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现代拉丁美洲文学 [15]
及至1958年，卡彭铁尔出版了另两部风格迥异的小说《消失的足迹》（1953）和《追踪》（1956）。前者成为他最为著名的小说，一些评论家据此认为卡彭铁尔拥有了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音乐家和作曲家，为了寻找原始乐器以证明自己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进行了一场深入南美丛林的冒险。主人公兼叙述者发现，人类无法与自然合一，无法与自然周期合一，而此前他宣称，这样的自然周期激发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王国》中的数字体系。卡彭铁尔开始将政治发展进程视作历史的根基和叙事的模式。这成为他随后一部小说《追踪》的写作基础，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名学生积极分子背叛革命同志，被追捕和杀害的故事。
写于1962年的《启蒙世纪》（英译本书名不幸被翻译成《教堂大爆炸》）则回到海地革命时期，但叙事背景更加广阔，包含了加勒比地区、法国和西班牙。
卡彭铁尔在20世纪40年代对自我的重塑，也许是因为他正好在那时阅读了对整个拉丁美洲影响最深远（尽管那时尚未有大名声）的作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的作品促使卡彭铁尔在现代主义带来文坛剧变的同时，对小说创作的过程做出了全新的思考。因为他转向了历史小说，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照搬博尔赫斯的风格，但博尔赫斯将自我影射和自我认知作为小说创作的根基，这对卡彭铁尔影响深远。与博尔赫斯相比，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显然更加本土化，与地域主义创作联系紧密。博尔赫斯则在兼顾阿根廷传统文学的基础上，通过短篇小说创作，抓住了创作的核心。
博尔赫斯的著名作品《杜撰集》出版于1944年，最先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卡彭铁尔此前在哈瓦那、加拉加斯（1945年后）时可能读过。拉丁美洲的小说创作都应感激博尔赫斯——早在他个人蜚声世界之前，就已经对拉丁美洲的文学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博尔赫斯最先以诗人的身份创作。他本人是极端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而极端主义是20世纪2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一。博尔赫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较为显赫的世家，年少时酷爱读书，不爱交际，通过在家自学、在父亲的图书馆阅读、在学校和后来在瑞士进修，完成了完善的教育。在欧洲，他学习了德语和法语；与祖籍英国的祖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他的英语是在家里习得的。凭着对阅读的痴迷和挑剔，在3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同时也是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南方》的创办者和推广者之一。
尽管博尔赫斯在年轻时代有左翼倾向，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对政治运动逐渐失去兴趣，远离了军事独裁主义和共产主义。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和1949年出版的《阿莱夫》奠定了他作为阿根廷（乃至拉丁美洲）顶级作家的名望——尽管在整个欧洲，除法国外，他依然籍籍无名。直到1961年，他与塞缪尔·贝克特共同捧得福门托奖，才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作家之一。
博尔赫斯作品中的元素总是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图书馆、迷宫、镜子、百科全书、其他书籍。博尔赫斯的主题也可谓标新立异：无限、游戏、系统、书一般的宇宙、克制的自谦和具有个人辨识度的智慧或才思——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中，还体现在关于他的各类趣闻逸事中。博尔赫斯常常妙语连珠，他喜欢抨击俗气老套的语言、获得认可的价值观和声誉。博尔赫斯的风格有两个主要特点：坚持简洁和摒弃修辞。他笔下的西班牙语展现出一种英语式的精练。简洁、明了同时也是他的叙事和对待知识的方式的核心。最有野心的理论可以被浓缩成百科全书上的一个词条；他痴迷于百科全书，尤其是《大英百科全书》。他惯于运用数量惊人的形容词，仿佛世界万物正是由这层层属性而非本质堆叠而成；很多时候，形容词里包含了矛盾关系。
“博尔赫斯现象”对很多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约翰·巴思[36]、胡里奥·科塔萨尔、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伊塔洛·卡尔维诺、翁贝托·艾柯、莫里斯·布朗肖[37]、米歇尔·福柯、热拉尔·热奈特[38]和雅克·德里达。同时，博尔赫斯也以自己对经典作家（如荷马、但丁和塞万提斯）特有的阅读方式，回溯性地以写作致敬。高雅、玩笑和讽刺的怀疑，对不可捉摸的事物、谜语、拼图和迷宫的痴迷，以及对类型文学（如侦探故事）的喜爱，构成博尔赫斯的风格和思想最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一套关于写作和阅读的理论，这与约翰·巴思所倡导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不谋而合：这种文学是一种可读性强的文学，它并不否认现代主义及其对19世纪虔敬言辞的摒弃，但又有所超越。后现代主义文学明确表明了自己虚构文学的身份并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构成，杰出代表是卡尔维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
博尔赫斯在1961年成功攫取了世界的目光，两年后胡里奥·科塔萨尔出版了《跳房子》（1963），这本书触发了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和20世纪60年代众多杰出的新生代作家，共同活跃在文学舞台的中央：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28—2014）、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1928—2012）、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秘鲁，1936— ）、何塞·多诺索（智利，1924—1996）、何塞·莱萨马·利马（古巴，1910—1976）和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古巴，1929—2005）。科塔萨尔（1914—1984）和博尔赫斯同为阿根廷人，最初的作品发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编年史》刊物（巧的是，该刊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博尔赫斯运营），他本人也深受博尔赫斯创作风格的影响。但科塔萨尔和多数其他作家与博尔赫斯最显著的区别，体现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上，尤其是对待古巴革命的态度。古巴革命于1959年获得成功，成为拉丁美洲文学关键的推动因素之一。
一场古巴革命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目光的焦点。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结得都更为紧密，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联结了全世界。卡斯特罗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权后面向大众演说的画面，无延时地进入全世界人民的视野。画面中这位留胡须的年轻革命家带领一群杂牌军打败了政府的正规军（其中还出现了阿根廷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身影，他的影像和话语像卡斯特罗的一样广为流传）。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共同象征了一种拉丁美洲闻所未闻的政治理念和军队思想，它是那样自由，与军装整齐、昂首阔步的将军形象所代表的“官方”相去甚远。卡斯特罗及其团队似乎与任何已有的政治团体都不同。他们迫切希望取得本岛的独立并建立共和制。他们的革命是一场民族主义者的革命，与阿尔及利亚等国为挣脱殖民主义桎梏所进行的努力颇为相似。革命之火熊熊燃烧，古巴革命由此被视作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的先锋。
古巴革命就像新纪元黎明的一道曙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投身其中。欧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住在哈瓦那附近，似乎也短暂地被这种情绪所感染。让—保罗·萨特很快访问了古巴。自1945年起一直居住在加拉加斯的卡彭铁尔，也搬回哈瓦那居住。聂鲁达也造访了古巴。随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和巴尔加斯·略萨也纷纷前往古巴。古巴首都随即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中心，甚至成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中心。
新政权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创立了不少文化机构及刊物来宣传革命热情。其中《革命报·星期一》是一份每逢星期一刊发的小报，由官方报纸《革命报》印发，并由此得名，订阅人数空前。报上刊载了大量古巴及世界各国各类作家的作品，负责人为令人瞩目的新人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他本人曾为20世纪50年代著名周刊《卡特尔》撰写影评。
旗下拥有同名刊物的“美洲人之家”，是一个旨在团结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文化组织。它举办文学探讨会，分不同体裁颁发文学奖项，并积极邀请文学界和其他艺术界人士访问哈瓦那。（如自《美洲人之家》刊物第26期，即1964年起，开始刊登阿莱霍·卡彭铁尔、胡里奥·科塔萨尔、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埃内斯托·萨巴托、卡洛斯·富恩特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安·戈伊狄索洛、伊塔洛·卡尔维诺、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的作品。）由此，作家联盟形成了，并开始颁发奖项。“非洲—古巴”风格诗人尼古拉斯·纪廉被推举为主席。所有这些文学活动都没有白费：哈瓦那成了当时拉丁美洲艺术和文学的中心，与巴黎、巴塞罗那、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遥相呼应（甚至更胜一筹），因为这群文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形成了政治上和美学上的同志情谊。
当卡斯特罗的政权逐渐稳固，并开始对苏联表现出亲密倾向时，对其文化政策的热情渐渐减退。1961年，《革命报·星期一》在一次国家图书馆会议后宣布停刊。卡斯特罗宣布，革命范畴内的一切都将大力推行，而与革命精神背道而驰的则一律禁止。数千名疑似同性恋者被送往集中营，其中就有不少艺术家。古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就包括卡夫雷拉·因方特。1967年，诗人埃维尔托·帕迪利亚凭借作品《游戏之外》获得官方授予的文学奖，却在其后遭到谴责并锒铛入狱。这些事件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中激起了不满，很多人就此与卡斯特罗决裂。但其他一些作家，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科塔萨尔，依然坚定地站在卡斯特罗政权一边；卡彭铁尔也是如此，他后来还曾担任古巴驻巴黎使馆文化专员，因而可以安逸地观察国内的纷争，避开了哈瓦那正在变得不利的生存状况。
聂鲁达因在纽约参加了一个笔友俱乐部的聚会而被哈瓦那的文化政治委员抨击；他在愤怒之下，决心远离卡斯特罗政权。在后来的自传中，他不无嘲讽地提到了卡斯特罗政权的一些拥护者，其中包括卡彭铁尔。在塞沃罗·萨杜伊、雷纳尔多·阿里纳斯、安东尼奥·本尼特兹·罗霍、帕迪利亚等一批作家流亡后，1959年后兴起的这个由年轻（或并不太年轻）的作家组成的群体逐渐走向衰微。莱萨马·利马毕生在哈瓦那生活，受到文化当局的排挤。纪廉去世后，作家协会的领导者逐渐由一些声名并不卓著的人士接任。但古巴革命最初对古巴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随后小说界的“文学爆炸”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富恩特斯和