根。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意味着独立于西班牙文学的拉丁美洲文学开始在西方世界受到认可。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批女诗人为诗坛注入了新的角度和主题。爱与欲望开始以女性的视角得到阐释，出现不同的象征，受到不同的约束；同时，女诗人开始从全新的角度讨论死亡。外表的美及其衰败也成为诗歌的新主题之一。母亲身份与舐犊之爱同样进入诗歌题材，部分采用了摇篮曲的形式。对于男性特权的不满和抱怨情绪开始出现，给诗歌增添了某些政治意味，这是其时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的，也为20世纪20年代即将到来的新写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女诗人始终严肃、坚定地追寻着某些终极问题的答案。
达里奥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乌拉圭作家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会面，叹服于她迷人的气质、姣好的容貌，也为她的诗作深深着迷。他为她的《空杯》（1913）作序，并以确凿的口吻写道，自圣特蕾莎之后，西班牙语诗歌界再无第二人似德尔米拉这般，拥有强烈的语言。德尔米拉也为这个了不起的男人深深着迷，她本人亦是达里奥的忠实读者。她早熟且热情，诗中出现了当时最露骨的色情描写，这给她带来了一些不幸。在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诗人——除了哥伦比亚同性恋诗人波费里奥·巴尔瓦·雅各布（本名米格尔·安赫尔·奥索里奥，1880—1942）——敢于公开发表如此大胆的情色诗作。在德尔米拉出生和成长的蒙得维的亚，她的诗歌震惊了整个上流社会。
德尔米拉与埃雷拉·伊·赖西格及其创作圈相交甚笃，有机会同他们一起学习和模仿法国最前沿的文学作品。从象征主义作家身上，她学会了使用自由格律，自此她的诗作中充满了令人吃惊和愉悦的节奏，与诗歌主题美妙融合。诗句伴随着激情而生，激情不仅通过意象和修辞手段，还通过韵律来表达。阿古斯蒂尼的情色诗作绝不粗野，反而彰显出她对语言的精当拿捏。
但在她的一生中，她经历了混乱的情感关系：结婚仅一个月就与丈夫离婚，但随后又与前夫保持情人关系。在一次秘密会面中，她被前夫枪击身亡，后者随即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位乌拉圭诗人胡安娜·德·伊瓦若（本名胡安妮塔·费尔南德斯·莫拉雷斯，1895—1979）活了很长时间，一生广受赞誉，被誉为“美洲的胡安娜”。她的写作同样充满对欲望的探求，她对自己的肉体、美貌、悸动的渴望和青春的易逝了然于心。她的诗作展现出一种异教式的、令人愉悦的性爱观，不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罪恶观所牵绊，而且包括了泛神论所热烈讨论的自然。在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诗歌中她的作品独树一帜，为了自身或欢愉升华了人体之美。她对于肉体愉悦的探求延伸至死后的世界，她认为，死后的躯体依然拥有渴求，会再一次站立。因此，在一首诗中，她要求她的爱人将死后的她埋入一口浅浅的墓穴中，这样她的肉身可以感受生者的脉搏，并得到重生。和阿古斯蒂尼一样，在情色描写方面她毫不避讳：“现在就要我吧，趁还早/趁我手中还有新鲜的大丽花。”晚年的伊瓦若悲伤地凝视着自己苍老的躯体，称自己已经是一个“鬼影”，“在已经枯萎的花瓣中心”感受不到任何情绪。她的名望超越了南锥体，并持续了大半生（尽管晚年逐渐被遗忘）。但她的诗作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阿根廷女诗人阿方斯娜·斯托尔妮（1892—1938）对爱情饱含热望，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感到不安。她的早期创作展现了这些矛盾的情感，并最终将她引向自杀。早年间，她的创作大获成功，成为第一个闯进被男作家垄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