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4]
达里奥的诗歌创作生涯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美学的达里奥”；而在第二阶段，达里奥转向了自己的反面，作品多注重反思，学界称之为“深刻的达里奥”。据达里奥的早期读者群考证，两个阶段的关键转折点在其1905年的作品《生命与希望之歌》的开篇：“我是这样的诗人：刚刚写过……”《生命与希望之歌》中自我批判的立场，使得“两个达里奥”初现雏形：一个醉心于空洞辞藻的堆砌，另一个为个人的、诗歌的、政治的焦虑感所包围。实际上，“两个达里奥”殊途同归，乃是以不同的创作手法表达同样的情感。一个崭新的达里奥出现在其晚期的诗作中，诗歌中的政治意味更加浓厚，彰显出他认为自己拥有为西班牙语世界发声的文坛声望。
1898年，美西战争打响，达里奥和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诗歌理念开始相互靠近。古巴、波多黎各等国相继从没落的西班牙帝国中获得独立，包括达里奥在内的拉丁美洲人为之欢欣鼓舞，但同时也敏锐地为美国这一新兴大国的崛起感到焦灼。在达里奥和现代主义者看来，西班牙语世界在美国的扩张之下竟毫无还手之力，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而且体现在文化上。承袭自罗马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国家，竟不敌年轻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与新教力量构成的殖民势力；与前者的文化完全不同，后者讲求实用主义，注重物质发展。达里奥在一首激昂的颂歌《致罗斯福》中，代表仍然向耶稣祈祷的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表达出了这些忧虑。“仍然”一词表达出诗人对拉丁美洲未来的担忧。诗中，达里奥将美国称作“未来的侵略者”，实际上在那段时间，美国已多次入侵墨西哥。
另一个在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三年后演变为美西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诗人是何塞·马蒂（1853—1895）。他出生于哈瓦那，父母都是西班牙人，早年就感受到了祖国独立事业的召唤。十几岁的年纪，他就因从事地下活动被强制劳动，随后被流放至西班牙。在那里，他继续坚持独立斗争，开始创作诗歌，并获得了法学学位。何塞·马蒂不仅是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的爱国者和革命家，而且是多产的记者、演说家和诗人，他不断在拉丁美洲各国游历、发表演说和创作文字，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拉丁美洲。他定居纽约，组织安顿了许多来自古巴的流亡者和1868至1878年间独立战争失败后退伍的老兵。1895年早春，他成功地在古巴东部安插了一支武装党派力量。5月19日，在多什里奥斯发生的一场小规模武装冲突中，他被多发子弹击中。何塞·马蒂像拜伦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为事业而献身，因此成为拉丁美洲革命者，尤其是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典范。他去世时年仅42岁，却留下大量传世佳作，以演说、散文、新闻报道（部分为英文）、编年史和诗歌为主。
由于全身心投入政治运动，英年早逝的何塞·马蒂生前只出版了两本较薄的诗集——《伊斯马埃利约》（1882）和《纯朴的诗篇》（1891），但这两部作品足以使他蜚声诗坛：纽约和整个拉丁美洲的期刊都曾登载。《伊斯马埃利约》是一部充满柔情的诗集，讲述了马蒂分居的妻子带着儿子重返古巴的故事，包含了一些展现诗人情感与渴望的佳作。而《纯朴的诗篇》由貌似简朴的四行诗写就，读来颇有西班牙传统谣曲的遗风，成为马蒂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品。在其身后出版的两部作品集中，《自由的诗篇》更为大胆成熟，其中一些诗歌（如《大城之爱》）读来竟有20世纪先锋派之风。在纽约，马蒂接触到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他用英文阅读爱伦·坡和惠特曼（并将他们写进自己的作品中）的作品，认为他们摆脱了西班牙语和法语诗诗体及修辞学的束缚。《自由的诗篇》直至1913年才于古巴出版，与《伊斯马埃利约》和《纯朴的诗篇》共同结集，发行量也许有限。
以鲁文·达里奥、何塞·马蒂为代表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培育了大量诗人。他们多数渴望成为下一个达里奥，其中不乏颇具独创精神、实力足以与主流大师比肩的作家；并且，各国都出现了本国的现代主义大师。另一位古巴作家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令人赞叹的诗歌和散文。他积极效法法国“被放逐的诗人”（尤其是波德莱尔），文风与达里奥的相比更加颓废。他渴望去往巴黎，但最终只走到了马德里。他的《雪》（1892）和《半身像与诗韵》（1893）包含了极富美感的诗作，令人联想到寒冷环境下的油画和雕像，与古巴的气候形成强烈反差，仿佛存在于独立的氛围中。卡萨尔的诗基调阴郁，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宛如一座“癫狂的冰川之国”。
与马蒂和卡萨尔一样，哥伦比亚诗人何塞·亚松森·席尔瓦（1865—1896）同样英年早逝。他是爱伦·坡的追随者，独辟蹊径地尝试用自由体和非传统的格律写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夜曲》充满了黑色的忧愁，诗句长短交错，韵律自由，读来有一种快快慢慢、呜呜咽咽之感。席尔瓦擅于使用留白的技巧，营造出一种使人想起音乐的忧郁美感。尽管留世作品不多，但席尔瓦足以被列入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代表诗人的阵营。
贝略的现代性在于他有意奠定全新的写作传统，开启美洲诗歌语言，甚至美洲西语创作的新范式：这种写作范式根植于历史，却反映和表达了全新的现实主张。尽管依然与新古典主义紧密相连，他以体例各异、野心勃勃的诗歌创作，记述了知识和政治发展的全新进程。
以达里奥为代表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创作，是19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科学和工业发展新现实下的产物，此时贝略所歌颂的农业主导下的自然已被全新的、影响力深远的科技所开发，殖民时期拉丁美洲的传统和习俗正不断受到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风暴的冲击。美西战争的结果标志了这一转变。达里奥及其众多追随者试图在诗中以美的创造和思考以及唯心论来反对利润导向、实用主义和必然性。《灾难》收录于1905年出版的《生命与希望之歌》中，达里奥在其中针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极端自信与商业和政治中的一意孤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活着，时刻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这段颇具20世纪风格的言论，既降低了现代性的确定性，也推开了通往现代性的大门。
第三章 19世纪的散文：揭开拉丁美洲的神秘面纱
在总督区，尽管诗歌较为盛行，记录了发现和征服的纪事文学仍然以其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主导着殖民地文学的全貌。然而纵观19世纪，在拉丁美洲启蒙运动中独占鳌头的文学体裁还要数描写和分析性的散文，即使它会以短篇或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比起诗歌，散文更易描述政治发展，而整个19世纪正是拉丁美洲各国纷纷寻求独立的时期。政治书写正是一项重要的尝试，其中包括关于创立新制度的论战、书信，甚至是宪法的起草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这种书写对新大陆后来的文学创作走向影响颇深。
影响拉丁美洲文学的另一种创作模式，得益于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犯罪学，尤其是人类学。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常常参考了许多欧洲科学旅行者的著作，他们往来于拉丁美洲，用大量篇幅对拉丁美洲的动植物、地理环境和人口结构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其中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他对新国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世纪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很难用一般意义上的方法加以区分，政治宣言、社会学小册子、人类学研究、公共演讲、随笔、报刊纪事和社会速写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叙事文学（甚至小说）是特定时期历史的缩影，这同时也促使作家回归对本源的探索：我们栖居的世界，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在殖民地纪事文学中，人们普遍将地理大发现视作基督诞生后西方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持相似观点，他认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罗马人地位相当。这一观点为印加作家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所效仿，在其著作《王家评述》中他提到，库斯科和墨西哥城与罗马是如此相像，它们是伟大文明的中心，与欧洲的差别仅仅在于基督教的缺位。到了19世纪，科学家已经通过化石的发现和研究证明，时间可以无限追溯至宇宙起源，这使得历史有了更久远的过去。在各国纷纷独立、打开全新政治格局的背景下，美洲的历史须得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书写。
贝略的学生之一，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委内瑞拉人，1783—1830）站在构想美洲国家未来的高度，率先进行了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他发表了著名信件《牙买加来信》（1815）。其时，这位解放者在圣玛尔塔围城行动遭到反对后被迫前往牙买加避难，在那里，他向“岛国的绅士”（很可能即英国统治者）写就了这篇长信，采用了传统的正式书信的形式。这种巧妙的形式使得他仿佛在与一位有修养的收信人“对话”，他从根本上论述了拉丁美洲的现状与未来。他说明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正确性，声讨了君主制、联邦制和所谓民主，表明了关于建立一个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计划，其中包括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他想要建立一个大国，并定都巴拿马地峡；鉴于地峡优越的地理位置（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他甚至遥想了其最终成为世界中心的可能性。
玻利瓦尔提到的一系列内容，展现出一种与贝略类似的、新古典主义教育和浪漫主义倾向的融合。他提到或引用拉斯卡萨斯神父、亚历山大·冯·洪堡、卢梭、孟德斯鸠和圣比埃[10]，对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各种国家形式都有思考。然而，玻利瓦尔同时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