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7]
尽管在《我们的土地》（1975）出版之前，富恩特斯还出版了《换皮》（1967）、《神圣的地区》（1967）和《生日》（1969），但这些都不及《我们的土地》这般野心宏大——不仅于20世纪70年代，于富恩特斯的整个写作生涯也是一部鸿篇巨制。作品通过三个主要文学形象（堂吉诃德、唐璜和塞莱斯蒂娜）来探究西班牙文化。在某种层面上，富恩特斯遵循了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思维方法，通过文化中的故事来研究文化。书中还有其他一些传奇人物：如费利佩二世、叛徒安东尼奥·佩雷斯、流浪汉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甚至还有贡戈拉《孤独》中遭遇海难的无名者。《我们的土地》试图将社会生活的一切囊括其中。在这里，塞万提斯是一位编年史家，并逐渐变成卡洛斯·富恩特斯；费利佩二世则变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所有历史上留下重要痕迹的人物，都会在未来重现。他们都通过“自己”的话语发声。作品末尾，拉丁美洲当代小说中的人物也出现了。
富恩特斯作品的思想基础，来源于亚美利哥·卡斯特罗关于“西班牙文化分裂”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三种不同宗教之间长期摩擦而产生的社会分层，西班牙文化产生了自我冲突。天主教双王[42]在统一西班牙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他们在格拉纳达击溃了摩尔人，并驱逐了犹太人。正在此时，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新大陆发生的一切只会是旧大陆的历史重演；在那里，一切旧有的缺陷和纷争都将卷土重来。
巴尔加斯·略萨是“文学爆炸”中最年轻的一员主将。他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乡村长大，幼时的成长经历在他后来的多部重要小说中有所呈现。年轻时，他搬去利马居住，师从历史学家劳尔·波拉斯·巴雷内切亚，并开始了记者生涯。很快，他就展示出短篇小说创作的天赋，并获得了一个文学奖项。这段经历使他有机会来到巴黎，这里的文艺气息和艺术氛围令他痴迷。时值20世纪50年代，萨特和加缪受到追捧。1962年，巴尔加斯·略萨刚满22岁，凭借首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一举获得著名的塞依斯·巴拉尔文学奖。小说的背景是利马的一所军校，小说描述了军校士官生之间残暴的争吵、对弱小者的霸凌和军校中腐败的当权者。有评论家指出，小说批评了秘鲁军事独裁当局，而巴尔加斯·略萨也因此避居欧洲，只在后来访问了革命热情高涨的古巴。
1965年，他出版了一部更加大胆和更具野心的小说《绿房子》：书名得名于一所妓院，小说中的场景多设置于此。鲍妮法西娅最初是要当修女的，后被诱骗成为绿房子里的头牌塞尔瓦蒂卡。1967年，这部小说获得委内瑞拉第一届罗慕洛·加列戈斯文学奖（该奖日后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文学奖项，得奖者还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不仅得以在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创办的著名文学刊物《新世界》上刊登文章，后者还亲自撰文赞颂。其时，巴尔加斯·略萨是“文学爆炸”中风头最劲的一位作家。几乎与此同时，他与许多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起，与卡斯特罗政府决裂。后来，他一直坚定地对卡斯特罗政府进行批评。
图6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获成功之后，巴尔加斯·略萨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2000年出版的《公羊的节日》讲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希略的故事。但这仍只是他众多成功作品中的一部。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一个流畅和独特的叙述者，沿袭了巴尔扎克和佩雷斯·加尔多斯的创作风格。他出版的小说种类之多，令人咋舌：滑稽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中有一位肥皂剧作家将他正在创作的几个故事的情节相混合；《世界末日之战》（1981）描述了在19世纪的巴西，一帮宗教狂热分子试图在卡奴杜斯建立一座城市，而巴西政府下令派兵围剿的故事——故事雏形源自巴西经典文学作品《腹地》（作者尤克里德斯·德·库尼亚，出版于1902年）。《世界末日之战》可称得上是巴尔加斯·略萨的代表作，读来如一部交响乐；德·库尼亚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出现，深入探讨了他最为关切的暴力、英雄主义和犯罪。2010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文学爆炸”中，还有一位较为低调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1924—1996）。他曾求学于普林斯顿大学，执教于艾奥瓦大学写作中心。他的英语非常流利，精通美国小说。实际上，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以英语写就的。多诺索最著名的小说有《加冕礼》（1957）、《没有界限的地方》（1967）和《淫秽的夜鸟》（1970）。他还撰写了一部关于“文学爆炸”史的回忆录《“文学爆炸”亲历记》（1977）。《加冕礼》的发表时间早于“文学爆炸”，是一部詹姆斯式的小说，用怪诞的笔触描述了智利的资产阶级，其时多诺索的风格已初见端倪。
《没有界限的地方》的背景是一所妓院。小说讲述了一位有钱有权的同性恋者使一个妓女怀孕的故事。《淫秽的夜鸟》是多诺索所有作品中最具实验性、最复杂、最令人困惑的一部，主题触及疯癫和身份的缺失。这部巨作可谓多诺索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作家称自己写作时甚至要丧失了理智。关于imbunche[43]的印第安神话完美诠释了书中虚构的世界，这个怪物在小说中出现，小说中的受害者身上所有的孔都被缝上，被变成一个怪物。多诺索的叙事也同样具有密封和独立性，像一个令人目眩的微观世界。在创建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真空叙事环境时，作家展现了高超的写作天赋。他大半生都流亡墨西哥、美国和西班牙，对皮诺切特政府持批判态度，直到最后才返回祖国智利。
古巴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1910—1976）或许与“文学爆炸”的关联要弱一些。尽管莱萨马是一位博学的诗人，但他可能是这群作家中最根植于本土的一位——和其他“文学爆炸”作家相比，他不曾周游世界，除西班牙语外不懂其他语言。尽管如此，他的小说《天堂》（1966）出版后，非议纷至沓来，还有震惊和崇拜。非议由小说中关于同性恋行为的详尽描述所引发，加上作者本人对卡斯特罗政府持中立态度，这部小说出版后一半的印量被当局没收。对这部作品的惊喜和赞许，正是来自作品对同性关系的直白描摹，以及作品本身令人震撼的独创性。科塔萨尔曾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直抒自己的钦佩之情。
《天堂》是一部冗长的成长小说，令人联想起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但更为丰满；在对哈瓦那的细节描摹和语言使用方面更贴近《尤利西斯》。莱萨马的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一样缜密，引经据典，不顾语法，喜用修辞。《天堂》是一部深刻的作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结构，对人性中最深层次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由于莱萨马不喜旅行，卡斯特罗政府又禁止他出境，同时作品本身并不通俗易懂（不能被简单归于传统的现代主义），《天堂》并没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或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那样广为流传。即使如此，这批作家非常清楚，尽管这位文学大师一直待在故乡哈瓦那，却可能比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更为优秀。
另一个“文学爆炸”中的“异类”是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1929—2005），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颇具实验性和滑稽性的小说《三只忧伤的老虎》（1966）。他早年支持卡斯特罗政府，后期站在了它的反面。小说颇得乔伊斯真传，大量运用独白、哈瓦那土语和人物之间拖沓的长篇讨论；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古巴首都，描绘了影视和娱乐圈中的红男绿女。同时，小说还显露出科塔萨尔《跳房子》式的风格。
整部小说就是一部社会通俗剧；大部分人物来自乡下，生活拮据，这些穆拉托人或黑人游走在绝望和失败的边缘，想要变得世故和有才华。其中一个人物巴斯特罗菲登在故事开始前就已经死去，他拥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文字能力；其他人拥有他录制的磁带，他在磁带中戏仿古巴知名作家，听上去他们仿佛在讲述托洛斯基之死一般。这些戏仿的文字游戏非常精妙；实际上，穿插全书的文字游戏都令人拍案叫绝。不仅如此，小说开篇时夜总会主持人介绍了稍后会出现的一些人物，因此整部小说也可以被看成是一场夜总会大戏，而世界就是舞台。卡夫雷拉·因方特是在《新世界》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年轻作家之一，他侨居伦敦多年，并于伦敦去世，因为国家政局的动荡，他只能在流亡中度过余生。
“爆炸后”一代中的领袖作家，是来自古巴的塞沃罗·萨杜伊（1937—1993）和来自阿根廷的曼努埃尔·普伊格（1932—
1980）。与卡夫雷拉·因方特一样，两人也都在《新世界》刊物上发表文章。萨杜伊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实验性，从许多方面来说，很多作品可以视作对“文学爆炸”小说家作品的戏仿。20世纪60年代起，他是最先逃离卡斯特罗政府的作家之一。在巴黎，他加入了著名的语言文学理论团体“太凯尔”[44]，该团体有自己的期刊，聚集了大量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萨杜伊是拉丁美洲唯一真正投身“太凯尔”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