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7]
在马蒂的笔下，拉丁美洲被描摹得淋漓尽致；他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发展史和曾经陷入的政治陷阱了如指掌。他抨击最多的对象，是那群对贫苦大众（尤其是印第安族群）的困难视若无睹的统治精英，而这种社会风气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普遍存在。他同时对军国主义的抬头持警惕态度——军人统治阶级及其后代在古巴独立战争及其后大肆攫取权力。马蒂担忧十年战争时期的领袖会回归军国主义，其时他正试图组织这些人在古巴掀起新一轮独立战争。
实际上，当时军国主义已使这些人之间产生嫌隙，但它却贯穿了独立运动的始终。在马蒂对古巴未来的担忧中，军国主义是首要的危险因素——事实上，古巴独立后，军国主义依然是噩梦般的存在。尽管如此，马蒂对拉丁美洲的未来仍然抱有希望和信心，认为只要遵循自己的特色，依托新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古巴的美好未来指日可待。
马蒂以此构想为基础的、最脍炙人口的散文有一个贴切的标题——《我们的美洲》，它于1891年在墨西哥报刊上首次发表。这篇散文振聋发聩、鼓舞人心，呼吁拉丁美洲人民勇敢了解和治理拉丁美洲，同时驳斥了萨米恩托的亲欧言论，但认可其在《法昆多》中所支持和实践的对拉丁美洲现实的深入了解。马蒂所阐述的理念与卢梭的截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只有虚假学识与自然的交锋。蒙昧者本无过错，他们接受和尊重高级智慧，只要后者不以此来伤害他们。”
马蒂的民族主义请愿在拉丁美洲吸引了众多追随者——毫无疑问，他在战场英勇牺牲的事迹使他备受推崇，更为有志的革命者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他的言论在很多方面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是玻利瓦尔（甚至萨米恩托）曾经提出的构想的综合；乍看与罗多几年后提出的想法相悖，本质上却殊途同归。
罗多的作品《爱丽儿》（1900）是拉丁美洲散文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作品。“爱丽儿”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一个善良温顺的精灵的名字，她的塑像摆放在老教授普罗斯佩罗（同样是《暴风雨》中的人物）最后一日给学生授课的房间里，使房间增色不少。整部作品是对附着于美国物质和工业发展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机械论的批判——在刚刚于1898年结束的美西战争中，美国轻易战胜了昔日王者西班牙，这警醒了罗多。相较于帝国主义政策，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物质主义文化更令他忧心，该文化正受到整个拉丁美洲的崇拜和效仿。
与萨米恩托不同，罗多对美式生活持尖刻批判的态度。罗多的拉丁美洲主义与马蒂所秉持的也多有不同，他主张依托拉丁美洲特有的自然景观与人种结构，聚焦于欧式，尤其是拉丁（即源自罗马的）文化。在他的畅想中，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艺术性的、理想主义层面的、与美国日益膨胀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截然相反的文化。在罗多看来，这种文化更为高级，比来自北方的文化更值得被大力推广和效仿。实际上，拉丁美洲精神向来根植于其文化基因，被挫败、憎恨，甚至嫉妒等情绪所推动，罗多的倡导激起了极大的共鸣。
作品《爱丽儿》所展现的美国图景，是一幅歪曲变形的讽刺画。美国文化高度重视艺术的价值，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界的繁荣（如文豪惠特曼和爱伦·坡以及思想家爱默生），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只需想想19世纪末修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贯穿美国全境的城市火车站，它们将建筑之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仿若一座座现代教堂。但是罗多需要引用美国的例子来强调自己的观点。他坚定地站在反实证主义哲学一方，这是一场观念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论战。与马蒂不同，罗多并没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他居住的区域也不曾领略美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尽管如此，他的亲欧价值观在读者中大获成功。他的书在拉丁美洲极为畅销，各地甚至还成立了“爱丽儿俱乐部”来讨论和研究他的作品。罗多最为仰慕达里奥，他成了达里奥之后拉丁美洲最富声望的作家。
罗多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与马蒂不同，他冷静、节制，擅用韵律和修辞。罗多有时通过故事创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在《爱丽儿》中，为了描绘精灵的生活，他想象了一座精美的城堡，城堡中有一位与世隔绝的年迈国王。这是一则环环相扣的精美寓言，描述了老教授在虚构的教室中发表他的告别演说。文中不乏晦涩的修辞，它们被用于描绘观点被印入听者灵魂的过程，其中暗藏了一些暴力画面，如敲击硬币在其上印上人像。罗多的行文是纯文学的。在顽固却徒劳地追寻完美表达的过程中，概念和画面相互碰撞。教授普罗斯佩罗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自我冲突，这一冲突也体现在爱丽儿雕塑的重量与其象征意义（灵性和轻盈感）的矛盾之中。在这种深刻的架构之下，《爱丽儿》揭示了现代拉丁美洲作品的某种潜意识，也印证了玻利瓦尔所说的话：即使“在最特殊和复杂的情境下”，拉丁美洲人寻找答案和出路的脚步也永远不会停下。
第四章 诗的步履：从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到现代主义
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已步入尾声，此时拉丁美洲诗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摆脱达里奥的影子。从深层次上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达里奥为西班牙语诗歌创作创立了一个诗学的立场、一种表达和一种语言风格，并流传至今。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想尽办法从他的范式里走出来，但这绝非易事。得益于报纸和刊物的大量刊登和转载，达里奥的诗流传甚广，西班牙语诗歌，甚至流行歌曲，无不深受其影响。怀抱雄心的新时代诗人在追寻原创和新颖的道路上，需要找到全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先锋派运动（在英语世界中被称为“现代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诗学理念，它丢弃了传统的韵律结构，催生了现今我们依然在阅读的、更为繁复的诗歌创作形式。
达里奥——尤其在其诗歌创作后期（如《生命与希望之歌》）——试图将象征主义的创新手法引入西班牙语诗歌，只是这一构想在大西洋的两端都未能实现。这主要说明，诗歌不仅是浪漫主义所倡导的对个体情感的表达和对自然的反映，而且不局限于帕尔纳斯派[16]所主张的“精致语句的堆砌”，而是两者的结合。写诗是为了找寻“美”，这种美是诗歌语言的深层表达，讲求真实和对极致的追求。即便是19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最杰出的诗人（如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17]）也不曾达到这样的高度；而与达里奥同时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中，也只有马蒂、席尔瓦和卡萨尔偶尔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颓废的生活方式和对诗学的绝对虔诚，是这一追求的一个额外却重要的部分，颇具浪漫主义遗风。然而，全身心地探寻诗歌语言中真与美的终极融合，摒弃多愁善感的基调和口语的使用，这只能与同时代印象派油画运动相媲美。一批年轻的拉丁美洲诗人承袭了达里奥的衣钵，在大陆颇有名望，并和达里奥一样开始被西班牙承认——西班牙的诗歌界在达里奥去世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批诗人秉承了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是持续至今的现代诗歌实践的自发主张。象征主义发源于法国，主张打破法语中过于严格的韵律限制，最初强制使用亚历山大体，讲求规定的韵律和节奏模式。西班牙语（英语中早已摒弃传统韵律）诗歌的情况有所不同，出现了丰富多样的韵律和押韵方式。然而，从学院到因循守旧的民间，诗学语言逐渐固化，产生了大量的陈词滥调。达里奥的应对方式是运用一系列诗节、韵律和韵脚的组合，甚至独创韵律。
在韵律方面，象征主义诗人极力避免墨守成规。他们只遵循一条原则：诗人内心的情感体察。诗人根据自身情感的表达需要，判定诗歌的断行及每行长短；诗句末尾也无须押韵，至多只是谐韵。即便依然保有统一的韵脚，它们的存在也只是为了烘托母题，或出现在诗中随处可见的随性诗句的末尾以示分隔。这在法国作家魏尔伦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主张诗歌的音乐节奏是最重要的。另一位象征主义代表诗人是法国作家马拉美，以他为首的诗人群体认为，大千世界只是形象与符号的集合。至于象征的对象，最重要的是决定事物外部形象的深层机理。转瞬即逝的细微之处被用于表达自然、存在和自我最隐秘的法则。事物的表象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在对变化缘由无尽的探求中，主体似乎消解了。整个自然是一幅不断流动的画面，是永恒法则不确定的、隐秘的象征。
在更复杂的情形下，这个高度抽象化的世界也可以诠释诗人的情感（参照魏尔伦）或观点（参照马拉美）。这一创作思想，达里奥承袭自法国，而他的追随者承袭于他，也像他一样，直接从法国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达里奥为一切试图超越他的诗人和20世纪拉丁美洲诗歌的平衡奠定了基调。
阿玛多·内尔沃和恩里克·冈萨雷斯·马丁内斯这两位墨西哥作家是达里奥晚期及其后重要的诗人。内尔沃（1870—1919）生前深受读者的喜爱和敬重，至今作品仍广泛收录于各类拉丁美洲诗选，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项目亦是数不胜数。他信奉神秘主义，沉迷于上帝，痴迷东方宗教，也阅读尼采。内尔沃自称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所处的世界：“哭泣？为何？”一封给“那个面色苍白的苦行者”肯培斯的信为世人记诵。肯培斯的代表作《定格的爱人》最为人称颂，在诗中，诗人对已逝的爱人倾吐真心，绝望之余依然保有对生活的热情。内尔沃的诗作无关政治，惯以隐晦的笔调描摹情色主题。他的诗歌简洁平淡，摒弃了西语美洲现代主义惯用的“音乐化”
写法。他宣称，在心上人的启发下，“我的诗歌找到了一种只可意会的节奏”。内尔沃在诗作中体现出的平稳及悲凉、对上帝的寻求和通过爱而实现的自我满足，给他带来大批忠实读者，声名一度可与达里奥比肩。他是墨西哥第一位杰出的现代诗人。
墨西哥诗人恩里克·冈萨雷斯·马丁内斯（1871—1952）或许更为出色。他为人熟知的是一首反达里奥的诗作（虽然他的创作本意并非如此），其中最著名的诗句是：“扭断那长着骗人羽毛的天鹅的脖子。”众所周知，天鹅是达里奥诗歌的核心意象，它们美丽，而且脖子形似一枚弯弯的问号。这句诗，以及冈萨雷斯·马丁内斯对猫头鹰（理性和智慧的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