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6]
在哈瓦那文化发展的同时，乌拉圭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巴黎创办了一本全新的文学刊物《新世界》，聚集了一个即将奔赴哈瓦那或已放弃前往哈瓦那的作家群体。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埃内斯托·萨巴托、奥克塔维奥·帕斯、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萨杜伊、曼努埃尔·普伊格（一颗冉冉升起的阿根廷文坛之星）等作家纷纷在《新世界》上发表作品。这本刊物兼收并蓄，文学品质极高，更不用提它的发刊地巴黎就是“新小说”运动的重要基地。《新世界》刊物还发表了帕斯的诗作，另有乌拉圭作家胡安娜·德·伊瓦若、墨西哥作家霍梅罗·阿里德吉斯、委内瑞拉作家吉列尔莫·苏克雷和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的作品。
与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同时发展的，还有一个杰出的诗人群体。在冷战的对立情绪和对《新世界》大获成功的嫉妒心理下，古巴文化当局宣称该刊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事实上，古巴政府也接受了苏维埃政权的资金支持）。《新世界》的确接受了美国资金的支持，其中也可能包含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金，但这本文学刊物在甄选文章时并未由政治因素左右。刊物刊有巴勃罗·聂鲁达和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诗歌——前者是最先声明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家，后者随后成为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39]的代表人物。《新世界》所刊登的文学作品和评论，包括它的负责人的文学作品和评论，都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拉丁美洲新小说风格的出现和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科塔萨尔的父母都是阿根廷人，他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阿根廷长大，在师范学校研修文学并成为一名教师。从1952年起直到去世，他生活在巴黎，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部门。他的童年在比利时度过，后来常居法国，因而他说西班牙语时总带有法语的喉音“r”。科塔萨尔身高一米九几，绅士味十足，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方向。1963年发表《跳房子》前，他已经创作了3部短篇小说合集：《动物寓言集》（1951）、《游戏的终结》（1956）和《秘密武器》。科塔萨尔喜欢探究天马行空和难以解释的东西，比博尔赫斯更甚。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欧洲的年轻人，他们常常面对神奇的情景：一篇小说中，主人公前往巴黎一座水族馆，细细观察一只美西螈（一种墨西哥蝾螈），最后变成或发现自己就是一只美西螈；另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不停地从口中吐出兔子。科塔萨尔成名后，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左翼事业，作为一名懂多国语言、受多重文化熏陶的作家，他可以轻易融入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
《跳房子》甫一出版便大获成功，极为畅销，英文版由格雷戈里·拉瓦萨翻译并于1966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足有600余页，看上去有些令人望而却步。然而，书前有一份“阅读指南”，为读者提供了若干种阅读顺序，以及在155个章节中阅读或放弃哪些的建议（显然，以不同顺序阅读时，其中某些章节可以被“略过”）。科塔萨尔称其为一本“反小说”。
正如书名所暗示的，《跳房子》的阅读过程像是在玩一场游戏，众多短小的章节中常包含报刊文论，如有一篇是从伦敦《观察者》刊物中摘录的，讲述的是男孩的裤子拉链卡住私处的危险。一些章节包含了对其他作者作品的引用。一个章节是完全的胡说八道。一些章节包含了书中人物莫雷利对文学的反思（莫雷利是作者的化身，尽管主人公奥拉西奥·奥利维拉的身份也是一名作家）。可略去的章节为主线提供支撑，而全书的故事情节走的是传统的叙事路线。故事的核心是奥拉西奥对情人露西亚（也就是拉玛加，一个奇怪的女人）的念念不忘，后者是真理的象征。小说开篇即为：“我能找到拉玛加吗？”两人都居住在巴黎，常同一群年轻人在长蛇俱乐部聚会，虽然他们已经不算年轻人了。
小说分为三大部分，其中“在那边”描写在巴黎的生活；“在这边”描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在其他地方”是可以省略不读的章节。奥拉西奥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重逢昔日老友特拉维勒（这位老兄除了名字之外，从不出门旅行[40]）。特拉维勒与妻子塔丽塔同在马戏团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然而，马戏团主把马戏团变卖后买了一所疯人院，他们便一同转去那里工作。奥拉西奥重新发现了他对拉玛加的痴恋，在塔丽塔身上看到了恋人拉玛加的影子；于是，三人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三角关系。
一幕中，奥拉西奥认为自己看到了拉玛加在院子里玩跳房子游戏，而事实上，此人却是塔丽塔。在跳房子游戏里，玩家必须通过投掷沙包跳过一个个小方块到达终点。跳房子有时也被称为“天堂游戏”，是对“生命这场游戏”最恰当（或许恰当得有点过分）的比喻，也很好地象征了奥拉西奥的探寻。他于是开始在自己和特拉维勒之间建造一条精巧但又不太靠谱的“防线”，以防止后者的报复。故事末尾，奥拉西奥在两幢楼之间搭设了一座并不稳固的桥，随时准备跳下。但最终结局如何，作者没有阐明，留下了一个悬念。
正如《跳房子》的副线是一段常规的浪漫故事一样，科塔萨尔的诉求与很多阿根廷当代作家（如爱德华多·马叶亚和埃内斯托·萨巴托）的一样，是在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努力找寻自我身份。也许《跳房子》试图向我们传达的是，嬉戏的风格和幽默的态度是阐释人类困境最有效的方式。与《堂吉诃德》一样，《跳房子》值得在文学史上被大书特书，尽管这部长篇小说渐渐被人们抛诸脑后，而科塔萨尔现在主要以短篇小说家的身份被世人认可。
20世纪5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在巴黎旅居，时任哥伦比亚报纸驻当地的记者，断断续续领着微薄的薪水。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小城阿拉塔卡拉，他很早就放弃了法律专业的学习，成为一名自由写作的记者和作家，居住在令他醉心的加勒比海滨城市卡塔赫纳。在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出版前，他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1955）和《恶时辰》（1962），以及一部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早期的长篇小说后来也得到了重视，但文学性相对一般。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部佳作，其中首次出现了小镇马孔多，后来成为《百年孤独》中著名的故事背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曾短暂造访过古巴，并担任卡斯特罗政府新闻机构（“拉丁美洲社”）驻纽约的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联系一直很紧密，到此时已超过半个世纪。[41]
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他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他终于可以在巴黎、墨西哥城和哈瓦那（由感激的政府提供）拥有自己的公寓或房子。他笔耕不辍，出版了独裁小说《族长的秋天》（1975），中篇小说《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1981）和充满野心的《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1989年《迷宫中的将军》面世，讲述了西蒙·玻利瓦尔的故事；1994年《爱情和其他魔鬼》出版；这两部作品均反响热烈。他以新闻报道风格写就的《绑架逸闻》（1996），描述了哥伦比亚可怕的政治环境，但反响平平。2004年出版的“老少恋”题材的《苦伎回忆录》也备受争议，这部作品似乎也从侧面证明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力的衰竭。
《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在丛林里一座虚构的小镇马孔多，围绕着布恩迪亚一家的百年兴衰史展开。尽管马孔多周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内战、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侵入及剥削、对罢工香蕉工人的镇压和屠杀，都可以在哥伦比亚的历史上找到，但这座小镇的历史更像是整个拉丁美洲历史的缩影：从航海大发现时期，到西班牙征服时期，再到20世纪早期。甚至有人认为，时间开始时万事万物都还没有名字，一切似天堂一般，而后整个布恩迪亚家族由于某种原罪开始兴起，马孔多的故事就是一部人类史。在带领全族走出蛮荒、孕育一代又一代血统错综的家庭的族长身上，有一种《旧约》式的人格魅力。
小说最为人赞叹之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将这些宏大的、传奇的、寓言式的或神话般的故事与点滴流逝的时间、布恩迪亚一家琐碎细微的日常，以及马孔多日常的生活相融合。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叙事者的口吻，叙事者似乎就站在人群中，他与他们一样相信超自然神明的存在。在这样的口吻下，随处都是暗含讽喻的夸张，因为人、物和事件不可能那么大、那么多，持续得那么久。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孤独》是一部极富阅读趣味的作品。另一个反讽元素是特定事件、性格和影射下的文学性极强的人物，以及整个虚构世界里谨慎和有效描绘的自然场景，像极了钟表匠或珠宝匠手中的精美物什。倘若博尔赫斯没有去写短篇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而是去创作一部真正的地方主义小说（而非仿作），或许就是《百年孤独》的样子。
在所有“文学爆炸”作家中，富恩特斯是最富世界性的一位。他出生于巴拿马（而非墨西哥），父亲是一名外交官。他跟随父亲先后在华盛顿和智利圣地亚哥生活，并在墨西哥大学和日内瓦求学。他的英语如母语般流利，法语也相当熟练。富恩特斯在墨西哥复杂诡谲的政坛上十分活跃，曾任外交官（驻法国大使）和国内外要事评论员（并饱受争议）。他创作的小说和大量的散杂文及报刊文字中，展露出对墨西哥身份问题的关注。早期作品中能够看到帕斯《孤独的迷宫》的影子，并且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都对艺术、哲学和评论界的各种趋势和潮流保持密切关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对富恩特斯影响颇深，富恩特斯还受到了西班牙文化历史学家亚美利哥·卡斯特罗的影响。亚美利哥·卡斯特罗认为，阿拉伯和犹太文化在西班牙的历史演变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富恩特斯也认同这一观点，特别是在关于塞万提斯的文章中。他时刻关注最新趋势，对政界和艺术界新人多有扶持。与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他很早就支持古巴革命，在哈瓦那住过一段时间，并从卡彭铁尔的写作中汲取了很多养分（事实上，富恩特斯于1962年发表的最著名的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就有卡彭铁尔的影子）。后来，随着前文提到的帕迪利亚事件，富恩特斯与卡斯特罗决裂。另一部小说《奥拉》也发表于1962年，是对亨利·詹姆斯《艾斯朋遗稿》的致敬，成为富恩特斯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
《阿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