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5]
我们是人类种族中的一个小分支。我们有一个独立的世界，为大洋所包围；我们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几乎从零开始；在公民社会的运转中较为落后。我看着美洲的现状，就像看着刚刚解体的罗马帝国，每个新国度都依照自己的政治理念或遵循领导者、家族或集团的理念，开创新的政治制度。但有一点不同：那些从罗马帝国分离出来的国家，在旧有的制度上直接加入新时代的要求，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过去可以参考——我们既非印第安人，也非欧洲人，而是由土地合法拥有者和西班牙殖民者共同组成的中间民族。
玻利瓦尔点明的这种身份困扰，也成了多数拉丁美洲文学的新起点：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将欧洲人的积淀用于自身，如何平衡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欧洲的思维方式（前者由后者中挣脱，甚至与后者相冲突），以及如何将这些关注诉诸笔端。
“文明”（欧洲）与“野蛮”（美洲）的交锋，将成为这一时期拉丁美洲文学论战的核心。走在最前面的是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同玻利瓦尔一样，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新世界构建事业的热心参与者。而另一些作家，如何塞·马蒂和何塞·恩里克·罗多（1872—1917），将继续这场论战，并将其延伸至小说，甚至诗歌创作中（比如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选择用长篇叙事诗《女俘》进行阐释）。
如何更好地用文字展现拉丁美洲现实的独特性这一宏大问题，自此主导了拉丁美洲文学；文坛刮起一股现实主义风潮，这就需要作家对地理、文化和人口背景的描述尽量精准和翔实。科学研究笔记的丰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文学和艺术中现实主义修辞手法和创作技巧的日臻成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风俗主义将风靡拉丁美洲，正是因为该流派将描绘和展现民风及民俗（尤其是城市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视为第一要义。
风俗主义源于对普通人及自然方方面面的浪漫主义兴趣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结合，这一现实主义传统可追溯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风俗主义倾向于使用短小精辟的描述性文字，这一技巧也被称作“风俗油画”；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风俗主义的盛行。“风俗油画”这一别称阐明了风俗主义与油画的相似性，主张“以文字作画”。“风俗”即文化习俗，因此风俗主义关注传统习惯和民间活动，作品中常有对民间手艺和贸易活动的描写。这些风俗因具有地方特色而被大肆描摹；书中人物常常为农民、工人或居住在城市贫穷区域的普通人；而作者或目标读者群体则来自社会中上层，即中产阶层或更高阶层。
图4 西蒙·玻利瓦尔的青铜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风俗主义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形象很多彩（有时他们就是“有色人种”），他们的行为及活动的背景非常生动。风俗主义作家不仅将目光聚焦在人物的行动上，更着意描写人物的穿着打扮、劳作工具、家畜牲口，以及他们的世界中其他的特有物件。风俗主义就像是现实世界的翔实描摹画和原始民族志。
19世纪，尽管并非所有拉丁美洲作家都以风俗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这场文学运动的基本信条却主导了散文小说以及阐释新国家的社会和自然特征的文字创作。在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文体）中，散文小说与风俗主义速写很难区分。但实际上，这一文学手法有利有弊。很多19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中描写的成分过多，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20世纪；另有不少描述性作品中过多地加入了作者认为有趣的奇闻逸事。实际上，在这些冗赘描写的背后，蕴藏着拉丁美洲作家和玻利瓦尔同样的担忧：他们处在这样复杂而奇特的情形下，必须坚持向目标读者和他们自己解释这里发生的一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被誉为“拉丁美洲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癞皮鹦鹉》（1816）。墨西哥作家何塞·华金·费尔南德斯·德·利萨迪（1776—1827）写了不少小册子，同时创作了少量诗歌。他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找到了可以用来表现和讽刺墨西哥社会的工具。塞万提斯的作品和马特奥·阿莱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生平》都通过现实的镜头讲述了年轻、贫穷的主人公如何侍奉多位主人的苦难故事；由此，利萨迪能够在刻画主人公的同时，描绘一幅群像。《癞皮鹦鹉》以第一人称叙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道德景象和主人公受批判的生活；主人公品质恶劣，意志薄弱，易受到坏影响。小说中训诫性的语言随处可见，多有导人向善的教诲，对主人公的塑造反映出卢梭式的教导。这是一部遵循启蒙运动思想的作品，由此顺应了墨西哥独立的意识潮流——尽管作者本人并非启蒙运动的追随者。
在阿根廷，风俗主义获得了更大的成功。第一部风俗主义小说是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创作的《屠场》，这也是19世纪拉丁美洲最出色的小说作品之一。《屠场》创作于1838年前后，批判了独裁者胡安·马努埃尔·德·罗萨斯——可惜的是，作品并未在埃切维里亚生前出版。这部短篇小说结构紧凑，内容涉及广泛，讲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处屠场中一群恶棍（罗萨斯分子）残忍杀害一位反对派青年的经过。风俗主义元素体现在对屠场血腥恐怖的屠杀行为，以及暗杀团在整座城市的文化和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详细描述中。《屠场》以其出色的描绘文字，成为拉丁美洲政治隐喻作品中的经典。全书最具冲击力的画面，是反对派青年被屠宰的场景：作者模仿屠场屠宰牲口的场面，营造出一种仿若远古祭祀的宗教仪式氛围。屠宰似乎激发了人类的原始兽性，作者借此讽喻了在罗萨斯及其爪牙统治下的阿根廷。
在罗萨斯的独裁统治下，阿根廷另一位重要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写就了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胡安·法昆多·基罗加：文明还是野蛮》（1845）。这部作品深入讨论了“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这对矛盾最先由玻利瓦尔提出，是拉丁美洲文化的核心。这部作品常被称为《法昆多》，涵盖了多种文体形式，以反对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战斗檄文开篇。写作时，作者萨米恩托正流亡智利。他意图创作一本关于法昆多·基罗加的传记：这位封建军阀以异常残忍野蛮的手段，一路从一个高乔平民爬到了里奥哈省统治者的高位。萨米恩托意欲借此彰显罗萨斯独裁统治的根源在于潘帕斯草原的野蛮状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构建完全以欧洲大都会为模板，潘帕斯草原的野蛮状态不可避免地受到首都城市文明的约束。通过研究法昆多的人物形象，可以发现这一阿根廷人物自潘帕斯草原生活沿袭的野蛮本性，这是萨米恩托作品的核心，也是作品中所运用的方法。
尽管早年通过阅读欧洲文学奠定了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萨米恩托依然富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法昆多》极富柔情又广泛而细致地描摹了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和乡村的景观，聚焦于高乔人方方面面的文化风俗：从对马匹和骑术的热爱，到对困难和痛苦的隐忍和冷漠；从百折不挠的勇气，到使用套索和刀枪的娴熟技艺；从对广袤大陆细致入微的了解和在荒漠地区熟辨方向的惊人本领，到行吟诗人的艺术倾向。萨米恩托选择通过一个个高乔人来分别展现这些特征，详细阐述，并在行文中穿插引人入胜的故事。
书中描写了令人难忘的拓荒者、行吟诗人、地情向导（能从潘帕斯草原的一草一木中判别方向）、探路者（能够追踪逃亡的人或马、牛等牲口，从最细微的线索中捕获信息），以及那些在草原上培养了一种荒野生存的本能、足以应对随时到来的变数的人。这是萨米恩托试图通过迷人且繁复的细节来描绘的终极主题：一个从潘帕斯草原生长起来，并怡然自得的高乔人的社会。换句话说，萨米恩托热爱他理应鄙夷的东西：野蛮主义。
图5 高乔人的聚会，1890—1923年前后
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成为《法昆多》讨论的核心，也是它如此迷人的原因之一。小说的另一个亮点是对主人公的人物塑造和刻画。萨米恩托借诸多逸事来展现法昆多的残暴，但最后，这位考迪罗成了一个悲剧的象征——不仅因为他被大独裁者罗萨斯背叛并杀害，而且因为他明知自己将在雅科峡谷被伏击，却不愿取消行程或更改出行的路线。和所有的悲剧人物一样，法昆多选择毅然决然地迎接他的命运。自此，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撑起了整部作品。萨米恩托通过展现普通高乔人的智慧、技能、勇气以及倾尽一生向文明社会靠拢的努力，把对他们生活的描写提升到文学的高度。与玻利瓦尔不同，萨米恩托对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并未给出非黑即白的结论：他只负责陈述问题，展现阿根廷（乃至拉丁美洲）发展的辩证过程。这部小说一出版便引发了社会热议，成为文学史上一部无法绕开的作品，就连最尖刻的评论家也被其扣人心弦的情节铺陈所吸引。
同玻利瓦尔一样，萨米恩托致力于社会的发展。他是一名教育家（与贝略相仿），大力推进了阿根廷的公共教育，并位至阿根廷总统。此外，他与另一位阿根廷知识分子、诗人、军官、贺拉斯与但丁的译者巴托洛梅·米特雷（1821—1906，也曾任阿根廷总统）共同奠定了拉丁美洲的建国传统，并影响至今。由此，萨米恩托致力于将阿根廷建立为一个欧洲化的国家，以此为目标来实施政策，但他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政策使他在历史上毁誉参半。无论如何，对抗印第安民族、努力使阿根廷现代化的主张，早已超越了萨米恩托本人；无论我们现在怎么看，它们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阿根廷。
我们无法简单地将萨米恩托视为一个亲文明（欧洲人、白人）、贬野蛮（非欧洲人、“有色人种”）的作家；实际上，在阿根廷的“欧化”扮相下，萨米恩托依然对高乔文化的内核充满自豪。在加勒比地区，萨米恩托所面临的情形有所不同，高乔人和印第安人变成了非洲奴隶及其后代，在建国进程中他们制造了冲突。不同地区的历史差异非常明显：非洲奴隶并不像印第安人或高乔人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由于蔗糖业的发展，奴隶在加勒比地区数量庞大；此外，加勒比地区当时仍处在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统治下，并未获得独立。
尽管如此，情形仍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将文化完全不同的民族融入基于西方思想而建立的公民社会中。非洲奴隶背井离乡，被以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带到这片新土地上，而且种族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