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3]
所有的出版作品中，最杰出的要数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安·玛利亚·古铁雷斯（1809—1878）的文集《诗意美洲》，作者与埃切维里亚同属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圈。作品最初发表于作者的流亡地智利的瓦尔帕莱索。《诗意美洲》开篇以贝略的《致诗神》作为解释性引言，彰显了古铁雷斯试图为美洲诗歌建立传统的宏伟雄心。这股浪漫主义潮流在拉丁美洲还感染了多位文坛巨匠，并催生出世纪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作：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高乔[6]文学史诗《马丁·菲耶罗》。
在众多浪漫主义作家中，古巴诗人赫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1814—1873）可谓拉丁美洲继17世纪墨西哥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后最杰出的女诗人。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出生于太子港（今卡马圭省）省会，母亲为古巴人，父亲为西班牙人。她22岁离开古巴，创作高峰期基本都在西班牙。她创作诗歌、小说，剧作也小有名气。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的个人感情经历颇为丰富，有过两段婚姻、一个非婚生女儿，以及若干情人。或许是由于青年时大量阅读西班牙新古典主义诗作，她的写作风格浪漫而克制。她在西班牙文坛颇有名望，西班牙文坛已将她纳入“西班牙作家”之列，但因身为女性，未能获准进入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
她的诗作颇有学院派风格，格律不一，笔法精湛。她于1859年回到古巴，受到知识界和文化圈的热烈欢迎。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一直将自己视为古巴人，对祖国怀有强烈的热爱，这种热爱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体现在她于22岁登上驶离古巴的海船时写下的一首十四行诗《在我远行时》（1836）中。她还为埃雷迪亚写过一篇动人的挽歌，表达了古巴对于失去一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悲恸之情。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身为西班牙军官的女儿，也嫁给了一名军人，但仍然坚定地支持古巴独立，她还写过一首庄严的十四行诗以歌颂乔治·华盛顿，赞美他是一位伟大的国家解放者。她于1864年再次回到西班牙。
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的诗作展现出一种与19世纪中叶盛行的浪漫主义不同的、精致细腻的创作风格。她的诗作《献给他》描述了一段单向的恋爱，男方始终没有付出真心，最终选择了分手。尽管对男方有着深深的迷恋，当不得不分开时，她更多表现出了失望而非绝望。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并非情欲诗人，但确实创作过不少热情洋溢的爱情诗。在《致诗歌》中，她以自己的创作观类比上帝的创世指南，主张通过诗歌向自然赋予美和意义。她的艺术理念倾向于倚重诗歌的力量，与宗教主义或浪漫主义相比，更多地带有新柏拉图主义、泛神论思想的味道，更加世俗化。作者借诗歌歌颂抽象意义的上帝，其动人之处相较于诗中的热情更多地在于对美的描摹。可以说，在19世纪沉闷的西班牙文学圈，戈麦斯·德·阿韦亚内达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马丁·菲耶罗》（1872）在19世纪诗歌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拥有史诗般的分量，而且因为它终于达到了19世纪诗人都在追寻却鲜有人触及的目标：拥有了真正广泛的读者群，成功融入了国家传奇。这首诗拥有一本书的体量，在阿根廷全境狂销十万余本（即使在最偏僻的乡村书店，而这首诗的背景就是乡村，主人公也在乡村游历）。埃尔南德斯把高乔人写活了，这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着实不易：作者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高乔人的语言；同时由于从小在各省份耳濡目染，他可以流畅地将行吟诗人巴雅多尔[7]创作的吟诵英勇事迹的民歌融入诗中。埃尔南德斯善于倾听高乔人颇具古风的谈话，诗中很多带有乡土气息的语言源自游牧民族的牛马文化。高乔人是实打实的“马背上”的民族，与美国牛仔类似，但他们更加游牧化，大多居无定所。实际上，他们极为热爱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这也构成了埃尔南德斯诗作的核心及其浪漫主义的本源。
“马丁·菲耶罗”的得名绝非偶成：“马丁”源自战神玛尔斯，而“菲耶罗”在古西班牙语中意为“铁”。主人公马丁·菲耶罗性格坚忍，同时情感丰富：他的吟唱像是“一只孤独的小鸟舔舐自己的羽翼”。这首诗警句频出，对土地的爱与恨以及高乔人的日常生活都通过大众化的诗节来表现，使用富含乡村风格的转义比喻和民间词语，但绝不过度渲染感情、深表歉疚或居高说教。菲耶罗的不幸遭遇源自政府：他被强征去与仍控制着阿根廷大片领土的印第安人作战，这使得他在离开后失去了自己的房子、妻子和孩子。他做了逃兵，由于在一场争吵中杀死了一个黑人，又成了一名逃犯。自此，他成了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意义上的法外之徒，而国家原本是希望他成为一名士兵的。
埃尔南德斯笔下这位心怀愤恨的主人公，象征了一个国家传奇想要展现出的阿根廷人的主要特质：独立、英勇和坚忍。埃尔南德斯不仅写就了一部阿根廷国家传奇，为后世文学树立了榜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创作便深受这部作品的影响），而且创造了拉丁美洲第一个文学神话，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朽之作。在《马丁·菲耶罗》的续篇《马丁·菲耶罗归来》（1879）中，埃尔南德斯让主人公重返家园，以一种劝导者的姿态，投身到国家的构建中。浪漫主义孕育出中世纪欧洲国家早期一座座语言和文学的丰碑（如《熙德之歌》、《罗兰之歌》），而埃尔南德斯则赋予了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文学一部属于自己的现代史诗。这部巨著的出版恰好处在拉丁美洲文学即将孕育出第一场文学运动（即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运动）之际，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大门随之缓缓开启。
鲁文·达里奥（1867—1916）的《蓝……》于1888年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发表，是后世公认的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发端之作。达里奥出生于尼加拉瓜的马塔加尔帕，本名菲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他拥有西班牙、印第安和非洲血统，后沿用父系的名字，改名为更加简短上口、为后来读者所熟知的“鲁文·达里奥”。他在尼加拉瓜的雷昂市长大，这座城市在政治和文化上都相当活跃。达里奥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对法国诗歌颇为着迷。他大量阅读，对西班牙诗歌几乎所有类型的格律和韵脚如数家珍。他或可被称为“西班牙语诗界的莫扎特”：在一生的创作中，他使用过37种不同的格律和136种诗节形式，其中不乏他的诸多独创。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作后，他搬往智利寻求更好的创作机会。
图3 《马丁·菲耶罗》续篇《马丁·菲耶罗归来》的扉页。此为阿根廷作家何塞·埃尔南德斯于1879年出版的一部关于高乔人的史诗级畅销作品
达里奥的诗歌在西班牙语世界流传极广，这首先得益于宗主国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统一的文化和语言，其次要感谢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切取代了帝国官僚体制强制推行的秩序。19世纪，蒸汽动力与印刷机的结合使古腾堡的活版印刷术得到大规模应用，大批量印刷第一次成为了现实。蒸汽船载着书籍和作家远渡重洋，使得任何一场文学运动的影响力能够即刻广泛辐射。这些蒸汽船使得19世纪50年代拉丁美洲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巴黎的聚会成为现实。大西洋下的海底电缆向全世界的报纸传递着要闻。住在纽约或巴黎的诗人能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报》或智利圣地亚哥的《信使报》上刊登作品。由此，达里奥的声名随着他的世界之旅迅速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他成为了第一位西班牙语文学名人，他的影响不仅波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而且传到了西班牙，达里奥本人也在西班牙生活了数年。作为一名高产作家，达里奥有着独特的个人魅力；而他对奢华颓废的生活的向往，以及与政客（其中不乏一些小独裁者）的相交甚笃，又多少令他的仰慕者失望不已。
《蓝……》是一本仅有134页的小册子，最初只在地下印刷，而后一举成为横跨大西洋两端的西班牙语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作品最初收到的评价不高，甚至受到攻击：西班牙大思想家和诗人米盖尔·德·乌纳穆诺[8]讽刺作者的印第安出身，称“从达里奥的帽子里探出一根羽毛”；而西班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评论家和学者马塞利诺·梅嫩德斯·伊·佩拉约则选择在19世纪80年代达里奥和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运动崭露头角之时，停止编纂手中的拉丁美洲诗歌史（第一部出版于1893年）。尽管如此，这位勇敢的尼加拉瓜诗人毅然决定将作品寄给西班牙最权威的作家和评论家胡安·巴莱拉[9]。巴莱拉利用身为作家、评论家及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成员的影响力，亲笔给达里奥回了两封信（后被作为前言收入后来版本的《蓝……》中），为其写作生涯鼓劲助力。尽管对达里奥喜爱法国诗人颇有微词，巴莱拉依然肯定了他的创作天分，并预言了他的光明前程。
《蓝……》将诗作与散文（短篇故事）巧妙结合，精心雕琢出一个神话般的永恒世界，仙女、公主和艺术家在这里追寻美学理想，对美的憧憬将失落的统一与和谐还给世界。这是艺术的最高使命，达里奥对此怀有宗教般虔诚的热情。《蓝……》中的艺术家的诉求频频被一群愚钝无知、缺乏品位的贵族挫败。达里奥的作品里常常出现一道理想与现实间的鸿沟，略带忧伤的氛围构成作品的底色。达里奥的诗作与散文用词考究，语言精致、新颖，将精妙的诗作提升至一种不可思议的完美境界。但在完美之外，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种憧憬、思忖，甚至自我怀疑。这也是为什么达里奥选用“天鹅”这一意象作为其美学象征的原因：它们的造型和白色的羽毛彰显了艺术的纯洁，弯曲的颈项好似一枚愁闷的问号。达里奥大量借鉴了古典神话和前哥伦布时期的神话，整个西方历史与文化流淌在他的笔端。
创作期间，达里奥逐渐摆脱了西班牙式浪漫主义（乃至一切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它往往多愁善感、辞藻华丽却陈腐老套，以情感压制美的传达。西语美洲现代主义试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